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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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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墓地里的这户人家大约是在十年前,也是夏天。一场暴雨之后,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上坟。哥哥说墓地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不知为什么离群索居,住在这里。我很好奇,就跑过去看。墓地尽头的那片地已经被精心修整过,有碾平的打麦场,上面堆着尚未碾下麦粒的麦秸秆,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层发了芽的麦粒。还有一口水井和自制的磨盘等。中间的开阔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盖房子,墙刚刚垒好,旁边是自己打制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梁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小茅草屋。两个男人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哥哥给他们发了一根烟,他们的神情才略微有所放松。我弯腰走进茅草屋,等眼睛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之后,我被里面的情形惊呆了。

茅草屋并不完整,前面还有一个所谓的门洞,后面却只是玉米秆之类的东西糊起来的墙,暴雨穿透这些脆弱的遮挡物,浸泡了这狭小的空间。这应该是一个厨房,锅灶上面已经被雨和泥弄脏,没有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整个空间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台前面的那片地,空间狭小。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蜷伏着三个人,一位可能是母亲,两眼痴呆地望着前面。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趴在地上,下面有麦秸秆垫着,头发披散着,看不见她的脸,整个人一动不动。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哭,大概有十来岁的样子。哥哥过去摸了一下趴着的那个小孩,发现小孩发高烧了。哥哥和那个年龄大的女人说话,她却没有任何反应,又问外面的两个男人,男人说是昨晚小女孩儿淋雨了,一直在发烧。

我们返回到镇上,拿了药,买了些面条、饼干、盐、菜,去五金店割了几丈宽的厚塑料布,又回到那里。我把饼干递给姐姐,姐姐没有吃,扭过头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饼干。”姐姐轻声地叫着妹妹,妹妹还是一动不动。哥哥让两个男人把那位妇女搀出去,让小姐姐扶着妹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小女孩儿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好像没有呼吸的样子。哥哥给她打了一针。

后来,我一直在琢磨,灶台前那只容得下三张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屋里唯一一片干燥的地方,晚上有五个人,有生病的小孩子,两个男人,一个半傻的妇人。他们如何度过那个夜晚,那个漫长的、冰冷的、大雨如注的夜晚?到现在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心口还是莫名的疼痛。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永远的谜。

十年后,我重新又踏上了这片土地。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的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的正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他们停了下来,直起腰,盯着我们看。毫无疑问,那位老人就是这家的户主,十来年不见,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花白色的头发看起来好长时间没有洗过,一片片纠结在头上,长得垂过了肩,胡须几乎遮住了嘴唇,也是脏乱不堪。眼睛似乎有点白内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样子。旁边的小姑娘神色活泼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们让他从地里到田埂上来,他似乎没有听清,询问般地看着我们。小姑娘先上来了,略带羞涩,拘谨地看着我们。大姐拿出五十块钱给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的看着地里的老头。老头终于动身,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是喃喃自语,眼睛盯着我们,也好像是在与我们交流。姐姐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推辞了几下接住了,说着什么仍然听不清楚,又问了几次,才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好拿啊。和清立一样,这是一个长期孤独的人,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我对身边的小妹妹特别感兴趣。她红扑扑的脸,瘦小,但很健康的样子。眼睛弯弯的,一直带着笑,非常可爱、质朴。我很好奇,她是当年的姐姐还是妹妹呢?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今年春天死了。那么,她就是那个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长这么大了,真的太好了。在言谈之中才知道,她姐姐嫁到贵州去了。而这个小女孩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出去打过工,到广州,但很快就回来了。因为她不识字,很多东西不懂得,也害怕。忙过这段时间,她准备到镇上食堂帮忙。已经和人家说好了,一个月五百块,管吃管住,食堂已经催了她好几次,等着她去呢。我听了非常高兴,小姑娘自己也挣钱了,最起码,她的生活没问题了。父女俩现在住在村里的炕烟房里,是村干部给找的,这边盖的房子老是塌。我看看周围,大致明白她所说的,这一片地势太低,夏天雨季的时候,很容易积水。

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地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弄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

我的心一阵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欣喜,这样一个生命,终于熬过艰难的岁月,又这么健康开朗,质朴纯洁,她未来的生活应该会更好些吧。我没有告诉她十年前的事情,当年才五六岁的小姑娘,[517z小说网·。517z。]应该是不记得的那一幕吧。但愿她永远忘掉。

返回时已近中午,路经清道哥家,清道哥家高朋满座,是镇政府里的一些朋友来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们经过,非常高兴,把我们喊过去,介绍了一番,言语之中也略有点炫耀的样子。

说起墓地的那户人家,我才知道,他叫昆生。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也应该有一个名字。

昆生,人称“大胡子”,年轻的时候入伍做汽车兵,退伍后没有回来,在云南、贵州一带做散活。据说,他手很巧,特别会编篾席,能够在席中间编出不同颜色的字和花。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贮藏窖、房屋,都是他自己弄的。

清道哥说:“那货,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要说村里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几个,不知道为啥,非要住到那个地方。那年他在墓地盖那个小房子,还来向我要砖,也不算傻嘛。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总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给你盖吧?’”清道哥说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漫不经心、略带点蔑视的口吻。

我问清道哥,政府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譬如补助什么的。清道哥说咋没有,村里为他可没少操心。当年为他住在坟园,说多少回,让他回村里,就是不愿意。后来,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坟园的房子塌了,这才嚷嚷着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队,把队里的老炕烟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他老婆春天死了,也是村里帮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块钱,还有三四百块钱照顾款,平时面粉、被子、衣裳都给他,实际过得不错,比村里其他死出力的老实货还强呢。清道哥说着,带着他一贯的揶揄口气,周围的人也都附和着。

这时,一个正在打牌的年轻人插言了。清道哥说,这是咱们镇上民政所的干部,管咱们这片,最了解情况。

这个昆生,你看他一脸可怜相,其实坏得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乡里告状,说没人管他。当时所长可不愿意了,出来骂他一通:“政府伺候得像个活神仙,你还想干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饿死了。”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别在这儿闹,他不听。后来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以后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闹过头了还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坏,就不闹了。

他现在可不穷,精得很。村里给他二亩地,他种着,坟园里那片地现在也不错,能蓄水,他种些藕,有存款,估计有万把块。前年把大闺女给卖了,给他五千块。这俩闺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别看他穿得脏,衣裳多得很,就是不洗。

听着这些议论,仿佛昆生还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喝酒闹事,勒索政府,卖闺女,故意装穷。我默想着,如果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应该因此而减淡自己的同情?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懒惰,因为不懂得好坏,所以不值得同情。但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昆生与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观察体系中的人,他们是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昆生的。他真的是卖掉闺女了吗?我想,也许是闺女的婆家给了一点钱,而这一笔钱对于昆生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拥有的,他应该赤贫,应该一无所有,才配让人们给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对于这样一个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人来说,更是一种败类的形象。

我猛然惊醒,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仁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之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尊重和肯定。因此,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在骨子里,民众也不认为这种人应该得到周到的帮助,人们更多是出于制度的完善才去做那些“善行”的。

姜疙瘩:领回来的老婆最后还是跑了

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农村饭,两点半”,这已经算是早的了。饭刚端上桌子,一个干瘦的老头就从外面走了进来,手和脚都黑漆漆的,沾满了煤屑,一进门,便高腔阔调地喊道:“咋,不到中午,可都吃饭了!”哥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没有过多话语。父亲也一反常态,不甚热情。

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姜疙瘩吗?几年不见,显老得厉害,腰已经驼了,眼睛也混浊不堪,头后面的疙瘩更突出了。哥哥让了座,但没有让他吃饭。姜疙瘩干坐了一会儿,一边说着一些着三不着四的话,一边拿眼睛巡视着四周,他好像已经不认识我。停了一下,姜疙瘩突然对哥哥说:“志子,昨晚喝酒不是剩个瓶底吗,拿来叫爷喝了。”哥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从桌子底下摸出一瓶酒,果真有个瓶底。哥推让说太少了,姜疙瘩认真地说:“可不能拆整瓶,我要一点儿就行了。”大约有一两多酒的样子,姜疙瘩一饮而尽,抹了抹嘴,咂巴了几下,问哥几点了,哥说两点了,姜疙瘩一惊一乍地:“哎呀,日他妈,可真晚了,你九奶奶肯定等急了。”蹬上他那辆破烂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责怪哥哥对姜疙瘩不够热情。父亲和哥哥都笑起来,说对姜疙瘩可不敢热情,对他这么冷淡,他还几乎天天来,天天都是如此要酒喝。如果你哪天热情得过了头了,他保准会中午来,晚上来,有时甚至半晌正干活,他都会跑来要酒喝。来了不要多,就要喝剩下的瓶底,所以,家里每天都给他备有瓶底酒。这段时间没来,也是因为我们的九奶奶在跟他闹气,要回娘家,他在家守着九奶奶呢。

其实,“姜疙瘩”并不姓姜,而是姓梁,他是我们的本家,没有出五服,已经六十多岁了。按照辈分,我还应该叫他九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问父亲和村里的几个老人,大家也都想不起来。至于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怪名字,大家倒是都禁不住笑起来,因为从侧面看,他的后脑勺极端的不规则,凹凸不平,的确很像老姜的形状,即使从正面看,也能看到他后面突起的“山峰”。

记忆中的姜疙瘩也是这么瘦,只是腰不驼,神情也没这么疲倦,嘴里整天哼着小调曲什么的,偶尔,还扯着嗓子唱几句信天游。从来没听说过他的父母,家里也只有一间东倒西歪的破土屋。他常年在外面流浪,但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村里。自己也不做饭,东家蹭一顿,西家蹭一顿,如果哪家改善生活,他总是及时出现在那里。他眼里有活,又有力气,因此,大家并不嫌他白吃。每逢我家蒸馍的时候,姜疙瘩就哼着小曲来了,他当仁不让地揽下揉面切面的活儿。他会两只手同时揉面,只见那手一绕一绕地,时而扬得老高,时而在案板上快速地移动,像玩魔术一样,很快,两个圆圆的馍便出来了。他揉出来的馍总是特别香,馍一揭锅,那突然蹿出的香甜味道,简直馋死人了。当然,中午,姜疙瘩肯定在我家吃饭,他一口气能吃三四个,心疼得我们直跳。那时候多穷啊,面粉都是量着吃的,他一顿饭就吃了我们全家三天的面粉口粮。

姜疙瘩回乡是当年村里的特大新闻,几年之后,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当时的情景。据说,那天下着小雨,村里的单身汉们像往常一样聚集在公路旁,朝着过往的女人抛着媚眼,说些莫名其妙的黄色笑话,间或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通。如果有女人走过,他们就“嗷嗷”大叫。黄昏的时候,雨停了。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嘎”地一声停在了大家面前,先下来的是姜疙瘩。只见姜疙瘩穿着西服,还打着歪歪斜斜的领带,接着走下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准确地说,她是被姜疙瘩一手挽着、一手托着腰下来的,“这是我老婆。”姜疙瘩得意地向昔日的同类们介绍。不用说,当时那帮傻瓜们目瞪口呆。这女人长得很清秀,光洁的脸,梳着长长的辫子,只是个头稍有些小,屁股硕大,腿短而粗,但是一看便知是个老实过日子的女人。姜疙瘩咋咋呼呼地叫大家帮忙从车上搬东西,那天中午,姜疙瘩在镇上大摆宴席,又是甩烟,又是敬酒,吆五喝六的。

后来听说这女人还是西安市的市民,大家都说姜疙瘩是骗人家过来的,他的年龄那么大,相貌又奇丑无比,怎么能让一个光鲜的女子乖乖地跟他回来呢?有一些好事之徒向村支书告状,一句话被顶了回来:“有本事你也领回来一个。”

姜疙瘩暂且安身在砖瓦场的破房子里。第二天,他带着自己的老婆,办结婚证,向大队要地,要粮食,又跑遍了自己的本家,要些家具、日常用品,开始扎根过日子了。过了两年,姜疙瘩的女人居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姜疙瘩简直要喜疯了。五十好几的老单身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得个儿子。这时的姜疙瘩,已经差不多把当初带回来的一点钱花光了。他老婆是个好女人,就是不会过日子,好吃懒做。儿子满月那天,姜疙瘩没有摆酒席,而是让老婆抱着儿子,自己提着面袋子,挨门挨户地报喜,“你又添一个爷了”或“你又有叔了”。他的儿子年龄虽小,辈分却极高。大家看他手里的面袋子便明白了,免不了给粮给钱,或把自家小孩穿过的衣服找出来,还给女人讲一些养孩子的常识。有了儿子,姜疙瘩的房子嫌小了,家里也更穷了,他开始找房子,四处找一些零活做。经老支书说合,村里有一户人家长期在外打工,同意让姜疙瘩借住他们家的房子,四间半新的房,姜疙瘩带着老婆孩子住了进去,算是有了家了。

几年前的春节,我回家给母亲上坟,刚一打开老屋,姜疙瘩便一晃一晃出现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那便是他的老婆孩子。那男孩俨然又是一个“小姜疙瘩”,果然,姜疙瘩一本正经地给我介绍:“这是你九奶奶和你小叔。”那女人虽不漂亮,但是脸盘还挺清秀的,梳着长长的辫子,尤其是眉宇间的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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