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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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相早年家境贫寒，父亲早故，全靠母亲替人家缝缝补补的收入来抚养。张相天分很高，初涉试场即中秀才，后来潜心研究旧学。不久又受维新思想影响，悉心自学日语，曾译《十九世纪外交史》，为当时时人所推崇。后来，他在安定中学、杭州府中学堂、宗文学堂担任文史讲席，成为杭州城里有名的才子。
　
在私立安定中学里，茅盾打下扎实的诗词基础知识。后来茅盾创作并流传下来的150多首诗词，皆源于此。另外，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还夯实了记忆的基本功。
当时，安定中学有一个教国文的老师姓杨，杨老师教中国文学发展史，比湖州府中学堂里那位杨笏斋先生更有系统性，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复古运动、明传奇，直至桐城派以及晚清的江西诗派之盛行，都作系统的介绍。但他的教学方法也特别，在黑板上只写人名、书名，每日讲一段，叫学生做笔记，然后批改笔记。
　
因此，茅盾干脆上课时专心听讲硬记，课后把杨老师所讲的内容默写出来，久而久之，竟然把自己训练出来，增强了自己的记忆能力。故后来茅盾能背《红楼梦》的传说，大概也得益于此时的训练。
　
1913年夏，茅盾毕业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离开西子湖畔，回到乌镇。
　
他的母亲告诉他，凭手头的钱，茅盾还可以去读三年书。并告诉茅盾，卢学溥表叔在北京，希望他能考北京大学。说完，把一张刊登北京大学招生广告的《申报》递给茅盾。茅盾一看，《申报》有“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招生分“大学预科、法政专科、工业专门、医学专门”四类，其中北大预科又分第一类和第二类，各招80名；考试科目有历史、地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图书。学制三年。但考第一类，“理化、博物、图书”三门中免试二门。茅盾和母亲商量，决定报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1913年8月11日，茅盾到上海澄衷学堂赴考，三天之内，考了历史、地理、国文、英文、数学、图书等六门功课。考完后，茅盾即返乌镇，等候录取通知，不久，《申报》登载录取名单，竟没有沈德鸿，只有一个叫沈德鸣的人，把全家吓了一跳，茅盾母亲猜想是报馆印错了的缘故。幸而没有几天，正式书面通知也寄来了。
茅盾母亲笑着对茅盾说：“果然是报馆印错了。”
　
9月，茅盾风尘仆仆地去北京大学求学。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由湖州人胡仁源代理，预科主任是留美归来的沈步洲先生。茅盾这一届预科新生约200余人，宿舍在译学馆楼上。当时教师中中外合壁，古今通用，教师思想观念十分杂乱，真可谓新旧兼容。教史、地的是桂蔚丞和陈汉章：教国文的是年轻而又思想进步的沈尹默、朱希祖、马幼渔和沈兼士等，这些教师都是浙江人。因而被世人称为北大文科浙江人取代桐城派而兴盛。然而，一些教师个性怪癖，也给茅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教本国地理的教师桂蔚丞，以古代今讲地理，并用考证方法讲授，他一袭长衫，一壶茶，一只烟袋，依照大清一统志，参考各省府、县志，乃至《水经注》自编地理讲义，他在言谈中，视学生为私塾弟子，编讲义的参考书从来秘不示人。所以茅盾讲他“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教历史的陈汉章亦是北大一个有名人物，他是浙江象山人，是俞曲园的弟子，也是章太炎的同学。他早就在京师大学堂教授，因为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中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于是他放弃教席，宁作学生，期望得个翰林。辛亥革命后，他的翰林梦打破了，改北大后仍聘他为教授。他表面看来落拓不羁，但内心依然十分困惑，他讲授历史时，自编讲义，别出心裁地从先秦诸子的作品中搜罗片段，证明欧洲近代科学所谓声光化电，在我国早已有之。还煞有介事的告诉学生，欧洲的飞机，在我国先秦就有了，《列子》上说的飞车，便是明证，还自豪地说，“那时候，现在的欧洲列强还在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呢。”满堂学生常常听得瞠目结舌。
　
但后来陈汉章因茅盾当面说他是“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而和茅盾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对茅盾说：“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你可知道，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一席话，茅盾听得肃然起敬，佩服这位老师的骨气。
　
在北京大学预科的三年中，茅盾在外籍老师的辅导下，较为系统地阅读了外国文学，学习了世界历史，如司各特的《艾凡赫》、狄福的《鲁宾逊飘流记》及莎士比亚的戏曲等，使茅盾的外国文学作品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接触，茅盾感到眼界大开。
　
因为北京离乌镇太远，茅盾母亲去信关照茅盾，寒假不必回家。正在财政部当公债司司长的卢学溥便热情地邀请茅盾住到他的公馆里。并在卢表叔的指点下，研读二十四史。当时，卢学溥十分器重茅盾，鼓励茅盾研读二十四史，告诉茅盾，这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因而引起茅盾的兴趣。在北京的寒暑假中，茅盾一头钻进卢公馆，认真系统地读二十四史，收获不小。
　
然而，转眼春暖花开时，京城的谣言四起，说袁世凯不惜和日本背城一战，因而许多人都离开京城，远走他乡，以避战火。茅盾的一些同学也离开北京了。面对这些情况，茅盾心神不定地找到卢表叔，把听到的、见到的情状述说一遍。卢学溥笑道：“可惜总统年老，不是当年小站练兵的时候了。”
　
茅盾一听，恍然大悟，袁世凯用了“将要与之，必先取之”的方法在愚弄京城百姓！茅盾悬着的心，又放下了。
　
茅盾在北京大学预科的最后一次考试时，袁世凯死了。在袁世凯死之前，袁世凯称帝不成，便把原先打算登基时用的广东焰火拿到社稷坛放掉，茅盾曾和同学在夜里翻过宿舍的围墙去观看，看到焰火中有“天下太平”四个字，十分新奇。
　
茅盾在北京三年，完成了全部学业，于1916年7月返回家里。但日后工作、生活怎么办？对茅盾来说，真的一点预感都没有。　

　








　
　
第三章为新文学奠基　
　
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生活之舟驶向那里？年青的茅盾还十分茫然！回乡当教师，还是托卢表叔在银行界做事，如果像茅盾这样年青、有知识的大学毕业生，欲进银行界，捧金饭碗，真易如反掌！比茅盾稍大的二个叔父及乌镇几个亲戚的孩子，都由卢学博荐进银行界做事，何况一向受卢表叔器重的茅盾。
　
茅盾离开北京后，卢学傅接连收到茅盾祖父和母亲的信，希望卢学傅给茅盾安排个工作。当时茅盾的富有远见的母亲陈爱珠，在给卢学傅信中，特地提到不要在官场和银行界给茅盾介绍工作。所以茅盾回到家后，母亲与他商量职业事情，井告诉茅盾，耐心等待卢表叔的回音。其时，正在财政部任公债司司长的卢学傅，正受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巴结，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希望公债司的公债券能在他手下的京华印书局承印。如果争取到这笔生意，那将是一笔可观的利润。所以，卢学傅打算将茅盾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那里既可以作学问，又是知识人才荟萃之地。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伯恒一听，一口应承下来，并立即去信上海；把茅盾推荐给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并说明这是卢学溥推荐的。7月27日，张元济收到孙伯恒信以后，立刻复信，答应可以“试办”，“月薪24元，无寄宿。
试办后彼此允诺再设法。“孙伯恒收到张元济的信以后，立刻交卢学溥，并嘱早日去沪面见张元济。
　
茅盾在乌镇收到卢学溥从北京寄来的信并附孙伯恒函后，便径直去上海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本人又是翰林出身，知识渊博，爱才惜才，同时又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进步、开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有作为的文化企业家。茅盾后来成名，也得益于当时张元济的开明。所以茅盾曾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中，张元济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初进商务印书馆，茅盾一介年轻书生，碰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使年轻茅盾有一种既新鲜又陌生的感觉。求见张元济时，门口门卫拉住茅盾反复盘问，连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都不曾听过说的人，竟然在总经理门口负责登记。当茅盾掏出北京分馆经理的介绍信，在这些人面前一抖，他们立刻换了一副笑脸，恭谦有加了。这些世态，茅盾忽然想起自己家庭在失去父亲以后的遭遇，何乃相似！
但初见张元济，双方，起码在茅盾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洋式的、圆形，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因为它的靠背只是一道木圈），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圈椅说：“坐近些，说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罢？”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却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对我说：“你听得了罢？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小张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罢。”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了躬，就走出他的所谓办公室。
　
这就是茅盾走出校门要见的第一个人！张元济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茅盾的脑海中。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茅盾一如既往地敬重张元济，视为师长。
　
茅盾第一个就业的部门——编译所英文部，部长是邝富灼，是个华侨，原籍广东，是在国外读大学，得了个博士学位，此时也只有40多岁。茅盾进英文部时，正巧英文部开办一个“英文函授学校”，函授的学生把作业寄来，而茅盾则改学生寄来的作业，所以，刚进编译所，茅盾的工作并不繁重。但在与同事接触熟悉过程中，他也了解了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内幕，了解了学术机构内部的派系，知道了社会的复杂。商务印书馆实际上也是不是官场的官场。他向母亲，向卢表叔写信，诉说了进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感想，一方面感到这个地方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感到商务印书馆是个变相的官场，处处讲资格，讲人情，“帮派”壁垒森严。卢表叔给茅盾来信，告诫他：
　
只要有学问，何愁不立事业；借此研究学问是正办。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个图书馆，叫“涵芬楼”，藏书十分丰富。星期天，茅盾常在那里度过。由于平时的工作很轻松，因而他常常可以在宿舍里看书看到深夜；在编译所，茅盾英语水平也大有长进，特别是口语训练。英文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办公室里，同事之间的交谈基本上是英语。因而在这样的氛围里，茅盾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
　
有一天晚上，茅盾回到宿舍，见同宿舍里的辞典部谢冠生那里有一本新出的《辞源》，很厚，引起茅盾的兴趣，茅盾向谢冠生借来，在灯下读起来。
　
忽然，茅盾发现这部作为商务印书馆重点产品的书，里面谬误百出，不足之处显而易见。血气方刚的茅盾此时心血来潮，闪念之间，冒出何不给总经理写封信，把想法告诉他的念头。于是，在更深夜静的时候，茅盾提笔向张元济写了一封信，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出版这样规模的辞书，商务在出版界开风气之先；但对条目引出处，有认错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同时，认为《辞源》所收新词不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等。信，第二天上午交茶房送去。
　
茅盾将信送出，也就过去了。这对青年茅盾来说，实在是一时冲动而已。
　
他并非认真对待这件事。不料，当天晚上，同宿舍的谢冠生悄悄告诉茅盾：
　
“德鸿，你那封信，总经理已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请编译所长高梦旦核办了。”
茅盾一听，大吃一惊，一封平常的信，会引起总经理那么大的注意？
　
其实这封信在茅盾文学创作生涯中，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成为青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崭露头角的一个转机！因为这封信，青年茅盾的才识引起商务当局的注意和重视！
　
第二天上午，编译所长高梦旦约见本在一起办公的茅盾，并开门见山地对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你意下如何？”茅盾表示同意，并特地去向邝富的告别，感谢邝富的一个多月的关照。于是，茅盾离开那机械的改卷子工作的英文部，与孙毓修合作译书。直接归编译所长高梦旦管辖。
　
50多岁的孙毓修起初瞧不起20出头的青年茅盾，认为这个桐乡小青年稚嫩，根底浅。然而，当茅盾很快将《人如何得衣》（卡本脱著）译完以后，孙毓修自负之气矮了一半，因为茅盾的译文无论如何要比孙译得好。而且当孙毓修征求茅盾如何在译作上署名意见时，茅盾表示可以不署名。孙毓修对这个年青小伙子有了好感。
当后来发现茅盾在看《困学纪闻》时，他又吃了一惊，考问茅盾读过那些书？茅盾答道：“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一席话，孙毓修听得瞠目结舌。过了好一会儿，又问：
　
“你的令尊在何供职？”“家父早已去世。”茅盾恭恭敬敬地回答。“那你……“
　
孙毓修更惊讶了。“主要得之于家慈的教育。”茅盾又说。孙毓修不再问了。
　
他的名士派头收敛了。从此，对青年茅盾另眼相看。
　
随后，茅盾用三个多月时间，完成美国卡本脱的有关衣、食、住三本书的翻译，这是茅盾最初译著工作。但这三本书的真正出版，是在1918年4月，作为“新知识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发行。在译完衣、食、住以后，已是年底。老先生孙毓修找到茅盾，问茅盾下一步有何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