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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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状，认为自己的案子是冤案，不依不饶。

2002年开始提出税费改革。当时我说这个事弄不成。因为按中央有关部门原来的设计方案，基本上是“这一窝水和这窝泥”，你的所有收入管所有支出，像咱们这样的财政穷县根本不行。当时民间有一个顺口溜：四大家带着公检法，为收四毛八（烟叶税）。下去逼农民种烟叶，因为烟叶特产税比较高。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当时我就对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请他们给中央建议：要么转移支付，要么改变税制。否则税费改革难以推进，教师谁养活？有位新华社记者跟我讲，他去延安采访，一个支书说：“你能把这个事呼吁到中央，让中央把老师的工资发了，我在这儿给你立个碑。”我建议他采访时找研究农业税制的专家探讨，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中心，二是大学或专门机构研究全世界税制的专家。结果，他说，一采访大吃一惊，当时财政部没有一个完整的机构管理农业税制问题。

一篇报道说，某个县的教师一个人分半亩地，算是工资。后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个同志自己坐火车到那里暗访三天，对记者说：“我暗访的情况比你采访的情况更严重。”中央根据实际状况做了政策重大调整。过去人们把农民负担这些问题一股脑归结到基层干部身上是不客观的，他不知道是基层干部在艰难维系着地方政权的运行。这也是大背景的问题，都是必须考虑的。

以十六大为标志，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理论上的成熟，实践上的突破”。“调整国民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这句话能落到实处很不得了。

新农村政策惠及农民的补贴非常多，今年财政农业投入三千八百多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减免农业税，取消农村的一切收费，咱们县农民少负担四亿，缺额怎么办，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第二，粮食直补，今年人均一亩地补到七十三块五，还有种粮补贴，种子补贴，大型农机补贴。第三，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第四，农村合作医疗，这是农民最受欢迎的。农民看病最高可以报销到七万。第五，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一个人一个月五十块钱，咱们县大约四万多人。还有库区移民每人每年补贴六百块，共二十年；独生子女和双女户的父母，在年满六十岁之后，每人每月补五十块至六十块。这些加起来，每年投给农民的有几个亿。第六，农村基础设施，水、电、路村村通，每公里国家补十万，农民自筹五万，过去全是农民拿的。这几项加起来得有八个亿，这都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原来每年收四个多亿，不收了，又投了八个多亿。这是根本的转折。照这样走下去，五年以后，党和农民的关系一定会修复到最好的时期。在过去，我这样的县委书记下乡考察，乡党委书记、乡镇长都是把住路口，一直紧张着，怕群众告状，怕有问题被发现。现在好多了。

如何看待2003年前后中国农村政策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以及所具有的意义？

按2000年前后的趋势走到现在，农村都不得了了，真的很难想象，可能会发生危机。农村问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民负担重，农民状况差，农民情绪激动。中央政策真是调整得及时，现在都好多了，不交钱了，不交税了，种地还有补贴。

2004年以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得益最大的是农村，是中国农民。中国的农民文化最大特征是跟着感觉走，你看赵本山的《三鞭子》变相地骂基层干部，虽然有一种演义的成分在里面，但也是农民心态的阐释。文艺作品它就是对生活的阐释，是当时情况下整个干部作风的一种折射。同样是下雨，久旱逢雨，说老天爷好；阴雨连绵，说老天爷不好。农民的感觉很直接，今天谁对我好，我说谁好；谁对我坏，我说谁坏。

当前的宏观政策，再加上基层的把握，解决了农民的许多具体问题。我们一直下劲地抓村庄整治，抓村村通，从农民脚底下抓起，从房前屋后抓起，从身边事抓起，实实在在地为农民干一些事。

我讲过一个观点，新农村建设不能理想化。不能一讲新农村，就给农民在脑子勾画一个欧式别墅，蓝天白云，出行有车，干干净净，这样一种模式叫新农村，这容易理想化。理想化带来的问题是急于求成，我们在农村工作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理想化。譬如说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是理想化的东西。用理想化的东西代替现实，容易带来绝对化，带来一刀切，容易带来形式主义。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从理想化派生出来的。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中国有六十多万个行政村，将近三百万个自然村。就咱们县而言，也有近六百个行政村，包括居委会，将近四千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的条件，村与村的要素大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县南边七八个乡，土地特别多，人均合二三亩地。北边，一个人合一亩地，甚至不到一亩地。资源不一样，历史习惯也不一样。理想化会造成一刀切，面子工程，急于求成，这些问题通通都来了。

但我还有一个观点，新农村不能理想化，但也绝对不能随意化。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是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这五句话的前提是生产发展，接着是生活宽裕，看起来很宏观，但又很具体。中央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不想给新农村定一个具体的标准。中央始终讲，它是和现代化伴随始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干啥后干啥。理想化容易形式主义，随意化就容易感觉遥遥无期，放任自流，不知道抓啥。结果是年复一年村貌如旧，就像歌词里说的：“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农民享受不到现代文明的成果。新农村建设必须从改变农民生产、生活现状入手，具体地一项一项地抓起，让农民感觉到具体的改变。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交费，这都实现了。另外，不仅不交，有些特殊的还有补贴。譬如国家对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补贴，人均一千五百元左右，基本也算不交费了。去年一年南阳第四师范学校就招生两千人，往年全部在校生才一千七八百人，像这种带有职业培训性质的学校都有补贴。所以不能随意化，必须一项一项、一村一村、一年一年地推进，先抓住农民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问题，用电、吃水、行路，村容村貌，一项一项地干。不可能设想农民富裕到一定程度再去做工作，因为永远是差异性发展，过去即使不提新农村建设，村里也总有一部分人过得比较好。但是，不抓村庄基础设施，不抓生存生活条件改善，我就说，小楼盖到泥潭中，村里没路，出不去门，老百姓意见很大。所以这几年我们干了一些事情，你所看到的是这几年抓得比较好的，这样抓农民高兴，这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虽然刚开始工作时有难度，有些农民不理解，譬如占住谁家的宅基地了，谁家的树被砍了等等，但村里主次干道打通了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坚持抓下去，农村面貌会有大的改观。

目前正是农村变革的关键期，也是农民的修复期。

新农村建设所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这种大转折下，农村的文化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带来新的情况：第一，农民的孩子上大学无望。不像八十年代，只要上学，就可以进入到城市。现在上学没有出路，没有多大用处，感觉上到大学与上到高中差别不大。尽管升学率高，但孩子上学的意愿还是不高。第二，家长长期外出打工，家庭教育缺失。第三，越来越多的新的信仰危机，宗教信仰很迷茫。第四，打工者越来越不适应外边的世界，劳动力培训较差，农民得不到系统的技能培训，所干的仍然是最低级的活儿。第五，农村基础设施越来越差。第六，在新的形势下，基层干部的素质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干部与老百姓的感情有所修复，但是，这种修复是靠好的宏观政策得来的。再过几年，干部素质如果不提高，没有新的理念、新的思维，驾驭农村新的现实，仍然会有危机。

同时，在新的政策下，基层村干部的任务很多是落实中央惠民政策，是给农民发钱，这极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可能会造成新的贪污方式，引发农民新的不满和社会矛盾，譬如把低保用在自己家亲戚那里，或虚报名额。这种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事情，干部容易把好事办走样，处事不公，引发农村新的矛盾。

如何持久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一个新课题。要大力培育当地市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使劳动力就地就业，大力发展加工业，使劳动力回来就业，这对于维护家庭的完整性和保持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

农民的迷茫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信什么的问题；第二，学什么的问题；第三，收什么的问题。这几个问题不考虑，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在学界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乡村城镇化是解决城乡矛盾的必然趋势，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但不能简单化理解。简单化的乡村城镇化不适应中国国情。我觉得，解决未来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有五个“中”：中小城市，中小企业，中小银行，中产阶级，中小收入。特别要突出的是两点：

第一，要发展中小城市。中国现在有典型的大城市病，城市拥挤。农民集中到城市，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成为城市无产流浪者，这会成为大问题，容易造成贫民窟，这是大城市化必然的弊病。中国十几亿人，地域复杂，简单地以城市来涵盖生存群体，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城市化必须坚持大中小城镇并举，以中小城市为主的方针。

第二，发展中小企业，能形成当地就业。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是事实，也是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有人说，我们是低档工业制造者，呼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人口是我们现在的优势，也是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这种密集型企业在中国的高度发展是必然的。现在有各种保障农民工的措施，譬如劳动合同，这看起来是好事，但是公司会抬高门槛，该用的不用，造成挤压效应，也会使很多人失去机会。

什么叫城市化？住在大城市就叫城市化生活？我认为，城市化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就业、收入方式的城市化才叫城市化。能用抽水马桶，能洗澡，出门能用车，这是城市化。我去韩国考察，韩国的大部分教授都住在城市郊区，但是各种生活设备特别齐全，这也是城市化。如果城里人所能享受的现代文明成果，农村人也能享受到，并且按照新的组织理念，靠专业合作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城市化。还有收入方式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家庭经营，而是现代管理体制下的企业，工资收入占了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这也是城市化的标志。

在穰县，我们提出四级城镇体制，充分发展乡、镇的作用，在乡村打造贸易集中地，它的繁华程度不亚于城市，到一定程度就有点像国外的小城市。另外，以原有的民间集市为中心，形成几个村的物资流通地，发挥镇的功能。实际上在欧洲，周围几个村，中心是一个大的物资交流和事务中心，就形成一个小市。

有些学者很悲观，认为农民人口太多制约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有一个观点，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使是现代化，总还得有人种地。即使农民占百分之三十，还有五亿，那还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并且，如果农民都聚集在城市，城市病会越来越明显。

如果乡村发展好了，农民不用离开家乡，也可以拥有城市化的生活，也会解决大城市化的问题。现在农民父母在家里帮着种地，像穰县这样的平原县份，就按人均毛收入七千，小孩上学也不要钱了，日子也还可以过。假定说年轻小两口打工，一年挣两万块钱，再加上家庭收入，平均每月两千，这对于农村来说，是相当可观。现在新农村整治，路也通了，下雨也可以出门，门口就有超市，有自来水管，有太阳能，生活的方便程度、舒适程度不亚于城市，所缺乏的就是信息。若干年后，信息不畅通的问题解决了，你住在乡村有什么不可以？

九十年代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种地变成一件简单的事情。割麦、犁地、种地等等都机械化了。这样，农民就不会讨厌种地了。

当然，也有许多问题，现在农村灰色的东西多。譬如留守儿童问题。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头对小女孩长期性侵犯，晚上走一段偏僻小路，总是被强奸，有几年时间，奶奶都没有发现。后来，奶奶发现了，老头把女孩和奶奶都杀死了。这是一个悲剧。还有就是家庭情感问题，父母情感的缺失。不出去收入低，出去造成了家庭伦理问题。穰县一些乡村民族宗教问题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宗教信仰混乱，造成价值理念的缺失，传统的东西没有了，新的又没有形成，在信念上、文化上和道德上形成了一个空当。

从总的趋势来说，中国农村在明显变化，是不断进步了，但问题也不少，如何在趋势下找出个性差异，引导农民往哪里走，这是需要我们各级深思和关注的问题。

你认为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对农村农民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农村的个别女孩出去干不好的事情，挣钱回家盖房，回来非常纯，不管在外面如何妖，回来像个乖孩子，特别纯，表现得非常淳朴。但是，你还是能大体看出来她在外面的职业。乡村文化、村庄生活场具有很强的净化功能。穰县文化特点相对传统，这也在无形中制约着女孩在外的行为。

穰县文化是书香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织，节约，克勤克俭。2000年我在另外一个县任职，一条街上就有四五家茶馆，甚至有酒吧，穰县至今还很少。在那里我经常陪朋友去茶馆坐，在穰县我就基本不去。今天咱们在这儿说半天话，可能很快就会传出去。那也是个新闻，而且是个负面新闻，这就是地域文化的差异表现。地域文化的排他性很强，对外来文化形成挤压，地域文化特别保守。

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习惯，文化具有一种固化效应，有一种锁定功能。把习惯、习俗哲学化，就是宗教，把习惯伦理化、抽象化、虚化，就带来宗教、艺术、文学。人与人之间的习惯固化之后就是文化。越凝固的地方排他性越强。地域文化形成以后，游离于现代生活之外，排他性很强，这是一种固化效果。有客人来穰县，招待饭后请他到卡拉OK厅去唱歌跳舞，据说人家感觉在穰县没意思，因为都是一家人来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增加一个成分，权重也不一样。

很难把文化这种东西冲开。有一次，我到河边去，碰到一个老太太。她非常有意思，跟我说，前任领导允许在穰县建红灯区，简直是伤风败俗。其实，也不是什么红灯区，据说只是某条小巷有几家发廊集中了。老百姓有误解，某个县领导作了解释，结果又引起更大范围的误解。干部的言语行为会在这里留下某种印象，只不过农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的。

我一直讲，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工作，融合不融合，首先是文化上融合不融合。

你认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