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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迷宫-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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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列塔尼同样的一个脚印,只是周围没有那些弯曲的间隔线的装饰——这便是在奥里尼雅克期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山洞中的发现,而这个脚印就在“喘息的鲑鱼和受伤的野牛”岩画旁边。'9'据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山洞民族或许已经在祈祷仪式中,将他们本身与喜欢猎捕的动物联系在一起。“愿好运与我的脚印同在,”他们很可能这样大声祈祷,就像高原上的男孩子们一样,当他们准备要对山上的鸟巢开始一番“探索之旅”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在路上的一个土堆上画出一些鸟蛋的形状,而且口中振振有词:“但愿我能找到这个那个……”。
此外在岩画上,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神秘的符号,那便是一行行的圆点。这些图案在澳大利亚和布须曼人的绘画中都时有出现。而且,同样的图案竟然也出现在奥里尼雅克时期的艺术作品之上或者旁边,有时他们也用这种排列方式来表示天空的星河。但是更多时候,这些神秘莫测的标志则是用来代表天上飞翔的鸟群、水里游动的鱼群、山中林立的枝条以及他们的智慧结晶和亲密伙伴——战斧,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原始的象形文字。
有些人类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画在山洞及其他地方的动物,实际是当时人类部落或者家族的图腾。以下这个观点就颇具研究价值。它同样是出自弗雷泽教授之口,“在岩画中的所有动物,似乎都是可食用性的动物,并且几乎都不是凶猛的食肉类动物。'10'因此莱纳赫先生(M。S。Reinach)早就有创建性地提出,创造这些艺术作品的真正意图很可能是想要靠巫术来‘繁殖’它们所代表动物的数量……他推断史前欧洲艺术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或许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情心驱使下的巫术活动的增多。”
在弗雷泽教授的论著中,他援引了斯宾塞(Spencer)、吉伦(Gillen)两位先生的论述,'11'表明在澳大利亚土著中也通行着这样的巫术仪式,其目的便是要“增加袋鼠和鸸鹋(emus,产于澳洲的一种体型大而不会飞的鸟)的数量”。而在澳洲的阿兰塔(Arunta)部落中信奉的鸸鹋图腾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祭拜图腾的仪式十分肃穆,首先要在地面上洒扫出一小块干净的空地,然后割破自己的胳膊,让血液流淌出来,直到滴落到地面,面积达三平方码左右,将地表浸湿为止。当流淌出来的血液风干成块,形成一块又硬又厚的血痂,他们便在上面画上神圣的鸸鹋图腾标志,特别是这种鸟身上最好吃的那部分,也就是脂肪和鸟蛋。制好以后,人们便围着这幅画坐下来唱歌。崇拜袋鼠图腾的民族也有着类似的祭拜仪式。人们在一块岩石的表面刻上袋鼠的画像,并且用“象征袋鼠红皮、白骨的纵横交错的红白两色线条”来进行装饰。自此,这块岩石也便被尊为圣物,它被认为是袋鼠灵魂的栖息之所,等候母亲的到来,人们相信,当把人的血液洒于石面,它们便会获得重生。'12'
莱纳赫关于奥里尼雅克期艺术富有神学意义的理论似乎是被一份偶然的证据验证的,这份证据也是人类近期的记录(1913年)。法国考古学家安德里亚·贝古安(AndreasBegouen)伯爵在孟德斯鸠亚梵蒂斯(MontesquieuAventes)地区有一处研究基地——塔斯·蒂鲍伯特(TusDitboubert)石窟。因在这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迹,而使得它久负盛名。洞窟内的壁画固然珍贵异常,但真正使之轰动于世的发现却是在伯爵敲碎其中的一大块钟乳石后,发现里面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内洞。在这个隐藏的洞窟中,伯爵发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掌握了陶土工艺。在一堵墙的根基处,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些很小的关于动物的陶土雕塑,雕塑看起来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景象。一位法国作家这样写道,“其中的一幅雕塑,描绘的是一头雄性野牛和另一头雌性野牛。前者长26英寸,后者长30英寸。它们几乎都是完整无缺的,尽管陶土已经有些干裂。在对这个隐藏洞窟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野牛骸骨,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曾经是一块驯养场或者是洞穴居民的一处厨房。”另外,在这个奇异的山洞中,旧石器时代的居民显然已经在举行神秘的仪式了。但是,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呢?伯爵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是一个老农夫给了他线索。‘这是一道符咒,’老人看了看一块残片,肯定地说道。在被问及这样讲的根据时,这位农夫继续讲道,这周边的庄户人家都保留着一项古老的传统,这里的人都相信用这种传统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捉到经常骚扰鸡窝的狐狸。这种方法就是,人们和着狐狸的血用陶土捏出一个狐狸像,然后把它藏在某些地方的石堆中。在这附近埋上一具狐狸尸体。最后再在旁边设下圈套,凭借这种方法,其他的狐狸便会在这种魔力的驱使下自投罗网,直奔诱饵而来,结果自然是纷纷‘束手就擒’。”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这项证据的重要性。从旧石器时代人类民族从法国南部兴盛起来开始,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类似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用蜂蜡和陶土拿捏出魔鬼的形象,并把它们投入火中,以此来伤害和毁灭人类憎恶的那些生命体。此外,各种巫术中存在的形象在希腊、罗马也被创造出来,并且直到今天,它们仍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被不断地制造着。在苏格兰高地,流传着一种叫作“黏土人”(claybody)的人像雕塑,它的制作者本意可能就是想要用巫术来折磨或杀死被塑对象。'13'人们用针或钉子来刺它,为的就是让被诅咒的对象感到疼痛。最后,这个泥人会被扔进河流中,那是人们想让它像废水一样被冲掉的愿望。鱼、海龟以及儒艮(dugong,一种海生哺乳动物)的塑像是托雷斯海峡(TorresStraits)的岛民青睐有加的幸运符,每当他们出海捕鱼,都不会忘记带上这些“吉祥物”,因为它们可以引诱真正的海中动物主动上钩;对于那些喜欢猎捕儒艮的渔民来说,他们会非常精心地装饰其“诱饵”——让死儒艮惟妙惟肖地在水中游起来,以此诱使其他同类靠近,并被生擒活捉。'14'因此,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很可能也是使用在石头上画出动物图案的方法来达到类似的目的。
布须曼人的岩画在许多地方非常贴近奥里尼雅克期的作品,甚至还保留了一些古欧洲艺术家们独有的风格特点。尽管如此,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确定,这些石器艺术被赋予了某种神学意义。但当大部分土著居民在被问及与此有关的情况时,却都选择了避口不谈,就像大多数从事迷信活动的人惯常的做法一样,将此视为“天机不可泄漏”。在苏格兰,保存着许多古老的遗迹,人们相信,如果上天将欲昭示于人,必将打破一道符咒。凡事要想取得成功,保密是绝对必要的;如此既能保存实力又能防止符咒被提前打破。土著居民误导研究学者的事情在过去屡有发生——只因那些家伙强烈的好奇心,令当地人不敢相信,而其结果往往也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沽名钓誉,不惜选择背信离义,出卖誓言。
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4)
在第四纪冰川期的马格德林文明阶段,曾经出现过一段伟大的艺术复兴时期。在这一阶段的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极地与副极地动物,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展现出来,这其中蕴涵了艺术家们细腻的艺术触感和对这些动物真挚的友爱情怀,透视出当时人与自然界动物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关系,而其对动物的观察技巧也已相当熟练。这些艺术作品上的装饰设计显示出超凡的艺术想象力。毫不夸张地说,马格德林时期的工匠们触摸过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精妙瑰丽的艺苑奇葩。比如,他们用各种野生动物的骨骼、触角或者象牙雕刻而成的各式武器的柄手,其工艺之精湛,足以堪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正如M。Piette所说,“很明显,正是首先出于模仿的本能,才造就了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15'
同奥里尼雅克文明阶段的人类文化一样,马德格林时期的艺术作品也都表现出很强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特征。“每一件武器背后都有它的魔鬼”,这是盖尔人的一个古老信条。在印度古代两大梵语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ábhárata)和《罗摩衍那》(Rámáyana)中,都有关于天上的神兵利刃的守护神现身于人间英雄面前的传说,他们告诉这些英雄,自己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礼物,他们愿意听从这些英雄的指令,帮助人类降服妖孽、铲除恶魔。我们发现在马格德林时期的匕首把柄上,雕刻着长着突出象牙的猛犸或奔跑的麋鹿,据此可以推断,它们的主人相信这些动物是力量、尊贵和敏捷的象征。而出土的马格德林时期的石器“咆哮的公牛”(bullroarer)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事实。在澳大利亚,这一器物最初被用来在祭祀仪式上召唤神灵,后来在其他地区又被用来“祈风”,即用它来呼唤风神的注意。在埃及,每当寺院中叉铃(sistrum,一种手摇乐器,古埃及祭祀司繁殖女神伊希斯(Isis)时使用)的叮当声响起,那便是在进行类似的召神仪式。
而早在莫斯特时期或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以及奥里尼雅克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的葬礼仪式,则毫无疑问地表明当时已经存在宗教信仰。有时,在死者的山洞墓室中也会立起石碑,但随后即归为荒芜之地了;有时,他们也会造出一些洞穴,作为家族或部落的墓葬群。有些骨骸看起来在埋葬之前已被脱去皮肉,之后再将赭石和骨灰撒于其上。还有一些专门建造的石墓被用来存放死尸。
尸首通常被置放在墓室的右边,双腿蜷缩,头部枕于右臂之上,左臂伸展开来。但是,偶尔也有双臂交叉的情况。很显然,这些姿势表明他们是在睡觉,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人们一定相信这些死者还将醒来,因为他们生前使用的武器、工具以及被烹制好的食物也一并被放在墓室中。此外,死者的尸身上还被佩戴一些饰物,显然它们都是护身符。这一事实明显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死者同样需要保护,或许是要戒备魔鬼的侵袭吧。玉黍螺(periwinkle,一种长春花属植物)编织的花环被放在死者的头上,毫无疑问,这也是给活人戴的。这些习惯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在距今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带有魔幻色彩的信仰已经在人类中发展起来并相当流行。古代民族佩戴的护身符可能出于几种不同的原因——祈求好运、祛病除灾、身体康泰、祈祷力量与勇气、盼望得到他们垂青的对象等等。正因如此,在并非作为“一种象征永远美好与欢乐的事物”的情况下,玉黍螺就已经深受旧石器时代欧洲民族的青睐。只有在近代,当这种古老传统的色彩淡化以后,人们才单纯是出于饰物本身的质地和价值方面的原因,来选择这种植物作为饰品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就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仅仅在装饰物的佩戴上,他们就已经兼顾到美观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统一。考古学家分析,给遇难勇士头戴玉黍螺符的意义,正如切罗基族(Cherokee,北美易洛魁人的一支)妇女通常用蟹钳擦拭宝宝小手的象征意义,祈愿他们身后依旧能够强壮勇猛。'16'看起来,当时的人们相信给死者的头上摆放玉黍螺将会使他们难以收到伤害,并能迅速地躲避敌人的攻击,就如同灵巧的海蜗牛的头一样。无独有偶,爱尔兰英雄库楚林(Cuchullin)就在他的头发上戴满了珍珠,其寓意不言自明——珍珠虽然脆弱,但在牡蛎壳的保护下就有如穿上了钢盔铁甲,所以穿戴上它们即代表自我保护的意味。根据这些习惯,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祖先之所以信奉巫术符咒,完全是从生活习惯中总结出来的理性经验。
旧石器时代的猎手们通常还习惯佩戴鹿牙串起的项链,所以,葬礼时它们也会作为护身符被挂在死者的脖子上。这些鹿牙项链象征着步伐快捷以及耐力持久。与此类似,非洲的土著经常会选择豹子的脚爪作为项链,这是因为人们希望,它们能够带给人类这些可怕动物的剽悍与智慧。此外,人们还相信,在脚踝上戴上龟腿镯之上,走起路来便会不知疲惫。在某些南美洲的部落中,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人们会随身携带上野猪的獠牙,以此来保佑自己犀利威猛、勇不可挡。
一些人类学者将巫术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并提出前者是一个阐释为何要敬奉神的过程,而后者则为一个通过吁求确保人类服从神旨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巫术是将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宗教崇拜和与之相对的邪恶力量的一种完美结合。在大多数原始民族中,都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获取超自然力量的方式,即正确的和错误的。遍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例,比如浮士德(Faust,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同魔鬼之间的肮脏交易,但这些向来被虔诚的人们所不齿,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恪守信念,在死后必将修成正果。
当然,笃信巫术的原始民族不可能对此做出十分精辟的论断,更不可能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生命哲学的高度。他们只是对那无所不在但又不见其形的永无止尽的自然能量做出了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尽管他们竭尽所能地试图探寻到这些能量的源头。这种能量在许多方面以不同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有时它专指力量或耐性,有时化身为智慧与机辩,有时又突显在愈合力方面,乃至非凡的繁殖能力。这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的状态也有所不同。
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人类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需求,所以,也就必须不断提高在利用这种超乎人力所及范畴的能力。因此,人类便通过捕食强悍动物来增强自身的强悍,通过食用狡诈动物来增强自己的心智,因为人类相信,生命力存在于血液中,饮食鲜血将会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人类同样也重视动物的价值,比如,除了肉和血液,它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被充分利用。人们将鹰的羽毛摘下戴在自己的头上,相信它们能够带给自己鹰一样的敏捷与犀利。人类自身的服饰、足迹、唾液、头发以及指甲,一旦被施加巫术,便被注入新的能量,它们也便与人的受伤与否或者成败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受伤的脚印,一截被施以符咒的剪掉的指甲,一摊混杂了沾上“魔鬼法力”物的口水,就能够预知一个人的旦夕祸福,事情进展的顺利与否。当然,还有其他的获取这种超能力的方法。比如,通过一些仪式或者念诵咒语就能将人引入某种途径。因此,这种信仰也便慢慢滋生——人们相信,无论是神还是动物,都可以被人类的意志力进行催眠。如果要捕捉一头麋鹿,猎手事前会演示一遍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麋鹿奔跑着,然后如他所愿般跌倒;渔夫也会扮起被捕获的鱼儿在网中扭曲挣扎的动作,或者游向诱饵上钩的样子;水手们出海时会习惯性地吹起口哨,那是希望海风的到来,而一旦停止吹哨,则是风势已经足够强烈了。此外,在某些季节里,还有着类似的祈雨仪式。
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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