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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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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海生是在第四监区服刑。为便于管理，各监区又被分为4个分监区，又称分队。8年时间里，吕海生每天的工作任务是做手套。制作手套的工厂由监狱和一个高州籍老板合伙经营。
提及监狱内有关“花钱买减刑”的事情，吕海生仍愤愤不平，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监狱内每年都会有几批减刑机会，每批都有四五十个名额，“大家就都争着去买。”据他所知，在某监区，就有人花了五六千元减刑18个月，在他服刑的第四监区，有人花钱减一年刑，还有人花钱减刑15个月。
这当然不是吕海生在高墙之内经历的全部，“现金流行，犯人打手机，吸食白粉，都是我亲眼所见。”
“网特”事件
出狱一年后，吕海生便跟等他整整8年的女朋友结了婚，曾经的牢狱生活绝少被提起，面对本刊记者，他决定公开那段经历，一个背景是发生在茂名监狱的“网特”事件以及有关部门对该监狱的整治。
8月17日上午，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许珂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在今年3月，互联上出现了一篇举报茂名监狱管教混乱与狱警贪腐的帖子，“暴露出的问题很严重”，广东省纪委、司法厅、监狱管理局等几个部门会同茂名市纪委，迅速组成调查组，于4月进入茂名监狱调查，“涉及的人员比较多。”到目前为止，调查工作仍未结束，“一些大的案子已经查了，涉及管理的事情，也正在查。”
在茂名监狱，这个事件被称作“网特”事件，至今，这篇题为《广东茂名监狱惊天黑幕》的帖子仍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全文7000多字，详细列举了狱警纵容犯人吸毒、买卖刑期、买卖服刑岗位等20余起事件，材料称，“由于领导干部多年来极端**及有关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力度欠缺，导致了今天狱内犯人群体中手机泛滥、毒品横行、现金通行等严重问题。”
举报材料还总结说，茂名监狱领导干部“群体职务犯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整理犯人减刑、假释材料和保外就医；犯人特殊工种安排；犯人违规违纪处理；犯人日常考核和评奖；犯人调配队别，等等。
许珂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及，“这个帖子还算了一组数字，金额庞大，省里很重视。”
新投犯人进入监狱服刑的第一站是在集训监区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集体队列等培训，之后再被分配到各个监区进行服刑改造。这份举报材料说，伙房、医院以及集训这三大监区乃是犯人最为向往的地方，于是，新犯在集训监区进行培训期间，集训监区的领导及其他一些跟监狱上层领导有较好关系的科室或监区领导，“使出浑身解数来拉拢一些较有钱的犯人”，让他们的家人送钱来，以留在这三个监区服刑。
举报材料详细罗列了在上述三个监区服刑的价格：在2003年2005年，集训监区是4000元8000元；医院与伙房两个监区是8000元12000元。这份材料还缜密地计算出，监狱在减刑、假释、贩卖工种三个方面，每年“集体索贿”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此外，犯人用于摆平违法违纪违规的费用每年也以百万计。
前刑警队长的回忆
1998年5月，曾任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长的林振基进入茂名监狱服刑，分配在七监区，此前，他以“绑架勒索罪”被茂名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根据广东省高院于1998年3月做出的刑事裁定书，林振基一案的大致情节是：
1994年春节期间，居住在茂名的广西博白县人梁十五等认为博白县文地镇的曾贵有诈骗、盗窃、销赃摩托车嫌疑，于是萌发了找人去捉曾贵以捞取好处的念头，春节后，梁十五纠合茂名公馆镇三台岭村村民柯亚武，提议由柯找人抓曾贵，柯向时任茂南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长的林振基与副队长徐万声报告梁某所讲情况，林振基让徐万声带领干警吕某、黄某以及梁、柯前往广西抓人，曾贵逃走，被吕某开枪击伤，曾贵被带回茂名医治，由柯亚武与茂名公馆镇逢地屋村民吕伯兴看守，其间，吕、柯、梁商量向曾贵要钱赎人，后来，吕伯兴、柯亚武、林振基、徐万声等共六人将拿到的20万元分掉。
林振基60岁了，出狱后一直在外打工，现在则在茂名一家酒店做守夜工作。8月11日，他在家中向本刊记者回忆往事，他认为有人在刻意“搞鬼”，但是，无论怎么，他还是得到了13年有期徒刑的惩戒，于2003年出狱，在茂名监狱共度过6年光阴。包括林振基在内，该案共有5人以“绑架勒索罪”判刑，副队长徐万声获有期徒刑15年，分在茂名监狱第六监区服刑，2004年出狱；田伯兴与柯亚武分别获10年与14年有期徒刑，他们跟林振基同在第七监区。
像其他犯人一样，入狱后的头几个月，林振基也要做工，先做灯饰与马赛克，后又做手套，很快，在监狱领导安排之下，他开始做一份内勤工作，也就是“统计”，负责七监区犯人出工收工、调入调出的人数，以及内务卫生。林振基在这个职位上做了6年，显然要比辛苦做工的那些犯人幸运，林振基说他并没有为此花钱去买，他坦承这是由于“原来特殊身份的影响以及原单位领导的出面关照”，否则的话，一般犯人要想得到这个岗位，“90％是要买的。”
在每个生产监区，做工之外，犯人有不同的岗位安排。“网特”事件中的那份举报材料很详细地介绍了茂名监狱七个生产监区“工种索贿所得”，材料称，每个监区有内勤犯58名，各7000元；有工场办公室卫生员1名，7000元；有“洗而所”（记者注：原文如此）1名，5000元；有擦干部皮鞋岗位1名，5000元。
在茂名监狱，16监区主要从事皮手套生产和毛衣生产，第七监区则从事藤编家具生产，2008年4月，又成立了第八监区，主要从事牛仔裤生产。根据那份举报材料，在手套分队，设管理员1名，6000元；统计员1名，5000元；车台生产管理员1名，6000元；介皮台（记者注：原文如此）管理员1名，6000元；机修工1名，5000元；分队搞卫生1名，5000元；质检4名，各4000元；烫台3名，各3000元；翻成员手套5名，各4000元。在毛织分队，设统计1名，6000元；管理员1名，6000元；机修1名，5000元；打毛员4名，各4000元；查补台6名，各4000元。
同在第七监区服刑的林振基的同案犯人柯亚武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回忆说，“做管理的‘事务犯’是要送钱的，送监区长要5000元，送监狱长，则要1万元。”
“里面可以贩卖白粉”
53岁的柯亚武现在天津打工，他是在2004年出的狱。柯亚武对茂名监狱的那段服刑生活最深刻的记忆是“恐怖”，“经常打人，吊飞机、绑手或绑脚，绳子的另一头是一桶水，把人吊起来，用警棍打”，原因是完不成生产任务。柯亚武做的是抽检工作，检查手套是否合格，完成工作量的难度依然很大，他回忆说，他就曾被一名杨姓狱警吊过飞机。
就像吕海生向本刊记者讲述的那样，花钱买减刑在犯人中乃是“习以为常”的现象，柯亚武说，“减一年，花1万，如果再多减3个月，3000元一个月。”正常情况下，劳动成绩的好坏是能否减刑的参考标准之一，每年，劳动分队会以劳动表现给犯人提供一种“表格”，一年当中得8个这样的“表格”就可评得积极分子，从而可以减刑。“表格”不够数目，分队长就会拿来卖，“500元一个。”
林振基也说，“每年监狱里都有减刑名额，按照正规程序，减一年或一年两三个月，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超过一年半以上，肯定需要花很多钱。”他介绍说，每年国庆节或中秋节前后，监狱都要给犯人做减刑材料，这个时候，“就有人想办法让家人去活动”，“有的还剩两年多的刑期，就一次减完出去”，而“按正常程序，是不可能减这么多的”。
在还差一年零六个月就要服刑期满的时候，柯亚武动起了心思，“想一次减完回家过年”。某狱警表示可以帮他找监狱领导活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该狱警向柯亚武要了12000元，后来竟然没有成功，那一年，柯亚武减刑一年，坐满了剩下的几个月才走出监狱。柯亚武想要回他的钱，该狱警退还了8000元，其他4000元，据该狱警称是被用于“请监狱长吃饭了”。
杨卓霖是化州市同庆镇罗侗村村民，罗侗村紧邻茂名监狱。2008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名叫李大春的朋友从监狱内打来的电话，李大春也是同庆镇人，以“故意伤人罪”被判刑7年，当时正在狱内服刑。杨卓霖告诉本刊记者，“李大春打了10多次电话，一般都是在夜里11点后打来，向我借钱，要借3000多，说可以用这些钱找一个好的岗位，就不用干活了。”李大春还告诉杨卓霖，如果把钱借给他，他就会“发达了”。杨卓霖感到很诧异，“我问他你一个犯人，能在里面发什么达，他说，里面可以贩卖白粉。”
犯人吸食毒品甚至被狱警纵容的事情，在“网特”事件那份举报材料里也被详细记载。“吸毒的现象的确存在。”林振基告诉本刊记者，“有些人本来是不吸的，一些人弄了白粉进来，混来混去，也就染上毒瘾了。”林振基亲眼所见，在他服刑的第七监区，有个来自化州长歧镇的李姓犯人原本不吸毒，身体很强壮，后来就被另外一个犯人拖下水，“身体变得很瘦，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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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218）
千万城镇待业人员，同样数量级的流动人口，远远超越了治安体制的管理能力。这一年开春到秋天，沈阳的盗窃抢劫杀人犯“二王兄弟”，持枪横行大半个中国，杀害11人，国人心惊肉跳。5月，同样出身沈阳的卓长仁等人，竟劫持了国内航班，辗转到了台湾。6月，内蒙古呼盟发生27名无辜者被害、多名女知青被**的特大**杀人案……法学界称这个时期为“犯罪井喷”。
公安部就治安恶化向汇报：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大的战役”。8月25日，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惩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9月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规定，将部分死刑复核权正式下放至地方各省高院。
第一次“严打”从剿灭唐山“菜刀队”开始，50余人被迅速判处死刑。
4月5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在“严打”中担任重要角色。
“公捕会”，“公判会”，犯人挂牌游街，成为全国城乡一景观。治乱用重典，犯罪一度被压制。
电影明星迟志强，因为“”，被以流氓罪囚四年。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晓蒙以“**罪和流氓罪”被判死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其五的两个儿子一死刑一无期。
是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春节联欢晚会。3月，团中央树起一个新的英模，身体残疾，但靠自学成为翻译家的张海迪，希望用她影响在滚滚红尘中迷茫的青年。
4月，上海服装公司的模特队在中南海进行了一次表演。不久，总书记胡耀邦身穿西装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一年底，他出访日本，成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拉开“中日青年大联欢”的序幕。
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其主要议题是整党，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现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针对知识界和文化界自由主义倾向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各地响应最热烈。
这年9月，当红小生迟志强在河北完县拍摄电影《金不换》的外景，休息时正和同事关在宾馆客房打扑克牌。一阵敲门声之后进来的却是完县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警察。迟志强看到了一张与平日的客气随和完全不同的严肃面孔，便问他：谁得罪你了？警察只说：你出来一趟。他往房门外一探头：一走廊蓝制服红领章的警察早已严阵以待。一个月前的8月25日，中国政府发动“严打”斗争——警察通知迟志强，他们接到南京警方的电话：拘捕迟志强。接下来的程序进行得很快，10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众**。一起跳舞的那些军干和**都被判了刑，两名与迟志强各发生过一次关系的高干女儿同时判刑。
24岁的迟志强被判4年，他的青春时代在河北完县完结。1982年，他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时，认识了一群**，后来这些年青人拉偶像迟志强和他们一起跳起了贴面舞，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并进而发生性关系。
迟志强在服刑期间表现优异，记了3次大功，提前两年释放。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7月17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于是，1983年8月25日，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迟志强就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不仅因为他正当红，还因为在1997年新颁布的《刑法》中取消了他所犯的流氓罪。
为了打击犯罪，保障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在1983年8月至该年年底的第一次战役的第一仗中，相关部门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这场严打称得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由民间提供的检举线索就达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分子有47000多人。在这种威力下，10多名犯罪分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熄灭下去，从各类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公共场所治安良好，连女工上下夜班、女学生下晚自习也不再需要家人接送了。
在严打的声威下，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养子胡晓阳**案被揭发出来，两年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也对几位**判了死刑。
这一年开始的严打，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这种判决此后再未出现。
保障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为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这一年，农村承包责任制大范围实施，中国农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半个世纪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再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次“革命”的形式是“承包制”，它由5年前的凤阳小岗村扩展到1983年的海盐衬衫厂。企业改革在国有地方企业进入了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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