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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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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了地区的大学，三本，学行政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每年大概需要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秀清却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无疾而终。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结果在今年，他也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有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地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县城和镇上有许多这样的学习班，家长每学期交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学习班效果并不好。我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问他问题，他全以“不知道”回答我。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时，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就进城和父母一起打工了。
有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的小学里读书，学校没有食堂，中午短短的两个小时，家长还得去学校接回村里吃饭，吃完饭再回学校上课，晚上放学再回家。每天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和下午四五点时，梁庄的一群老太太、老头就会骑着三轮车，急匆匆地往镇上小学赶。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只有因为贫穷孩子才可能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让孩子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孩子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有一个表嫂在学校教初中，当年她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却整天沉浸于打麻将的游戏中。她说，只有极少孩子是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也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邻村有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是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乱成一片。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
＇1＇ 鳖娃儿：北方农村骂人的话；只针对男子。长辈用这个词骂晚辈时，带着半埋怨和半慈爱的味道。
＇2＇ 透墒：浇地完全浇透了，用来形容喝酒喝多了。
＇3＇ 贵贱：怎么说，无论如何。
＇4＇ 坑：北方村庄里的水塘。
＇5＇ 啥门儿：没有办法。
＇6＇ 年下：春节。
＇7＇ 不美：生病。
＇8＇ 猴头子日脑：非常调皮。
＇9＇ 不表：不骗人。
＇10＇ 够死了：很烦，烦得不得了。
＇11＇ 小花钱儿：零用钱。
第四章 离乡出走的理想青年
引言
1991年9月，穰县成立劳务输出开发公司。1993年，市开发公司成立劳务市场，29个乡、镇、办均成立劳务站。1996年12月，市劳务输出开发公司更名为第二职业介绍所。至2000年，共进行岗前和转岗培训1。8万人次，输出城乡行业青年和富余劳动力219。6万人次，创经济效益11。44亿元。
——《穰县县志·大事记》
毅志：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
毅志是我哥哥，身材微胖，皮肤黝黑，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金佛，据说是和嫂子吵架后，为了寻回爱情，专门去山上一个寺庙请的。哥哥高中毕业，曾经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哥哥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也有写情书的爱好。出门打工时哥哥和嫂子来回通信几十封，虽然嫂子只是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我到家的那天，嫂子正在收拾一大堆废纸，原来那都是哥哥以前买的报纸，说是要练毛笔字，花了一百块钱买了好多废报纸，结果，买来都有半年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嫂子把那些报纸收拾出来了两大袋，准备再当废品卖出去。说起这事，嫂子又笑起来说：“你哥，还在楼上弄个书房哩，不让我给你说，怕惹你笑。”我上楼去，果然有一间大书房，还有专门订制的书柜、书桌和椅子。
哥哥从书房的角落里拖出一个大包，说全是以前的日记和信。“那时间很诗情画意”，回忆起他的爱情史和打工史，哥哥的脸上全是笑意。
对鹃子啊，我至少是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操心了，觉得人家长得美得很。我给你说个正经话，我小学那可经常是全乡第一名，初中也不错，高中学习咋恁不好，全是因为这件事，成天想着咋啊咋啊的。上五年级的时候，她们家里订的《解放军文艺》，她爹是高中老师。我去她家，她不在，我就在那儿看《解放军文艺》。我记得清，天略微有点冷，我正在看呢，时间长了，眼有点看不清，鹃子款款而至，喊一声“毅志”，我抬头一看，觉得她简直就是仙女，就回了一声“鹃子”。当时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高二单相思，有一次为了看鹃子，从二楼咕咕噜噜滚下来，自己给自己脸扇扇。后来和她弟弟好，也是不纯洁目的，是为接近鹃子。高二快结束时，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估计有二十几页，偷偷给她，结果，鹃子在上面批了两个字：“迟到”！我伤心欲绝，第二天，就去剃个光头。意味着要重新开始，结果还是学不进去。后来，鹃子一家随她爸办了农转非，我知道咱俩不可能，也就不再想了。
第二年，因为家里的事，更是学不进，就寻思着不上学了。秋天的时候，把家里收的包谷卖了，卖了一百多块钱，我从城里走，大姐不让去，后来我就偷偷地跑了，坐车到西安转到新疆找大伯，我就想着跑得远远的，在那儿混算了。一去就后悔，那儿严寒的天气我受不了。住有一二十天，大伯也不亲热，情感非常木讷，然后，让大姐寄了两百块钱，又回来了。当时快把大姐给气死了，恨铁不成钢。
1989年10月15日回来，心里想着还去上学，给班主任说的时候，他说，别再说了，你那学习，根本不行，你还是就业吧。日他妈，咱这性格也是孤傲得不行，就业就就业，于是，便就业了。先是在城里表哥的建筑队里干，一天五块钱，白天干十个小时，在大姐那儿做饭，黑了还喜欢去看个电影，写个日记。建筑队干有四五个月，帮小工，扔砖。第一天上班，往下扔灰桶时，给师傅头上打个血窟窿。那时饭量真大，一块钱六个小蒸馍，一顿都吃完了，根本攒不住钱。当时，有一个少年时代要好的女同学已经考上大学，给我写了封情书，我也没有回，觉得不合适，咱都成农民了，不能害人家。另外，咱对她也确实没有爱情的想法。
三姐跟我说，“你得学个手艺”，那时候，咱们这兴农闲时到甘肃、陕西一带包沙发做椅子。就背着做沙发的皮子、弹簧，跟着三姐夫去延安宜川县，第一次去的好像是阁楼乡。那里人一天吃两顿饭，出力气的人才吃三顿饭。俺们去吃三顿饭。先住在旅社，下去找活，找到活就吃住在主人家里。那时候我还在写日记，后来不知道扔哪儿了。刚开始在东阁楼一家干，那家在那片儿也是能人，他妈很好，招待得好得很。一干开，就十里八乡传开，亲戚邻居都让干，生意还不错。那段时间比较高兴，咱也还算很浪漫，那里有山，也不是特别大，上山跑得特别快，干完活没事了还跑到山上看景抒情。干有一个多月，三姐夫说：“毅志啊毅志，来一个多月连个木头都锯不齐，还是个高中毕业生，你还能干啥？”这话真伤我心。活干不好吧，后来和人玩摔跤，手指弄坏了，胳膊也弄断了，在旅社又闲住了二十几天，吃闲饭。手上有脓，找个刮胡子刀片，没有麻药，两个人按着，硬是割开，那真是疼得不得了。一到换药时间，疼得很哪。医生那妹子长得好看，姐夫哥说笑：“你去换药还得跟那姑娘说话，说得美了说不定能领回来。”
回来是咋回来哩，当地派出所说俺们干私活，到处撵，在那家住着，半夜起来跑，天都冷了，在山坡上烧柴取暖。就想着回来，活也做得差不多了。那个乡的旅社钱也没结，在那镇上还欠有饭钱，共有两百多块钱吧，都没给人家结。现在想起来，心里还不太美气＇1＇。
后来，我和爹在城里卖菜，卖凉皮。爹说赶紧结婚，心就静了。大姐也想我赶紧结婚算了。有个叫秀玉的，也相中我。我虽然没啥感觉，但人家长得也还行。第一次见面后，十来天就催着结婚。后来，和秀玉一块儿进城，在路上说笑哩，秀玉说：“就你这个样，还想找个啥样的？”我一气之下，一个人骑车走了。还看不起老子，不成算了。
然后才有春子，这你都知道。到姐家帮忙盖房子，春子那时候也天真无邪的样子，也爱看书，争气要强，长得又很漂亮。我俩谈得来。
后来上北京打工，为啥去？屋里催着结婚，但是，我们俩都不想结，屋里穷得很。我跟春子说，我先去，行了，再接你去。1991年我先去北京，在朝阳区和平里大街樱花园温泉苗圃干活，后来带班，全盛时期带九个人，才开始去一个月二百六十块，后来涨到三百二十块，自己做饭，烧煤气不要钱。我让春子也到北京，在海淀区干活，从我那儿到她那儿，光单程得两个多钟头。刚开始感情好得很，后来，她干活那儿有个男孩，他俩好上了，也是热火朝天。我给她说，春子，我必须得把你带回去。我当时还抱着一种幻想，想着家里劝劝，还行。那天，我把她带到她家去，也喝了一点酒，没忍住，耍了酒疯。春子妈说：“没结婚你都恶成这样，结婚了该咋样？”
后来，又到北京后，我直直喝了一个月酒，割手腕，自残。与春子当时谈的那个朋友和我又成了朋友，那个小伙还真不错。我跟他说：“我走的时候，吓住她了，你看怎样都行。”对方说：“你们在一块儿都三四年了还这样，说不定将来对我是啥样了。”那个娃长得也不错，个子高高的，浑实实的，也是春子喜欢的类型。现在想来，春子可能也是没见过世面，猛一下到大都市，有点迷，把握不住。说句实话，春子对我伤害真大，没想到她变那么快，毕竟在一起都三四年了。现在见她，还是有点生气。
1994年的正月初二，我从北京坐车回来，初三到家。那时候心情也坏，没挣着钱，去那几年只往家里寄了两千块钱。回来之后，又开始说人＇2＇。舅们、亲戚们介绍了好多，都是大姐领着见的，走一路批评我一路。说几个不成。正月十二早晨，我去舅家走亲戚，刚到，爹就赶来了，说东娃老婆家那有个闺女好得很，你回去见见。
到东娃家，搭眼一看，这个女子长得真清秀，见这么些，就这个女子还真不错。我倒个茶，说，会喝茶不，你嫂子说，茶我还不会喝，对两句＇3＇，觉得不错。我和你嫂子是在1994年的正月十二见的面（嫂子在旁边笑着插言，一见面就觉得这个娃儿模样太不好了，黑里盔＇4＇，眼睛恁小，就说话还行，怪文气），也算是一见钟情。我的爱情史到你嫂子这儿算到头了。
1994年3月我又到北京。在北京不是闲嘛，咱们这里在北京倒票的多，咱也跟着人家倒两把票。一般的倒票都是硬插队，“哐哐”一扇，一骂，从气势上震倒对方，插到人家前面，然后，出来，让买票者加三五十块钱卖给他。有一次，插到一个成都市公安局的人前面，也不怕，你成都市公安局的，能在这儿执法？我也打过人，与春子分手之后，也有自暴自弃的想法，想着气。到后来发展成啥，假若有十来个人买票，说好帮着买，等人家钱给了之后，卷着钱就走了。北京站每天都很挤，排成长龙，对方根本看不住，挤几个队之后，拿着钱就跑了。但是，我绝对没干过这种事，还是给人家说好，老老实实地排队。后来，被便衣逮着。便衣一看我的身份证，是穰县的，就说：“你也不是好东西。”就把我关进去。那时候咱们县年轻人在北京站贩票很出名，也是臭名远扬。先送到站前派出所，一进去就看见有个娃被指拷拷在楼梯上，脚尖勉强挨着地，那难受样儿就别提了。那时候，站前派出所打人打得可狠，都是咱亲眼所见。叫蹲在那里，有人想上厕所，警察拿着橡胶棒，“腾、腾”一人一下子。我进去也是，先用橡胶棒在我身上抡几下子，我说，我真不是倒票哩，一看是穰县的就被拉进来了。后来没狠打，被关进了一个小屋。一个十来平米大的小屋关有四五十个人，坐不下，都是挤着站着，一进屋就有人说踩着他了，我也恶得不得了。但是，屋里老大过来就把我揍了一顿。有人笑话我，我骂：“日你姐，想死哩。”下午就被送到昌平收容所。一进收容所，就被里面的小盲流打了一顿。
在昌平关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点名往安阳遣送。武警闲得没事找这些人取乐，说，你，过来过来，说着，就扇这个人两嘴巴子。我悄悄骂：“日你姐，这算没地儿说理了。”被听见了，武警问谁，谁说哩，我逞英雄说：“我。”武警说，过来。往我头上抡了七八皮带，又狠狠踹我几大脚。叫我站军姿，挺胸，打一嘴巴子，抬头，再打一嘴巴子，再抬头。站有两个小时。打得我满脸是血。
送到安阳收容遣送站，也是进去就打，号里面的人也相互打。在路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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