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八二电子书 返回本书目录 加入书签 我的书架 我的书签 TXT全本下载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中国在梁庄-第1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现在最难干的是村干部,村里没钱,社员的钱还不能少,譬如说种杨树,每个村有指标,让支书亲自抓,月底报账,村里垫了三万多。事是好事儿,可是一成硬性指标就坏事了。说是只在田头沟渠种,有些村为了完成指标,也为了省事,就把耕地给毁了,强迫人们种。好事变成坏事了。农村当干部就是落了一个政治荣誉。村级干部就是奉献精神,咱们村修“村村通公路”时用了几十个人,都要工资,我只好自己垫。图个啥?

农村干工作,按书本上干,按条例干,肯定干不成。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各种方法都有。生产队干部,工资就三四十块,我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全凭人情干。当干部的人在村里必须有一定的办法,像分地,你正经去分,你弄不成,就得连骂带哄去弄。也有派副乡级来,都站在边儿上,离多远,不上场,一个月都分不完。这也是你们说的基层经验,农村经验。就说今天中午,为啥吃?就你们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块被冲走了,弄不清,两家打起来了,谁都说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队里去设场请吃饭,找村里会说话的、有威望的去说合,各自让一步。没三两场饭肯定不成,农村这些事都这个样。老百姓凡事爱挑个理儿,你想让他信服,必须看是谁说他,得是那个人,否则,能说成的事也说不成。有时候吃饭也闹事,本来说得好好的,一方夸口说外面有人,另一方一听,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还不让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监狱里。这下好了,前功尽弃。

农村宅基地纠纷是常事,老是有新规划,但是落实很难。按规划盖,如果占住你的老宅基地一点,只有两家协商,协商不成,没有任何办法,新的规划很难实行。说是拆旧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旧的。现在老百姓是爷,反正我就是这个样!眼看他是错哩,你能咋办?领导又有任务,你又得完成。当支书是光荣,谁家有红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礼,算你完了。来家里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烟茶都供应不起。有时,我都想躲起来,也是癞蛤蟆支床腿,强撑硬劲。村支书就是那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不是有人总结了吗?怎么说来着:“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农村这事儿,会整的还轻松点,不会整的,累死了都没人承情。

还有就是抓信访,也难死人了。他告得对了,咱们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领回来,回来还得当爷敬,下回他还去。光这一摊事儿,村里、乡里、县里得花多少钱,这,咱们书记最清楚。要我说,领他干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干啥?怕他告状本身也说明咱有问题。领回来敬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长着两条腿,你能管住他?

现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烦。咱村里修那条路,也是国家出一部分,村里出一部分,个人再出一部分。有些家住得远了,不走这条路,不愿意掏钱,扣他地也不愿意得很。主路现在已经弄完了,也是不配套,还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还是蚊子一大堆,臭得不行。叫整的事多得很,关键是没钱。国家拨的钱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关系。好在是通过关系能要来一些钱,这才修路,筑坝。不过话说回来,国家能有这方面规划,这已经强多了。

你说梁庄下河那条路卖的钱?我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也不怕啥,反正没落我自己兜里一分钱。那条路卖了十七万四千元,让他们走大型拉沙车,沙厂人也高兴,咱们也得钱了,大车容易伤害路,一旦压坏,可以修。剩下的部分还可以拿来修村里的路,这也是好事。村里人只看到收入的那一部分,没看到支出的那些。

现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补贴,农综开发,国家的钱专项管理,我又跑县里要来一些项目,打些井,盖个电房,大电盘,把高压线拉到井边,浇水,磁卡计费。农田灌溉率达到百分百。项目是拉来了,专款专用,我自己还得贴烟钱。现在,农村成年劳动力,大多都在外面,这两年粮食贵了还有人种,但是回来的还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点钱给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无所谓的事。

我个人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农村搞新农村建设,光补助这一块,四五十块加一起,能办些大事。现在既然国家往下发钱,咱们整个村,按现在的补助,两千六百八十四亩,能发十来万,集中在一块儿,能办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这比发给个人强。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中国大了,农民多了,没招儿。

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譬如说到信访的问题,村支书认为目前的信访政策很有问题,还没等支书的话说完,乡党委书记就插言,那些信访的多是老油条,为芝麻大点儿的事成年累月地告,精神都有些偏执了,你给他咋解决他都不满意,想借机揩油。我并不完全反对乡党委书记的话,他在实际经验中应该会碰到许多案例,但是,他那种轻蔑的、轻视的态度却让人无法接受。而村支书虽然因乡党委书记的阻止而及时改变自己的话语倾向性,但却并不绝对的唯唯诺诺,有一种隐约的平等在里面。

从村支书一进屋两人的寒暄中可以感觉出,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于江湖兄弟,具有很强的民间意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村支书一级是非常暧昧的政治身份,他不属于国家干部,可以随时变回农民,但是,他又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大责任。“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一个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大人物’。”村支书虽然仰赖乡党委书记才能干这一职位,但是,他真不想干了,乡党委书记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于乡党委书记而言,他虽然能决定村支书的去留,但却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村支书并不能因他而升职。要想让村支书比较听话,下力气去执行命令,还得依靠另外的东西,即民间场域里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许诺。这种民间约束力应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一方不能达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并产生变数。

村支书一直在诉苦,这当然有美化自己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村支书不好干也是个实际情况,上面要通过他来完成政治、经济任务,农民有怨气、有问题也要找他来解决,若非有一定的手腕与势力,或依靠宗族势力,是很难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当我这样给村支书讲时,他非常激动,好像找到了知音,进一步讲述了自己如何为村里争利益,如何为村民排忧解难的难处。

当问起国家对乡村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还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满,或特别去阻止,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说得可是,拿着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儿?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到哪儿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这个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有特权就会被认为可以牟私利。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县委书记:农村正在渡过一个危机期

我的故乡之行得到了县委书记的大力支持。在与他的交流中,我对国家的许多政策及宏观的现代乡村政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使我的调查及思考有了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的视野。

县委书记最早是乡村民办教师,是一个具有人文气质和知识分子情怀的学者型官员,对中国县域经济有独特的认识与思考。因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他对乡村问题、政策与民生之间的矛盾都有非常独特的体会和见解,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具有中原人特有的文学情结和励精图治的抱负。从他的言谈和治县方针中,可以感受到他想改革乡村现状的愿望与决心。我听过他的政府报告和在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他是难得的一个不讲空话、具有思辨意识和现代观念的领导。他的城区改造、生态经济、村庄整治、四加二工作法,不但改善了整个穰县的外在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民的参政意识,从最根本上讲,也使得农民的生活观念慢慢走向现代化。但是,现实的积弊太深,每一种想法落实到实践上,都有种种的变形,这些使得他的许多想法被架空。许多项目、设想、规划在各种力量的牵制下,会变得面目全非。但县委书记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按他的话说,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做,总会有效果。

为了使问题及内容清晰化,我以问题的方式把他谈的主要内容呈现出来。

作为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您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的农村政策及农村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农村在发生一个大的转折。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开始,这以分田到户为标志。生产队的集体性质,大队、人民公社的体制被基本摧垮。文学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最典型代表。

1980、1983、1984年,是农村生产力极大释放的几年,人们普遍能够吃上白馍。中央先后发了三个“一号文件”,解放了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说也奇怪,那几年老天也帮忙,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农民基本没有什么负担。后来,一些问题出现了,慢慢地,原来在集体时期的公共设施全部被毁掉,过去集体的水利设施、拖拉机,都卖光了。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党的农村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在农村政策的要点是沿着两条主线推进的:一是物质上保障农民利益;二是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接着国家开始提出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小商品生产、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发展个体私营经营,进一步强调完善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等。统分结合,统,土地是集体的,所有制的性质不能变;分,就是土地承包到户,家庭经营。从实践效果上看,不少地方统的功能减弱了,分的功能强化了,小生产者和大市场的矛盾日趋增多。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事件,比如山东蒜苔事件等,还有化肥厂倒闭,最典型的是洛阳拖拉机一段时间卖不出去了,人们一下子懵了,找不到方向。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农村政策的过渡期。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末期,一方面小平“南方谈话”,国家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产业结构、就业形式发生变化。前面整个时期是以土为主,现在是以“出走”为主,整个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变化。

出门打工挣钱带来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分散化。三个儿子在不同地方打工,从不同的地方寄钱回来。并且,有的在外地买房、租房,小孩也接到当地上学,传统的宗族式家庭慢慢在解体、消散。另外,这一现象也促使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村专业化、商品化特征慢慢形成,校油泵、卖小磨油,不少农民成了商品生产者,成了市场主体,形成了就业方式的多元化,造成了村落结构的大变化。

九十年代,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三统五筹,三统:工资,公积金,公益金;五筹:修路,计划生育,农村教育,民兵训练,统一防疫。国家规定,农民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为了解决统分结合的“统”字。规定农民的七个义务工,十个积累工。后来,为了变通,提出“以资抵劳”,结果是,农民又出工又出钱。还有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等,这都给乡村干部提供了向农民要钱的借口,说是据实征交,但无法操作。乡里常常是先定一个数目,然后收钱,越来越厉害,乡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没有约束,很随意,农民负担被层层递加。那几年干群关系矛盾极其尖锐,全国各地每年都发生因乡村干部收缴粮款,农民或喝药、或上吊死亡的恶性事件。农村的情况越演越烈,不少地方发生群体性甚至是对抗性事件,或者干脆外出跑得你找不着。

整个九十年代农民负担逐渐加重。2004年我刚来,调研之后发现,县里有十几个乡镇承包田没有落实,地分不出去。老百姓说,一到种地的时候,村支部书记临时卖地,一亩地一百二十块,谁种谁掏钱。大多数人不种,不种地可以不交钱,也不用从外地回来,不影响打工。我到乡里去,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对我说,我们再种地,就种到监狱里了。我说为啥种地会种到监狱里,她说:“你想,我们这儿地多,一个人三亩地,一亩地一百二,有时上交一百五,三亩地得四百五,五个人得二千多块,还不说村里像割韭菜一样随时要钱。没钱交的话,村支书就把我们的印章收了,瞒着我们拿到信用社去贷款上交,签我们的名。贷款到期后还不起,信用社到法院起诉。这时候,法院、派出所的人就拿个手铐一晃一晃来了,你要不还钱就带走,不就是种地种到监狱里了吗?”所以,过去有很多撂荒地。因为不种地,可以以此为理由不交提留款。

1992年到2002年,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矛盾到了极其尖锐的时候。一边出各种条令收钱,一边又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相互矛盾。每年都发生一些恶性事件,追究一批基层干部责任。有一年,我与当时的一位省级领导一起吃饭,说到这个问题,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全国的基层干部都犯同一个错误,从东北到海南、河南、湖南?为什么基层干部会和群众形成对立?乡村干部也是和老少爷儿们一块长大的,也有感情,不是天生的“南霸天”。如果这个不转折,那是天也没门。说老实话,这个时期真正对农民利益有所保护的,是那种落后的干部。那种老得奖的,肯定是对农民逼得狠的。有一个村支书收了六万多的提留款,村内各种事务花了,没有给乡上交。上面来查,后来还把支书送到检察院,但他自己也没使上,是村里花了,欠债、盖校、吃喝招待等,花光了。后来关了一阵又把他放了,现在他也天天告状,认为自己的案子是冤案,不依不饶。

2002年开始提出税费改革。当时我说这个事弄不成。因为按中央有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