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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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喝着血红的葡萄酒。”布鲁斯的坟墓就在修道院的中心，在玛格丽特的坟墓的旁边，而在不远的周围的，则埋葬着许多皇室亲属。当小孩儿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的城镇时，那的确是一件幸事。这座镇子盘踞在港湾往北三英里处的高地上，往前可以俯瞰到大海，把你的视角转向南面，爱丁堡便出现在视野中，当向北远眺的时候又可清晰地看到奥契尔山的峰顶。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在丹佛姆林孩同为苏格兰的宗教和国家首都时代的那些逝去的权势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儿童便能得到优先的发展。从他所呼吸的空气里，他吸收进了诗情和浪漫气息；当它放目四望的时候，他又受着历史和传统的滋润。这些就变成了儿童们的真实世界——理想总是真是的。到生活中稍后更迟的阶段，当它遭遇到工作日中严酷的现实的时候，真实才开始到来。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早期的这些印象依然保存着，尽管它们会偶尔短暂地消失，但只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了压制。它们会在其内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升起并且给他们以影响，提升他们的思想和妆扮他们的生活。在丹佛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逃脱出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轻触着他们并且点燃内心深处的潜在的火苗，使得他们超越它将要成为的样子并且与此有些不一样。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让人振奋鼓舞的环境下，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和诗歌力量的影响一定也遍及他们两个。　　当我的父亲在纺织业中获得成功，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里德公园的一所宽敞得多的房子里。父亲四或五台纺纱机占据着楼下的一层，我们则住在楼上，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之相通，勉强可以说它具有老式苏格兰民居的共同风格。（a12　幼年的卡内基在父亲的纺纱机前）这里正是我的早期记忆开始的地方，然而奇怪的是，我对这些记忆的第一次回溯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一幅小型美国地图的时候。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上面查找着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那块他们得到了允诺的土地。这时，我记得堂兄乔治？多德（Dod）和我自己都被悬挂在头顶的巨大危险所震惊，那是一面隐藏在丁楼上的非法的旗帜。我记得在那次反对玉米法的游行之中，扛着它的是我的父亲、叔叔、或我家族中其他的善良的激进分子。他们在一座小镇中被包围起来，在同业公会所中和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和舅舅们，以及我的父亲是在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我的整个家庭圈子都激动并骚乱起来了。我有如昨天一般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我背后窗上的一阵紧急的敲打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我的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关进了监狱。通过兵士的帮助，治安郡长在召开会议城镇的几英里远处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子，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鼓动着要去救他出来，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请求人们撤离。他这样做了，并说，“如果有位朋友是因为正当的理由在今晚来到这里，那么请收起你们的武器。”他们如是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平静地离开这里。”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我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对法律有一种强烈的顺从，然而在其骨子深处却是一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向往。人们可以想象，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公开地进行，那些人们私下地流传的话语将会有多么苦闷。对一切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伟大的共和国政体，美国的优越、一个居住着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特权，人们平等地享有权利——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旋律，我便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作为一个孩童，我已经杀死了国王、公爵和封建领主，并且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为了国家服务的，因此便也是一种英雄行为。这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最早的联想给我所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卓著以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出生便穿着借来的羽毛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特权，尽管它并非具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来我为之感到惊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仅有的那几个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义愤的语句：“曾经有个布鲁图斯　，他也不能够容忍，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千秋万代地把有国家。”但是，国王依然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影像。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得来，我只是对我在家里所听到的东西作出回应。丹佛姆林作为也许是王国中最为激进的一个城镇而早就享有盛誉，尽管佩斯利如此宣称。但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是更为可信的。在我所谈论的那个时期，丹佛姆林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好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者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

我的父母和童年（图）（3）



这是一个充满着强烈的政治骚动的时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得到。吃完午饭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走拢来，开始讨论与国家相关的事情。休谟　、科布登　和布赖特　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会在谈话中不时地迸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着一圈圈的人所吸引，是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但也只是纯粹的单方向的听而已。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变革势不可免。俱乐部在市民中组织起来，伦敦的新闻报纸也被人们所订阅。非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一个讲道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都要对文章作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的令人激动。这样的政治会议频繁的举行，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对此怀有深厚的兴趣并参加了不少。我的父亲或者某个舅舅总是拥有很多的听众。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会议上发表演讲，听者众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压抑我的兴奋和热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看他，我感到了某种安全。我告诉他说演讲这是我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者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支持史密斯成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说得不准确的地方做出了批评，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而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必为此感到惊奇，也没有人会像护士照顾病人一样来关注他说话的语法错误。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其风格犀利猛烈，演讲题目是：“特权的死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含义，可是我的父亲明白。我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有关的，因为他支持在丹佛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一切都运行良好，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声称是“由尼塔沃”人　。于是，在这一地区，遍地都是布告，上面是一个疑问句：“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凯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姨父赶过去与之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很绝对。“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该死，那，哇唔”，这是其反应。铁匠最后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小比例获胜。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着。他的纺纱机大幅度地贬值，一种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减弱失败的能源开始变得必需。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里的经济而开始努力奔走。他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那时让我们可以过得舒适而体面却还远远不够。在这以后不久我开始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期待着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卑鄙、吝啬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我的父亲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恳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让他得以去干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烈焰腾腾地燃烧起来。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的邻居相比，我们不会沦落到贫穷的境地。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并且活着看到他的两个孩子穿者白领的整洁的衣服。在一个不审慎的时刻，我的父母许诺说，除非我要求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向想要主动要求。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一些注意。有一天，他带着我进行了一次远足，随之而行的，还有我的发小，他们都已经上学。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得以许可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八岁那年，我开始进入学校，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学校带给了我无穷乐趣，因此对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东西我都会不高兴。而现在此类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必做的早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则，有时候直到很晚了我仍然不得出发去学校。二十几个老太太坐成一圈，他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一个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这样便确定了他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意料，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如何将他们平息下来，不用说我即便是镇上值得尊敬的老夫人也无能为力。在此我容赝“可怕的小老弟”的称号，于是，我的劝阻也许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他们好斗的一面，这一切又反过来归因于我。因为我早上的这一任务，我总是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的过失。同样地，放学之后店子中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我的生活，我早在十岁时，对父母，我已经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每每想到此，我便会找到一种满足感。很快地，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账目交与我处理，于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我变得有学问起来，甚至在孩童时期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在学校里，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苦恼。男孩子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狗”（Martin’s　pet），当我穿过街道的有些时候，他们会冲我叫那个讨厌的外号。我不能够完全明白这外号的含义，但它看起来是对我的一个极大的羞辱。它也阻止了我自由地以一种应该的方式向这位优秀的老师作出反应。他是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欠了太多的感激。除了承认这一点，在他的生前我没有机会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对此，我追悔莫及。

丹佛姆林和美国（图）（4）



　在教育中，我的好姨父劳德正确地赋予背诵以很高的价值，多德和我因此受益匪浅。我们经常要穿着外衣或者衬衫、卷起袖子，戴上纸制的头盔，把脸涂黑，拿着木板条做的剑，扮演诺瓦尔和格雷纳温　，或者是罗德里克？度和詹姆士？费茨詹姆士　，向我们的同学，还常常有老人，背诵他们的台词或是对话。我清楚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的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中，我们对一个不断重复的短句——“该死的虚伪”，存在疑虑。最开始，我们在说到“该死”这个不雅的词时，总是要轻轻地咳嗽一下，观众对此乐不可支。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可以说出“该死”这个词，而不会遭到责骂。这一天对我们来说非同寻常。此后我们就经常练习这句话，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并且把这个词念得十分的饱满到位。偷吃禁果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能很好地理解玛格丽？弗雷芒的故事：一天早上，她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沃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时，她回答道：“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我只想说‘妈的’，但是我不能。”从此之后，这一带有脏字的表达便意义重大。牧师可以在讲到坛上说“混账”而不为过，而我们，也可以在背诵中毫不拘束地大声说“该死”了。另外还有一个表达让我印象深刻，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争斗的时候，诺瓦尔说，“如果我们再打一次，我们的伤害都将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为《北美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用上了这句话。姨父读到了他们，便马上坐下来给我写信，说他知道我是在那里找到这个句子的。在世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够做到。由于叔叔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的记忆力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想，除了鼓励年轻人记忆他们喜欢的东西并且经常背诵它们之外，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能使他们受益的方式了。我能极快地学会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此我有些朋友感到吃惊。我能记住任何东西，不管他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话，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记不起来了。丹佛姆林的学校生活对我有一个考验，我每天都要背四节赞美诗。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再去上学之前一眼都不看，如果我慢慢走，五到六分钟之内可以到学校，但我还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任务。第一节课就是圣诗，因为我事先已有准备，因此成功地通过考验不成问题。但如果让我在30分钟后再重复一遍，其结局恐怕就有点惨不忍睹了。我所赚得的，或者说从家庭圈子之外得到的第一个便士是学校的一个老师马丁先生给我的，因为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伯恩斯的诗歌，“人生而忧伤”。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稍后的几年里，我有次和约翰？默利先生在伦敦共进晚餐。我们谈到沃兹沃斯的生活，默利先生说他一直在找寻伯恩斯的诗歌“老年”，对之他赞叹不已，可是此标题下的内容他却没有找到。我当时很有兴致地为他背诵了其中的一部分，它立刻给了我一个便士。啊，莫利真是伟大，他并给我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马丁先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伟大”的人，对我来说，他是真正的伟大。但英雄却是“诚实的约翰”莫利。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没有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