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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郡年记-沙乡年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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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一种经验能让我们想起“土壤—植物—动物—人”这一食物链的依存关系，或者想起生物群系的基本结构，这种经验就是有价值的。文明的进步让各种机械和媒介干扰了人与土地的基本关系，导致人们对土地的认知日渐模糊和偏颇。我们以为是工业在养活我们，却不知道是什么养活了工业。以前，教育也曾让我们亲近而非远离泥土。例如，有一个童谣讲述的内容就是一个人带一张兔皮回家给婴儿当睡袋，诸多类似的民谣和故事都可以重新唤起记忆，并告诉人们，人类曾经依靠自然狩猎来维持家庭生计。
第三，如果一种经验能够彰显被统称为“狩猎道德”的伦理准则，那么这种经验就是有价值的。人类改进狩猎工具的速度超过了自我完善的速度，“狩猎道德”就是主动限制人们对这些先进装备的使用，从而在追逐猎物时发挥技巧的作用，减少器械的作用。
野外生物的伦理学具有其特殊的一面。通常来说，没有观众会为狩猎人的行为喝彩或对其进行指责，猎人不论做什么都是出于自己的良心，而非为了旁观者们。无论怎么强调这个事实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我们需要铭记的是，主动遵守伦理准则可以提高猎人的自尊，如果漠视或违背伦理准则就会使猎人走向退化与堕落。例如，狩猎准则其中的一条公约是不要浪费好肉。不过现在的事实却是，威斯康星州的猎鹿人每次都能合法猎取两头雄鹿，却都至少会杀死一头母鹿或一头幼鹿，猎人带走公鹿，而把母鹿或幼鹿的尸体随意抛在森林里。可以说，约有一半的猎人会见鹿就杀，直到射中法律允许猎杀的公鹿为止。遭到非法猎杀的鹿就这样被留在它们倒下的地方。这样的狩猎毫无社会价值，而且会使这些猎人习以为常，进而在其他狩猎领域违反职业道德，亵渎伦理准则。
因此，拓荒精神以及与土地有关的经验似乎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没价值，或者有更大价值；而在伦理道德方面则可能存在负面价值。
这也基本界定了我们植根于户外的三种文化食粮，但并不意味着文化因此获得了滋养。价值萃取从来都不是自发的，只有健康的文化才能吸收养分并得以生长。那么，我们目前的户外娱乐滋养我们的文化了吗？
拓荒时期产生了两种理念，一是“轻装上阵”，二是“一颗子弹，一头公鹿”。这正是户外活动体现出的拓荒精神的实质。当年的拓荒者们必须轻装上阵。因为那时交通不便，资金不足，没有重型武器，射击就要讲究既经济又准确。其实，人们开始接受这两种理念时都是因为别无选择；生活所迫造就了美德。
不过，这两个不成文的法则后来发展成了户外活动准则，成为户外活动者自觉遵守的戒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立、刚毅，重视野外生活能力和枪法等独特的美国传统。这些理念虽无形，但并不抽象。罗斯福总统是出色的狩猎家，这倒不是因为他在家里挂起了很多战利品，而是因为他用狩猎这种无形的语言表达出了无形的美国传统与精神价值。在斯图尔特·爱德华·怀特＇7＇的早期作品里，我们可以找到更微妙、更准确的表达。基本上可以说，这些人了解文化价值，开创了文化价值的发展模式，从而也就创造了文化价值。
随后出现了机械制造者，或者说出现了售卖户外活动用品的商人。这些人用各种新颖奇特的户外活动产品把美国户外活动爱好者装备起来。这些设计原本是自立、刚毅、野外生活能力和枪法的辅助品，结果前者却常常替代了后者。新装备塞满了口袋，或者挂在脖子和腰间的皮带上。卡车和旅行拖车也满载着各种户外装备，没有一种装备不是越来越轻便精良，然而如果把所有的装备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数量惊人的负荷。每年的装备交易量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被人们作为“野生动植物的经济价值”认真公布。但是这些做法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
最后我们再举一个猎鸭者的例子。他坐在一艘铁船上，躲在充当诱饵的人造鸭子后面，自己不用劳神费力，这艘哒哒作响的小型机动船就会把他带到埋伏地点。如果寒风刺骨，罐装的化学燃料可以供他取暖。他试图模仿一种他希望的具有诱惑力的声音，在家时他从唱片上学到的，于是便用一种鸣叫器向飞过的鸭群喊话。鸣叫器没什么意义，不过诱饵还是发挥了作用，一群鸭子盘旋着飞了过来。一定要在鸭子绕第一圈的时候就开枪，因为沼泽里还埋伏着很多带着类似装备的猎人，他们可能会占了先机。鸭群离他七十码时，他就必须扣下扳机了，因为他那杆枪的瞄准器已经设置成无限远，而且从广告上得知他的超级Z式子弹射程很远。随着一声枪响，子弹在鸭群中炸开，几只被打断了腿的鸭子掉下来，不知会死在哪里。我们能说这个猎人在猎杀过程中感受到什么文化价值了吗？或许他只是在为水貂提供食物吧？下次从埋伏地点开火的人与鸭群的距离会是七十五码，不然还能用别的方法猎到鸭子吗？这就是当前的猎鸭方式，是所有公共猎场和许多狩猎俱乐部都在采用的典型模式。哪里还有“轻装上阵”的理念和“一颗子弹”的传统呢？
这些问题并不很容易回答。罗斯福不曾小看现代的来复枪，怀特也经常使用铝锅、尼龙帐篷和脱水食品。但他们只是适当地接受和使用各种器械，只把它们当作辅助品，并没有成为机械用品的奴隶。
我不想假装知道怎样才算适当使用工具，我也不知道恰当与不当使用器械的界限在哪里。不过我可以明确地说，器械的起源与其自身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手工制作的狩猎工具和户外生活用品不但不会破坏，反而会加强人与自然的关系。用自制的鱼饵钓鳟鱼，你除了能收获鱼之外还能收获快乐。我自己也会使用工厂制造的小器械。但花钱买来的这些玩意不能无限制地使用，否则就会破坏户外活动的文化价值。
并非所有的户外活动都和猎鸭一样堕落。美国传统精神的捍卫者还是大有人在的，或许弓箭运动和鹰猎的复兴就代表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总的趋势是机械化程度在加深，文化价值随之萎缩，尤其拓荒者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的约束也在逐渐淡化。
我感觉美国的打猎爱好者是困惑的，他们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既然更大型、更优良的设备有益于工业发展，为什么就无益于户外休闲活动呢？他们还没有明白，户外休闲基本上应该是自然的、返璞归真的，这些娱乐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娱乐与工业的反差对比之中。过度机械化无疑是把工厂迁入了森林或沼泽，从而破坏了这种反差之美。
没有哪个人会告诉狩猎者出了什么问题。关于户外活动的报刊杂志已不再为户外活动代言，而成为户外用品的广告牌。野生动物管理者忙于生产供人射击的动物靶子，无心关注射击背后的文化价值——从希腊将军色诺芬＇8＇到美国总统罗斯福，都说户外活动是有价值的，既然如此，人们理应承认这一价值是永存的。
对于不使用枪支火药的户外活动，机械化的影响又是另一番景况。现代的望远镜、照相机和铝制的鸟脚环等物品，都不会破坏鸟类学的文化价值。如果没有船外马达和铝制小舟，钓鱼的机械化程度也远远低于各种狩猎。但是另一方面，机动化交通只留下支离破碎的原始野地，破坏了野外活动的乐趣。
在边远林区用猎犬来猎狐狸，或许体现了局部的机械化入侵，但没有破坏文化价值。使用猎犬是最纯粹的狩猎方式之一，它具有真正的拓荒精神，表现了人和自然之间最直接、最美妙的关系。狐狸会被猎人有意放走，这也体现了猎人在狩猎道德上的节制。但如今人们却开着福特车追逐狐狸享乐！狩猎的号角与破旧小汽车的喇叭声交织在一起。不过，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发明机器猎狐犬，或者不会有人在将一支多管猎枪用螺丝拧到猎犬鼻子上，也没有谁会用留声机或其他省力的捷径教别人如何训练狗。在狗的王国里，制造商们已经无计可施了。
其实，把户外活动的弊病全都归咎于这些辅助用品，是不太恰当的。广告商在推销产品时会用尽各种浮夸的说法，但这些说法很少像实物一样诚实，尽管二者可能都没什么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指引户外活动爱好者该去哪儿的专栏。知道哪里有打猎或钓鱼的好地方，本来是一种非常私密的个人财产，就像鱼竿、猎狗和猎枪一样，是个人出于善意借出或赠予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把它们放在体育专栏上为了发行而叫卖，就是另一回事了。而把它作为免费的大众服务提供给所有的人，显然更是一件奇怪的事。现在甚至自然资源保护部门都在公然告诉人们，哪里能钓到鱼，哪里会有野鸭为了觅食而冒险停下来。
所有这些混乱情况都表现为把户外活动中的个性因素非个性化。我不知道正确与不正确做法的分界线在哪里，但我认为，户外服务信息的指向已经超出了理性的范围。
如果推荐狩猎和钓鱼的地方情况确实不错，那么户外服务指南吸引的人数能达到理想的数量。但是，如果狩猎和钓鱼情况不佳，登广告的人就必然会诉诸更强有力的手段，比如钓鱼摸彩，即在养殖鱼的身上拴上号码，钓到有中奖号码的鱼就能拿到奖品。这种集科学和台球房技巧于一体的怪异做法，让本已近乎枯竭的湖泊又面临过度垂钓的命运，只有地方渔业商会的成员才会感到得意和开心。
如果野生动物管理人员认为自己和这些事情无关的话，只能说他们太懒散了。生产商和推销员是同类人，都是一路货色。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试图通过控制环境条件，在野外养殖可供猎取的猎物，从而把打猎的形式从追逐转为饲养。发生的这种转变，对文化价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必须承认，拓荒精神和自由开发之间是有历史联系的。丹尼尔·布恩对农作物的收成没有耐心坐等，对野生动物的产量更是如此。而持传统观念的猎人不愿接受生产猎物的想法，这或许也是坚守拓荒者价值观的体现。生产猎物的想法受到抵制，或许是因为违背了拓荒精神的自由狩猎传统。
机械化破坏了拓荒精神与价值，也无法为后者提供文化替代品，至少我这样认为。然而，野生动植物养殖或管理的确为此提供了替代品，即野生资源管理。在我看来这一替代品至少具有相同的价值。它在提醒人们不要忘却和土地的关系。另外它还包含道德的约束。在不对食肉动物进行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猎物管理，需要更高层次的道德约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猎物削弱了拓荒精神，但却强化了其他两种价值。
如果我们把野外视为冲突的场所，异常活跃的机械化进程与完全处于静态的传统价值观在此互相对决，那么，文化价值的前景的确黯淡。但是，我们的户外活动观念为什么不能像一系列机械发明那样蓬勃发展呢？是不是拯救文化价值需要积极主动地采取攻势？我个人的见解是，目前采取攻势的时机已经成熟。户外活动者可以为自己决定未来的局势。
例如，过去十年间，就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户外活动形式。这种活动既不会伤害野生动植物，也不会使人沦为现代机械设备的奴隶；同时还克服了活动区域受限制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承载人类活动的能力。这种活动对动物猎捕数量没有限制，也不设禁猎季节的时间；它需要的是教师而不是监管员；它需要具有最高文化价值的现代森林知识。这种活动，就是野生动植物研究工作。
最初，野生动植物研究只限于专业人员。难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必须依靠专业人员来解决，但是仍有许多问题适于作为个体的业余爱好者去研究。在机械发明的研究领域，业余爱好者早就参与其中。而在生物学领域，人们才刚刚意识到业余研究同样具有娱乐价值。
业余鸟类学家玛格丽特·莫尔斯·尼斯在自己的后院里研究北美歌雀。她已经超越了许多鸟类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成了鸟类行为研究的世界级权威。银行家查尔斯·L·布罗利出于兴趣给鹰上了脚环，发现了当时还无人知晓的事实：冬天鹰在南方筑巢，然后到北方森林去度假。在曼尼托巴平原种小麦的农场主诺曼和斯图亚特·克里德尔对研究农场上的动植物群有浓厚兴趣，由于通晓当地动植物成长与生长周期的科学知识，他们成了该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新墨西哥山中的牧牛人埃利奥特·巴克写出了最好的有关美洲狮的书中的一本，这本书为研究这种难以捉摸的猫科动物提供了很好的科研素材。不要单纯地以为这些人寓工作于游戏之中，在他们看来，最大的乐趣便在于观察和研究未知的事物。
目前大多数业余爱好者所了解的鸟类学、哺乳动物学及植物学，与该领域的专业研究相比，只是幼儿园的水平而已。原因之一，就是整个生物学教育（包括野生动植物教育）的结构设置都是为了保持研究领域的专业垄断。业余爱好者只能进行虚拟的研究旅程，只能去证实专家已经知道的事情。需要让年轻的业余爱好者有这样的理想：一艘知识之船就停泊在他们心中的船坞里，这艘船也可以在大海上自由航行。
我认为，推广野生动植物研究是野生动植物管理行业面对的最重要的工作。野生动植物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尽管目前只有少数生态学家能够看到这种价值，但它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具有潜在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动物群具有一些行为模式，个体动物可能无法意识到这些行为模式，却帮助完成了这些模式。例如，兔子并不知道生命的循环，但它却是这个循环的载体。
我们无法在个体身上或在短时间内明了这些模式。即使对一只兔子进行最全面、最谨慎的研究，也无法了解生命的循环。必须投入数十年左右的时间对大量动物进行研究，才能帮助我们确立生命循环的概念。
这会让人想到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种群是否也存在我们尚不知晓的却由我们协助构成的行为模式？暴乱和战争、骚动和革命是否反映了人类的行为模式？
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把人类的集体行为诠释为由个体有意志的行为汇聚而成的结果。比如，外交学认为，某个政治团体的团体精神取决于其领袖的个人特质。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把整个社会视为某个历史进程中的玩物，而我们对进程的了解大多是滞后的。
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与兔子的社会进程相比，人类的社会进程具有更多的意志内涵；但我们也可以合理地认为，作为物种的人类，对自身的某些群体行为模式还毫不知情，这是因为人类所处的环境还未唤起人们对这些模式的感知，此外我们也可能误读或曲解了群体行为模式。
这种对人类群体行为模式理论的疑惑，使人们对唯一可与人类类比的高等动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为这些动物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埃林顿＇9＇等人曾指出高等动物的文化价值。但数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无法开启这丰富的知识宝库的大门，因为我们还不知该从何处进入或怎样进入。现在，生态学正指引我们在动物群里寻找我们自身问题的相似物。通过了解生物界中某一小部分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大致猜测整个系统的运作形式。挖掘这些更深层次的内涵，并对其进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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