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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阴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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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间里我打开了个人通讯机，像往常一样有一连串的消息在等着我，那都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传输过来的。
９：０２ 汽车公司尼迈耶尔
９：０７ 德意志电信公司
９：１１ 家具公司卢格尔
１２：３５ 安妮玛丽·博特
１７：３４ 沃维森市场西２区
汽车公司的尼迈耶尔和他的供货建议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半天。自从我搬来以后，他以持久不衰的韧劲每隔两天就给我发来广告，向我兜售旧汽车，可是我不想要汽车。现在时髦的什么星级、特级、超级、顶级供货，我统统看都不看一眼，就把它们用鼠标扔进了废纸篓。
电信公司每周一次报来结算单，那就意味着花钱。反正在我的线路上所进行的一切都是要花钱的，首先我每天晚上在世界信息网上的漫游就要花费我一大笔钱。
对家具公司的卢格尔，我是期望能尽快知道我期待已久的壁橱的交货期，可是他们却一个劲儿地向我唠叨沙发椅的全套装饰件的广告。那套东西只能用来装饰一张沙发椅，可我从慕尼黑随后就能运来一套。
我又很快核对了一下我买东西的账单，然后给我母亲拨了电话。
她的声音显得很疲惫，我为她提供了可视图像，可她不想见到我。
“那样会让你花很多钱，我的孩子。”她说，“我还是跟从前一样，而你自从上次走了以后，也不会再长大了。”
“长大？”我问。这种类似的幽默在她是很少有的。
有很多次我都希望，刚好碰上她有好的心情，我们两个都给对方一次机会，可她总是从一开始就固态复萌，长吁短叹。
这是一个礼貌的问题，在同自己的母亲通话时向她提供可视频道。可每一次我都很高兴，因为每一次她都把图像关掉。也许她已经猜到，我对她的唉声叹气是习以为常了。为了让我自己躲进一个避风港，当她给我啰嗦菲斯滕菲尔特的坏天气时，我就给面色抹黄油，当她从头到尾给我介绍她的收支流水账时，我就给自己削一个苹果。
“那很快就会好的。”我会说，要不我就说，“现在你也不要激动，要是换了别人，情况也不会两样。”
同她分开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懂得，她是不期望听到任何答复、任何劝告、任何建议的。她所希望听到的，只是种种关于厄运的消息，可她自己为了逃避这些厄运，却没完没了地唠叨她身边那些平淡乏味的琐事。
电话打了足足有一刻钟，然后她突如其来地提了一个问题：“你把什么都弄妥当了，是吗？”
“啊，是的。”我一边把盘子都放进洗碗机，一边说，“我挺好的。”
“自从你住在这么高的地方，我就为你担心。”她说。
“你有空来一趟吧。”我说，“那样你就看见我们平平安安，这里的一切都没危险。”
我这么说是让她不要担心，其实她是不会来的，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离开菲斯滕菲尔特了，在那些年里她甚至都没出过家门。
“那么，改天再说吧。”我说。她又给我发来几条关于线路的好建议，然后她就跟我提外①了。
【① 这是音译，意为在键盘上关闭通讯时用的键名。】
谢谢。
用个人通讯机０７０１１３０８５５０００３进行语音通讯，安妮玛丽·博特
收费表Ｎ３
区域６００，通话２２分钟话费１７．４２欧元
然后是一片寂静。我知道，接下来的将是一个在电视中度过的夜晚。快八点了，八点钟的时候在ＡＲＤ频道是新闻，从２０００年开始都是这样。新闻无非就是一座悬崖，我从这座悬崖上跳下去，落进电视的汪洋大海里。我不想成为一个电视白痴，所以我对自己发誓，决不在八点钟之前让那个方方的机器播放电视节目，除非电视里播出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可是，电视什么时候播出过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呢？每天晚上八点钟以前我也把我的终端机当成电话，预订、订票、打游戏、打电脑和上网、听ＣＤ，有时也用做语音收听，可从来没有当电视用过，我在八点钟以前不看电视。
弗里德里希·克拉伦的脸出现了。每逢克拉伦播新闻，我总是兴高采烈，那就像在家里看一场戏，至于人在哪儿就无所谓了。
在马科隆出版社的时候，我曾有一次受命到过温尼伯①。那种事说来也是够奇怪的，我作为一个统计员离了家居然没事可做。当时那可是一项少有的计划，已经有好几个人进行过调查，可是他们在温尼伯的这家公司里调查却没有取得进展，因为这种调查与其说是有关人的，倒不如说是有关他们的数据的。可是，突然一下子飞过来这个叫博特的家伙，特别擅长对付这类事情。他们为我在这个城市的市郊找了个旅馆。我可不能说我住过很多旅馆，能对它们的好坏作出比较，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我住进了一个最劣等的蹩脚旅馆，这样的旅馆就是我们的旅行部也会摇头的。
【① 温尼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省会。】
那段日子可真叫人不寒而栗，没有人愿意同我谈谈事情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把我撵走，也没有人请我吃饭。自从我在阿尔托尔快餐店吃了一口油腻腻的饭以后，我就一直呆在我的糟透了的房间里，听着外面的汽车声，听着外面不知从哪儿开来的火车声，听着门开门关的砰砰声，人们在尖声叫喊或是窃窃私语，还有从那个散发着霉味的旅馆酒吧里传出来的听腻了的音乐。
那时候我也像今天一样打开了电视机，在卫星频道上选择了ＡＲＤ。ＡＲＤ频道那时候正播映着夜间新闻的最后一则消息，那时候是两点半，整个欧洲都在睡梦中，只有弗里德里希·克拉伦还醒着，他那明亮、友好的目光一如往常。他直视着我，我虽然身处世界的末端，却有一点点在家的感觉。
那时候他就和每天晚上一样，总是用一句“我祝愿您在您注视着我们的地方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来道别。
从那以后，这句话每天晚上都碰到我的灵魂中那个软弱敏感的地方。
在沃维森此时正是八点。克拉伦在播讲新闻，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无非就是经济危机的发展在不断加速，穷国正在向我们步步紧逼，它们正以各种各样的战斗扭住我们，每天向欧洲的边界推进。再无非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开始是很适宜上镜头的那种恐惧，紧接着又是如释重负的表情，因为她的孩子在阿尔卑斯山失足滑进一个深谷，在那里呆了十七个小时后才得到营救。接着是天气预报。我把我的屏幕分成两半，让右边的这一半罗列一串视频可呼电视的故事影片目录。
您等来的是欧洲中部的暴风和大雨，到处是恶劣天气，只有我们的玻璃穹顶下一切如常。在爱尔兰乌云已经消散，西海岸甚至已是天朗气清。这是一个老习惯了，诺拉和我总是注意爱尔兰的天气情况。在慕尼黑的时候我们会坐在绵绵细雨中，希望能领略到丁勒海湾的风暴和带咸味的气息。我们总是这样一心想着别处。
视频可呼电视没提供什么新的节目，上映的只有《卡萨布兰卡》，收视价是４．９９欧元。这倒是挺便宜的，不过这种蹩脚货我已经看过十遍了，再花一个欧元看一遍也太多了。再看看流行的片子，十个欧元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最新的好莱坞或巴伐利亚片子要花２９．９５欧元。一个人过一个平平常常的晚上要花这么多钱，我吃不消。
在布拉格是阳光灿烂，人们已经坐在公园里，巴黎笼罩在雾中，跟柏林一样。
我决定了，今晚不看视频可呼电视节目，我必须省钱，家具在我的开支计划中已扯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我把平常的电视节目都列了清单，现在我可以很好地来使用电视了。我自己知道什么节目里有什么。当天气预报以巴基斯坦最新的洪水大灾难的画面结束时，我把节目列单关掉，开始转换频道。
快到九点的时候我就徘徊在那个了不起的戈尔斯的节目上了。我讨厌这个人，讨厌他的娱乐节目。他倒是有办法让大家都讨厌他。《鼓起勇气一起干》这个节目播出至少已经有十二年了，一直是由这位了不起的戈尔斯解说的。十二年之久，人们不断地走进演播室，到他那里去忍受屈辱、受他的嘲讽、被他辱骂、让他的唾沫喷到脸上。据说这个戈尔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有酗酒的问题了，可是，他非但没有从屏幕上消失，反而把酒也做到节目里来，在播出时醉态百出，跌跌撞撞，在演播厅里辱骂观众，还破口大骂和他一起演出的同事。人们可以控告他，让他道歉，还可能得到十万欧元的赔偿。可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试图这样做，线路就占线了。
我咕咚咕咚地把我的第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喝下去，然后继续看电视。戈尔斯跟在一位女参赛者的后面喊：“看看她怎么摇晃她的屁股，你们也不要待在原地不动了。”那个女参赛者转了个身，向他扑了过去，使劲儿掴了他一个耳光。演播厅里的观众都怪声怪气地嚷嚷成一片，戈尔斯却给了她一个飞吻。“谢谢您，心爱的。”他大叫，“我需要这个耳光。”他给她加了１０分。她一口唾沫吐在他面前。
我不停地转换频道，可我又一次次地回到戈尔斯这边来。我已经在喝第四杯波尔图葡萄酒了，那个戈尔斯也已经硬着头皮喝了半瓶威士忌了。他吵吵嚷嚷地把摄像机对准酒瓶上的标签，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家伙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收视率，这个国家期待着他喝得酩酊大醉，这样就会为他创造一个最终的收视率。他会即刻醉得不省人事，最好得到解雇通知。急救医生会风风火火地赶到舞台上，先往他那张蜡黄的、销蚀的醉鬼的脸上瞥一眼，然后再把镜头摇向那个威士忌酒瓶，他们在大厅里的观众的大呼小叫声中把他抬到幕后。然后他死了，这个大伟人戈尔斯，他的垂死挣扎被实况转播，使他成为第三个千年里最伟大的表演大师。这下可好了，大伟人戈尔斯！我为我们共同的恶习而喝干了我的第五杯波尔图，又把频道转到亚德里亚电视台。对这个频道我曾经短暂地留恋过，这是个意大利的有点儿绵绵色情味的小频道。他们在射门中总是有那么美丽的黑眼睛在转动。亚德里亚电视台没有德语节目，在我听起来这种叫人心烦的呻吟像是用意大利语讲的。他们摸摸索索，叽哩咕噜，翩翩起舞，可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于是我又继续转换频道。
十一点过了，所有的频道都开始播映夜间影片，三个西部片，四个反间谍片，一个警匪片。还有一些东西这么让人费神，在十一点我可受不了，所以我就浏览一些游戏节目，再在一个不列颠的夜新闻频道上看看那个悬崖下的孩子和他的精神失常了的母亲，然后我又转到那个意大利的射门者的节目上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以２：１的比分领先于曼纳队了。
差一刻就是午夜了，我的计时器关闭了，这是我残存的自律约束。我在这个时候上床睡觉，那么明天在工作时还能保持清醒，把自己吸引到屏幕上的数字队列里边来。我可以用那张π卡把时间再拖延下去，那样不会花费我的钱，顶多不过失去一点点自我尊重。不过我不那样做，我进了浴室，疲惫不堪地赖在莲蓬头底下，然后脑子里想着那双发疯一样旋转的黑眼睛，躺到了床上。
人也许应该像卫星上发射出来的电视波束那样，只要一掀按钮，就到了想去的地方，就到诺拉的床上去了，在好几个小时里感觉到她的体温，她脊背的温暖。或者“嗖”的一声就跨到了亚德里亚，不，不到亚德里亚，到丁勒海湾，跟诺拉一块儿去丁勒海湾。就像几年前一样，又像后来我们重又做过的——最后一次做的那样，为了在那儿呆一个星期飞到那儿去。诺拉哭了，她背朝上趴在沙滩上，双手抠进沙子里。她在大西洋的沙滩上嚎哭，因为我听不懂她的凯尔特语。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又飞回了家，可是她的心还像以前一样留在了爱尔兰。
公寓楼里静悄悄的，喷气发动机关闭时轻轻的叹息般的声音这个时候也听不到了，但隔壁房间里的音乐还点点滴滴地透过墙壁轻轻地传过来。
我翻过身转到左侧，波尔图葡萄酒起作用了，就像往常一样。
是啊，先生，您说的是对的，酒精不会使事情变好的。不过我想，正是因为孤独对酒精起了作用，而不是相反。后来也许是酒精造成了孤独，可是最早还是孤独带来了酒精，所以才会这样，是吗？
第三天
我曾经开诚布公地说过，先生，您认为，我用我的废话来让你觉得无聊乏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次审问，对吗？如果您能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可以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给您说。您坐在这里才第三天，而我呢，今天夜里突然感觉到，我对您怕得要死，而我的饶嘴多舌到最后才会给我带来不利，很可能还会有别的麻烦。不过，也许是因为每天夜里冥思苦想得太多了。
怎么，您在这里神经也并不轻松？惟一真正使您感到神经紧张的，恐怕是因为不停地称呼您先生吧？对不起，先生，不过有人对我说，对欧洲法院来的检察官要称呼先生，除此之外，我还能称呼您什么呢？
此话当真？我真的应该跟您讲法语？您是法兰西人吗？您的德语讲得很地道。这真叫我惊奇。不过，要是我时不时地弄得颠三倒四，请您原谅。这都是因为这该死的单身牢房。那么，我现在就继续往下讲吧，弗朗索斯。真奇怪，您叫这个名字。看来一切都要改变，我叫图波尔，这您已经知道了。
星期六的上午莎拉来了。我正坐在那里吃午餐，她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我还没穿外衣呢！她做出一副和蔼的样子，也是为了让我吃一惊，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正在路上呢，因为我想，我只能每次都这样匆匆忙忙的……”她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可从她在屏幕上的神色，我却觉察出一定有什么事儿出了岔子。
我住进这所新房子以后，还没有来过客人，所以，我必须首先，也是第一次查看一下“帮助”菜单，看看我该用什么方式为陌生人打开电梯。这实在是举手之劳，只要调出“来访程序”就可以了，这样，所有的门不用卡也可以为来访者打开，电梯开到底层，打开门让客人进来，把他们送到要去的楼层。
我点了相应的图标，慌里慌张地寻找我有客人来时应该穿的裤子和几件破旧的衣服。突然屏幕又通知我，莎拉早已经站在门外了，接着电梯就对这条消息发出通报，说并没有来访者，它不能开动。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弄明白，原来莎拉和孩子们并不在大门那里，而是站在入口处的地下停车场里。我又点了“来访层别一负１”
事情才显得顺利了。我利用这点时间，想把昨天夜里弄出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除掉。孩子们已经蹦蹦跳跳地从电梯里冲出来，单身公寓的那种沉闷和寂静被他们兴奋的尖叫打破了。在莎拉的眼睛里是愤怒和无可奈何的神情，可她却嘲笑我张惶失措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
“该出什么事儿吗？他们该轻点儿——我是说孩子们，这儿的人可能还在睡觉！”
这两个孩子，一个是雷姆，五岁，另一个是莱奥娜，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他们把声音降低了有眨一下眼睛那么一会儿。
“好一个魔鬼屋呀！”莎拉说。
可是，这种对单身公寓的状况所表现的惊讶，比对我不冷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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