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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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五爷到今年10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全卖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净是把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们那个娃儿死了。死的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8＇，管不住。娃儿死之后你丽婶儿回来也没找事，在外面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得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的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们、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儿交代呀，走的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旋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整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得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得很，真没了，又想得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儿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代，孙儿给你了，你养的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他平时打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得很。

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得很深，到处都是旋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旋涡淹死你的娃儿？

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

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得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表＇9＇你。

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我们的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还是跑不到，似乎永远也跑不过去。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可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愈合，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解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的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

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经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唱：

小板凳歪歪，

我在地里割大麦。

刮个风，

好凉快，

下个雨，

跑回来，

奶奶，奶奶，门开开，

外头回来个小乖乖……

万明：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有一根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上都在院子里升旗，晚上再将旗降下来。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在黎明的晨曦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矗立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他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

走近看才发现，教学楼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房间里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房间里面还有一些残破的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一间房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了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等小家畜，这应该是兴哥养的，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我发现学校居然是整个村庄里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学校选址的时候，也许就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20世纪80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色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显得更加阴冷。两岁左右的孙子门里门外地跑着，脸呈黑红色，似乎是在冬天冻肿了。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有些害羞地不时望着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他有自己的看法，常常说出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1967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得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岁，1978年我初中毕业，上了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多个学生。1981年我结婚，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座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大家都不含糊。开春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得很，但都干得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1992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1992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学校倒闭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是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的，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人可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了，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10＇，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接送。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小花钱儿＇11＇也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得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是一个已经离职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而是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

我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希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虽然它是无形的，但它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大家都各自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大人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长虽然还希望孩子上学，并且，人们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