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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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又谈了些北平、上海文艺界的形势，徐志摩和史沫特莱便告辞了，但茅盾和史沫特莱的友谊，却从此开始了。
　
1930年8月，茅盾的老友瞿秋白夫妇从莫斯科归来。并用暗号给茅盾写了一封信，约茅盾夫妇去聚谈。茅盾夫妇和秋白夫妇已是多年不见，便按约去秋白秘密住所拜访，旧友相聚，自然十分欣喜，茅盾向秋白诉苦道：“自从日本回来，发现国民党仍耿耿于怀，称我的文章‘不无宣传共党嫌疑’，所以只好当专业作家了。”
茅盾显得十分无奈。二人谈起往昔峥嵘岁月，都唏嘘不已。茅盾向秋白打听胞弟沈泽民在苏联的情况，秋白告诉茅盾：“泽民、琴秋不久就要回国了，琴秋生了一个女孩。”茅盾、孔德沚听了，都十分高兴。停了一会儿，秋白问茅盾：“打算写哪些小说。”茅盾说：“想写些历史小说。”秋白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写历史小说，也可以反映现实斗争。”秋白还为茅盾讲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从秋白那里回来没有几天，茅盾得知胞弟沈泽民化名李明扬，秘密回到上海了，但中共的交通员没有接到沈泽民，十分焦急，便到茅盾家里探听，茅盾夫妇才知道沈泽民已回上海。
　
没有找到沈泽民，中共中央十分焦急，因为知道泽民带有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示，即后来史称“十月来信”。于是，茅盾和中共组织商议，拟个只有泽民才知道的启事，启事如下“阿二，家庭小事口角，何必出走，慈母以只生我兄弟二人而不和睦，甚为焦急。兄现已来沪，暂寓某某处，以十日为限，见报速来相见。”这条启示登遍上海各报，但仍不见泽民踪影。
　
于是，茅盾又和中共交通员商议，再发一个启事：“罗美老弟，有事相商，请来某某处，博古。”这里的“罗美”是泽民的笔名。但这则启示登出后，也没有回音。所以中共组织急得团团转，生怕出意外，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和杀害。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茫茫人海中，杨之华在一个工厂门口，碰到沈泽民。才算又和中共接上头。原来泽民回上海后，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不敢去找熟人，因错过接头时间，他只好去租一个住房，伺机与组织联系。
　
时间一长，他想进工厂做工，以便找到组织。所以，他在一个工厂门口徘徊时，被杨之华碰见，遂接上组织关系。胞弟沈泽民回来不久，弟媳张琴秋也转道东北回到上海，泽民进中共宣传部工作。琴秋做女工工作。
　
此时，“左联”内部决定办一个刊物，并定名为《前哨》，由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负责编辑，在筹备过程中，“左联”发生五作家被害事件，消息传来，“左联”
成员都义愤填膺，把披露五烈士的工作，作为《前哨》的第一期内容。茅盾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秘密印刷，左联烈士的照片，都是印好后，用手工贴上刊物内页的。茅盾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全国革命文化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发表在《前哨》上，通过秘密渠道，向全世界控诉。
　
由于《前哨》直露的政治态度，秘密发行，也立即遭到查禁。于是第二期改为《文学导报》，继续顽强地出版。
　
1931年春暖花开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奉命去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从此，茅盾和胞弟成为永决。沈泽民后来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两年后，1933年11月20日牺牲在苏区。5月下旬，冯雪峰到茅盾家里，要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茅盾表示推辞，雪峰告诉他，这是经过研究后的决定，并宽慰茅盾：“试试吧，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茅盾默认了。不久，瞿秋白因在党内遭到王明的排挤，表示想搞文学，所以，他有更多时间来领导“左联”工作，而茅盾则有更方便的机会去和秋白、鲁迅等商量“左联”工作。
　
1932年底，《申报》的老板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副刊“自由谈”，茅盾、鲁迅、瞿秋白三人支持黎烈文，茅盾接连写《“自杀”与被“自杀”》、《紧抓住现在》、《血战后一周年》等文章，在“自由谈”
上发表。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在《编辑室读者书》中说：
　
“编者为使本刊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
　
这里的“何家干”是鲁迅先生，当时秋白因政治原因，许多文章和鲁迅商量后，也用“何家干”的笔名发表，而“玄”先生，则是茅盾。因而这段时期，茅盾和鲁迅、秋白三人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以后，茅盾的活动就多了，会议也多了，并且经常出没在左翼人士的活动场所，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茅盾和冯雪峰等到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出来，立刻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梢了，幸亏茅盾发觉，后来转换了几辆车，又走进一家银行兜了个弯，才甩掉那个尾巴，终于脱险。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左联”五烈士的被害，使上海革命作家们处在极度危险之中，1932年3月3日的《社会新闻》刊出《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一文，点名揭发茅盾、鲁迅：
　
“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1933年4月，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回到上海，此时因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小说月报》被毁，就合计办一个《文学》刊物，郑振铎活动能力强，由郑振铎出面，请傅东华任主编，由生活书店出版，并成立一个由名人组成的十人编委，即茅盾、郑振铎、鲁迅、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洪深、徐调乎、傅东华。到7月，出版第一期《文学》，立即引起轰动，在上海沸沸扬扬起来，各种带恐吓性的谣言公开在一些刊物上。上海泮公展主办的周刊《微言》首先推出“茅盾被捕说，确否待证”
的消息。过了几天，这个消息传到北平，北平的左翼刊物《文艺日报》在7月11日也登了这个消息：
　
“中国著名小说家茅盾氏于6月27日在上海被捕，是否被害尚不明。近日上海作家相继被杀，已成恐怖世界。此种无理陷害已引起一般人之非难。”
　
当时，茅盾被捕之说是误传，但茅盾在“左联”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文学创作上的强烈的社会意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倒是事实。因为7月14日伊罗生的《中国论坛》第二卷第八期上登出的当局要暗杀的黑名单上，就有茅盾的名字。不久，国民党对文学实行高压政策和暴力手段。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查禁普罗文学的密令，责成内务部审查刊物，“须更严密，毋使漏网”。而后又下令禁止出版“反动”书刊等，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神州国光社、良友图书公司，光华书局相继被捣毁。所以，茅盾在“左联”的活动天地里，面临的还是一片白色恐怖。但此时的茅盾，政治上更成熟，而方向也更明确，斗争也更策略，尤其与鲁迅、瞿秋白等思想家在一起，对形势的分析和观察，似乎更准确还在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之前，茅盾觉得自己的位置还在文学这个领域，用小说创作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小说又必须从生活中提炼，选取素材的，因此只好从自己熟识的生活写起。1930年11月至次年2月8日，茅盾写了中篇小说《路》，写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在写作过程中，他多次和秋白交谈，秋白对形势的分析，启发了他的思路。在这之前，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各地红军的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胜利，以及七月红军攻入长沙等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上海，消息向来灵敏的作家，自己也风闻了，而且秋白也证实了。这些，极大地鼓舞了茅盾，激起茅盾的创作欲望。
因此，《路》的写作意图，就是想指出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青年的出路。《路》中的主人翁叫火薪传，名字本身暗示革命火种正在蔓延，必将成燎原之势，火薪传也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写完《路》，茅盾编了一本集子《宿莽》，书名暗示蒋政权压迫左翼文艺，虽甚残酷，然而左翼文艺必将发皇张大，有如宿莽是冬生不死或遇冬不枯的意思。
　
写完《路》，茅盾又接着写《三人行》，但《三人行》是个不成功的作品，它没有达到作家预定的目标，所以当时瞿秋白读了这个《三人行》之后，对茅盾开玩笑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这话茅盾也认了。
　
在这期间，茅盾搜集材料，更理性地研究了一些理论和现象，尤其在秋白的建议下，写了探讨“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的文章，即《“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这两篇文章，有力地促进了“左联”
　
的理论建设。与此同时，茅盾和瞿秋白、鲁迅等一起，在“左联”内刊《文学导报》上写了不少富有战斗意义的文章，批判民族主义文学。
　
到了1931年10月初，茅盾向冯雪峰提出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专事创作，结果，左联没有批准，却同意茅盾请长假，从事创作。至以后来，茅盾依然一如既往地在“左联”中工作，茅盾还和鲁迅一起，为“左联”提供活动经费，鲁迅每月20元，茅盾每月10元。写《子夜》、编《文学》时还支持《北斗》，为“左联”
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一直到1936年2月“左联”解散，茅盾始终是一个“左联”带头人。而且，“左联”时期，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多产期。　

　








　
　
第十二章都市风景线：《子夜》　
　
还在1930年夏秋的季节里，茅盾搬过几次家，最后住进了静安寺附近愚园路口的庆云里的一个三楼厢房带过街楼，共有三间房子。楼下住的是二房东，茅盾称自己是教书的。而此时，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要茅盾少用眼多休息。茅盾的表叔卢学溥此时也在家里赋闲，他对晚辈茅盾十分赏识，小学时代显示出来的聪慧，就认为自己这个表侄能成大器，曾作“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的评语。卢学溥与茅盾谈起往事，还十分得意。另外，此时茅盾虽加入“左联”，但对“左联”的做法、“左联”的左和幼稚，都十分不理解，但又不便反对，只好作逍遥派。因而，这个时候，茅盾有事无事都往卢公馆跑。
　
卢学溥在沪上作寓公，又有这样有气派的大宅，因而许多同乡故旧人来人往，当中有开工厂的、有卢表叔的银行同僚、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搞投机的，高谈阔论有之，慷慨激昂有之，切齿痛陈有之，窃窃私语有之，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中，茅盾听到不少关于中国形势的种种内幕。
　
这些同乡故旧当中，茅盾也大多认识，他们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因而政界、军界、金融界、商界上的内幕，并不避嫌，都乐意和茅盾谈。这些同乡故旧还热情邀请茅盾去他们那里玩，于是茅盾又有参观丝厂、火柴厂、纱厂、银行、商店的机会。在参观中，茅盾自己也感觉到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日本时那种灰暗的情绪、不稳定情绪，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他看到了世界经济萧条，向中国倾销商品时，中国民族工业的衰败以及一些同行老板的艰辛。
　
他看到证券交易所那“搏斗”的场面，股票指数的上扬下跌，对那些在股市“搏斗”的人们，也带来了兴奋、沮丧。那些兴奋和沮丧的面孔后面，茅盾似乎感觉他们更关心股市之外的形势——战争的胜负；政界变幻，直接影响着股市交易的人们，而操纵这些场面的人，是从来不在交易所里露面的，他们住在豪华饭店，带着情人，或者带着姨太太，出入交际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谣言、谎言，操纵着股市风云。这些操纵者，都有外国势力作后盾，实际上在充当买办的角色。因此，茅盾在与这些故旧同乡的周旋中，了解到不少经济与整个社会形势相联系的东西，这些老板们的“悲欢离合”，最为集中表现在交易所这个小天地的大世界里，包括人情世故，也似乎和整个经济相联系。同乡一个老板，曾告诉茅盾这样一个可耻的故事。有个小老板因为打听股市发展趋势内幕，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去充当股市操纵者的情妇，让女儿把情报弄到手，再决定抛还是收。结果，女儿不谙世事，失身于操纵者，“情报”又没有弄清，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小老板觉得无脸见人，就上吊自尽了。这个细节，给茅盾心灵十分震撼，金钱让人灵魂堕落到这个地步！
在卢公馆，茅盾听到作公债投机的人曾以30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30里，以蛊惑市场，投机人乘机活动得利十分丰厚，这又是给茅盾心里一次震撼。因此，茅盾对中国社会现象看得更清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同时，茅盾又从不同渠道，听到工农红军的消息，这个消息，对茅盾这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来说，自然十分高兴。
　
在卢公馆里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消息，茅盾又忽然想起不久前学术界人们很热闹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另一种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第三种观点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茅盾从自己大量耳濡目染的现实和材料中，觉得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然，茅盾觉得这些素材，不宜写论文去证明，而宜写小说去证明，因而茅盾打算写一部都市、农村交响曲，而且都市部分可写三部曲，并着手拟大纲和梗概，定名为《棉纱》、《证券》、《标金》。茅盾还读了周培兰的《中国纺织业及其出品》等专业书，深入研究中国棉纱业的历史和现状，为使小说更具有坚实性。

但写完提纲以后，茅盾又觉得都市部分好写，而农村部分十分为难，二者的配合、呼应等都会产生轻重不当的感觉。因而茅盾把这个已拟提纲的写作计划放下，转而去写中篇小说《路》。不料，《路》只写了一半，眼疾发作，只好遵医叮嘱，不看书不写作，休息三个月。但用茅盾的后来说，眼睛不能用，大脑却异常活跃。
他在眼睛休息时，反复比较思考，决定改变原来写城市农村交响曲的计划，专门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同时，把原来的一些分散的故事选取之后，集中在这部长篇之中，在重新构思时，茅盾又仿佛重温素材，心里觉得更加有底了，并把纱厂改为丝厂。于是，茅盾又去重访故旧，有目的地进一步搜集素材，在这些同乡故旧中，茅盾了解到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的缩影——丝厂的情状，上海倒闭30家，无锡、广东、苏州、镇江、杭州、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