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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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忍受着烟瘾发作的痛苦，一路很少说话，这时却突然来了精神，他听到车厢门口列车长的声音：“旅客同志们请注意，现在对你们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请给予配合。”他赶紧示意我躲开，我立即穿过车厢过道，从列车员身边挤过去，径直走到车门口。一个连半价票的资格都没有的小萝卜头不会引起检查人员的注意，他们绝没想到我的裤子里会夹带违禁品。
出了娘子关火车风驰电掣般向冀中平原飞奔。到达从石家庄后一行人换乘汽车到建屏县城洪子店，那是一辆敞篷木炭车，一路烟尘滚滚呛鼻刺眼令人头晕欲呕。好不容易熬到县城，再坐三十里胶轮马车才到达目的地罗汉坪。那是太行山区一个极普通的村庄，却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罗汉坪、南冶、唐家会，三个村子共同组成华北兵工职业学校二分部，这里离七届二中全会会址西柏坡只有二十多里。
一踏入校门我们就被和谐、亲切、温馨的气氛包围。校园四周墙壁粉刷一新，到处张贴着欢迎新教师的红色大标语，墙报上登满各班学生的欢迎词。校长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在村口迎接，和新教师一一握手致意。学生们夹道欢迎，到处欢声笑语，问寒道乏之声不绝于耳，行李早有人搬去安置。老师们被一片温情暖意簇拥着，脚步轻盈缓缓走进礼堂开欢迎会。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既不同于家乡的僻静，又不同于省城的喧闹吵杂。
接连几天又是座谈，又是宴会，人与人之间那样和谐，那样融洽；一切猜忌、仇恶、争斗好像都瑟缩到十八层地狱去了。现在想来，我觉得那里几乎是我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这里的山水也格外秀美：正值早春二月，到处一片新绿，生机盎然；空气都好像比别处清新，每吸一口都会令你周身舒坦，醺醺欲醉。难怪父亲多日来竟忘记发烟瘾，没想起取出我裤角内的烟球；待到有一天突然想起把我叫过去搜寻，裤角已被磨破，那些救命药丸早已不知去向；急得他连声叫苦，只能每日忍受烟瘾发作的煎熬。那脸色煞是难看，憔瘁、瘦削、两眼无神，常是半睁半闭，似睡非睡；双唇微呲上翘呈苦笑状，显示出他在强忍着难言的痛苦。他这副老态龙钟的苍老形像与四十五岁的丁壮年龄实在不相称，有时在中午的阳光下父亲迎面走来，脸色蜡黄，我会不禁打个寒战，心里害怕起来：他三分像人，七分倒像鬼！这使我心理上难以承受，一度产生了厌世思想，因为我从父亲身上看到的不是人而是鬼，是人面背后的骷髅！
我们住的窑洞盖在一片坟地上，大门口就竖着好几个墓头。每当我紧贴父亲的腿在暗夜里走回宿舍，看到那些坟堆就看到了骷髅，后来发展到白天看见的所有人我都会想像成一具具骷髅。这简直太可怕了，人最后都会变成骷髅，活着真没意思！
半年后父亲终于战胜了索命的毒魔，他彻底戒烟了，面色由黄转白，继而白里透红，竟一天天红润起来。他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恢复了不惑之年应有的朝气。
是这里幽美的环境、和润的空气，尤其是和谐的人际关系治愈了他的精神中毒症，是人民的救星毛主席救他不死。解放后他改名“复生”，真是名符其实。复生，复生，死而复生！
我也随着他的复生从厌世的恐怖中走了出来。
正是
滹沱河畔迎客人，异乡孤鳏喜新生；
莫道人间皆仇怨，敢说此地尽亲朋。
二师生父子
在这所新学校，我和父亲都获得了新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学校地处滹沱河上游，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这里建立了兵工厂，还有一个小型的发电站。解放后工厂搬迁，机器拆走，新生的共和国缺乏文化人才，中央决定改办一所学校，把部分职工转为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原来的厂房被改作课堂，顶棚上还残留着天车的轴架；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从十七八岁的年轻娃娃到五十多岁的白发老翁，男女老少齐聚一堂。父亲就教这些学生，我则杂在他们中间旁听，是一名双料的“小”学生。
“大学生”们对我这唯一的小学生颇感兴趣，尤其那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专爱逗我玩。岂知我是个刚离开牛群习惯于以山歌对骂的顽童，一旦野性发作就要骂人。有一次惹恼一个憨后生，扯着我的胳膊去找“田老师”。其时我刚种了牛痘，这一把将痘疮抓破，半个多月直流浓不愈合。又一次在澡堂“骂街”，被人家倒提双腿一定要按到水里灌几口污水，这下子可把我整怯了，从此再不敢和“大学生”们一块洗澡，总得跟父亲一起去。
我和父亲最初住在罗汉坪，和一个姓张的教务主任住一屋，他大概嗔着我太淘气而很反感，与父亲相处也不太融洽。
几个月后父亲调到南冶，教务主任丁宵明是个年轻人，非常豁达宽容，和老师们打成一片，父亲在他手下工作非常轻松愉快。
但我还是给父亲惹了不少麻烦。
我自幼爱动再加放牛养成满山遍野跑的习惯，现在却要在硬板凳上一坐五十分钟，感觉如坐针毡。坐不到十分钟就通身不舒服，好像血液都要凝固了，开始尝到“十年寒窗苦”的滋味。于是凳子上坐腻了上桌子，桌子上又坐腻索性站了起来。讲地理的毕老师很生气，喝令我坐下，并对班长说：“你们跟田老师讲一下，哪有站桌子上听课的，不成体统嘛。”父亲因我陪了许多好话。
在这里我唯一的亲人就是父亲，父子俩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他戒烟成功我对他的恼恨渐渐淡化，和他的感情距离逐渐缩小。我尿床的毛病一直未好，有一晚父亲叫我尿没叫醒，伸手摸摸看是否尿湿被褥，不料我刚巧正尿，尿了他一手，就那他也没打我。又一天下了晚自习我紧随父亲回宿舍，心里本来就怕的很，不料一进大门就听对门高老亮星老师嚷道：“你们快看，我床上有狼蹄印！”
这里社会风气极好，真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仅大门日夜敞开，宿舍门也从不落锁。床上发现异常，只能猜测是野兽光临。我被高老师的新发现吓坏了，整整一夜紧紧依偎在父亲身边一动不敢动。那时父子俩共盖一条被子，我用被子把头蒙的严严实实，连空气都难以进去，屏声敛气生怕那东西听见。心想也许那狼还没走，说不定就在床下卧着！我一夜未睡，父亲觉得我全身发烫，用手一摸大汗淋淋，他说：“这么热你怎还要蒙头？”
我不敢作声。他不知道我有多么胆小，多么害怕，大人们对小孩子的心理总是缺乏理解。
解放初期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半供给制，免费食宿另发零用钱。最初父亲的月薪是一百三十斤小米，按当月米价折算发薪，经济上不很宽裕，父子俩一直合盖着带来的那条旧被子。每晚入睡前他总会给我讲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诸如“武松打虎”、“李逵接娘”、“火烧战船”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并且过耳不忘。那些故事扩大了我的知识面，更加激发了我天赋的求知欲。
礼拜六晚上老师们照例在教务处玩扑克牌玩到深夜，并且照例总是玩“捉王八”。我挨着父亲看热闹，看到节骨眼上就情不自禁喊起来，泄露出个中秘密。有一次我看到高老师有牌不出却向上家借牌，逼着父亲向他借了小王，急得直嚷：“高老师捣鬼了，他有红桃五。”
高老师见诡计被拆穿心中不快，便说：“小孩子家乱嚷什么，真没规矩。”
我还犹自嘟囔：“明明你捣鬼嘛，有牌不出就是捣鬼。”
“去去去，老师们玩牌用你在这儿瞎搀和。”
父亲忍不住接了口：“你捣鬼还不让人说。”
高老师年轻气盛，把牌往桌上一甩说：“说也轮不着他——哼，办公室带个小孩子。”
“怎么不能带，你叫他去哪里？”父亲也发了火，“你想带还没有呢。”
话不投机伤了和气，一场娱乐不欢而散，事后见面都很尴尬。
我又一次给父亲惹了祸。没想到几天后挨了父亲一顿打，不仅高老师和他重归于好，父子间的感情裂痕也彻底弥合了。
滹沱河两岸风景秀美，山势蜿蜒起伏，跌荡多姿，险峻异常，比起家乡的荒芜平庸、低矮光秃的土山包别有一番风味。这里陡崖峭壁兀立，有的山峰直插云际，四周绝壁环绕，宛若鬼斧神工凿就。大约从古至今除了那些自由高傲的飞鸟有幸在上面栖息，人类是可望不可及的。更奇的是遍山绿草如茵，却很少有高大的树木，远远看去酷似铺绒地毯。这里的河水就更神奇，清澈见底、鱼虾成群，对小孩更具吸引力。在这山清水秀阳光明媚的春天，准定诱发你游山玩水的雅兴。星期天池冠生老师常带我上山游玩，采花扑蝶。坐在山颠极目远眺，可见云蒸霞蔚、风光旖旎；有时他就带我下河游泳、捉鱼。我不会游泳，只会捉鱼，而且特别喜欢捉鱼钓鱼，每当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钓上来，那股高兴劲儿准叫你流连忘返。
有个星期天我正在村边小河里聚精会神垂钓，图画老师的儿子侯智跑来说：“咱们去上游钓吧，那里有个深潭，鱼可大呢。”于是我们沿着岸边朝上走，走了约莫二里路果见一个深水潭，左岸是沙滩，水浅不能钓，右岸是一丈多高的石壁，再往上则是很陡的土坡。我们攀上高坡居高临下撒下鱼钩，但见鱼漂摆动便猛抽钓杆，“啪”一声一条大鱼甩在身后坡上碰得半死。俩人越钓兴致越浓，忘记时光流逝腹内空空，不觉红日西坠天色已晚，才收拾战利品匆匆返回。
家里早急坏两位父亲。星期天学校照例只开两餐，吃过午饭已是下午四点多还不见两个孩子回来，找遍校园不见踪影，急得父亲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有人说曾见他们在河边钓鱼，心想莫不是有什么不测之事？正要去河边找，我手提一串鱼肩扛鱼杆凯旋而归，兴冲冲朝他怀里扑去：“爹，你看我……”钓字未出口屁股早挨了一巴掌，爹气急败坏地说：“你走也不说一声，天要黑了才回来……”
接着又打几下。
自从找见父亲这是我第一次挨打，也是唯一一次，虽然打得并不重，我只受到很轻的皮肉之苦，但给我的心灵创伤却非同小可。我有生以来先挨龚三打，后被五叔打，如今父亲又打，不免触痛我的旧伤疤。我委屈地哭着，他给我打回饭也不吃，赌气回屋睡去，；哪能睡得着，思前想后又思念起母亲和大姐，后悔不该来找他。现在远隔千山万水，想回去比登天还难，挨了打能往哪里跑！
父亲独自在院子里徘徊，高老师推门出来。朦胧中只听他问父亲：“生玉又玩去了？”
“没有，在屋里睡着，”父亲说，深深叹了一口气，“饭都没吃。唉，打的孩子太重了。”
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起，一深叹气使我对他的怨恨立刻冰消瓦解，父子间的隔阂瞬间烟消云散。是的，父亲必竟和龚三、五叔不同，他是疼爱我的！
“你就不该打他，”是高老师的声音，“教训几句就行嘛。”
过一阵又听父亲说：“那晚咱们不该伤脸失面争吵，过后想来为个啥，真没意思。都怪这孩子嘴多，我替他向你赔不是了。”
“没啥，没啥，”高老师忙说，“都怪我一时性起感情用事，你也别计较……”
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任何隔阂都可以消除，任何鸿沟都不难填平；只要心存一个“让”字、牢记一个“忍”字，冤仇宜解不宜结。此时师生、父子两道鸿沟，转瞬间化为乌有。
同院还住着一位郭老师，有一次我到他房间玩，见他正填履历表，我看他在“曾任何职”一栏写着“连长”二字便好奇地问：“你当过八路军连长？”
他苦笑一声说：“若当八路军连长敢情好啦。”
一年后他和赵老师、池老师都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回太原，从此再未见面，不知他们落得怎样结果。
正是：
山村野墅记忆深，滹沱河畔往事存；
难忘融融师生意，永铭切切父子情。
三双战病魔
新生政权干部严重缺乏，接收的各级政府机关里有大批旧知识分子，因此解放初期对蒋阎伪职人员采取先一律留用然后逐步审查清洗的政策。一九五零年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又在全国发起镇压反革命运动，父亲也是审查对象。他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最后焦点集中在一件事上。那天他开会回来愁眉不展，我问起开会的情况，他说组织上追查他当国民党县党部整理委员有没有委任状，他说没有人家不相信，一时又无法证明。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委任状，但朦胧中觉得一定是个生死攸关的东西，便犯了愁：“爹，你会不会也像赵老师他们一样被抓走？”
我多么担心啊，假如父亲被抓，我岂不又成了孤儿！
“大概不会，”父亲安慰我，也在安慰自己。后来果然没抓他，大约还在继续调查。
五十年代第一个盛夏来临，总校通知暑假期间全体教师集中“受训”，父亲决定把我送到石家庄东郊葛氏的娘家。
前面说到，葛氏嫁给张老汉的儿子后感情不合，遂给父亲当了姨太太，并一起回到榆社。从此一家两姓不再和睦相处，裂痕日渐扩大，葛氏的哥哥葛福星离家去石家庄郊区宋村给一个开座染坊的老板当了总管。后来张老汉去世，葛母干脆把房产卖掉举家迁往石家庄。
那时山区交通极不方便，去石家庄走“大路”太远，父亲决定走近路。他雇来一头骡子供我骑坐，煮了些鸡蛋权作干粮就上路了。走了两三天终于到达正太路微水站，然后乘火车东返石家庄，把我寄放到葛家，他自己匆匆前往总校报到。
正值酷暑天气炎热，我在路上中了暑，加之饮食不洁，到葛家没几天就病倒了，开始拉痢，没几天就把我拖倒在床挣扎不起。葛福星受妹夫重托，自知重任在肩义不容辞，对我悉心照料，千方百计延医调治。外婆日夜守护，接屎倒尿羹汤调理。后来痢疾虽止住了，却又转为肾炎，小便不利，全身水肿。先腿脚后胸腹，接着头脸腰背全肿了，皮肤透明如镜。我每日在床上辗转呻吟呼爹唤娘，眼见心肾衰竭，生命垂危。舅父接连给父亲寄去两封挂号信，父亲“受训”未完回不来。他背着我去临街药铺请老医生切脉，又看了舌苔，对他说：“这孩子恐怕不行了，及早准备吧。”
这等于判了我死刑！葛家舅舅把小棺材都买好了，我也觉得自己不久于世，每日哭哭啼啼想念父亲，可他身不由己请不准假。又转而思念母亲，这一日已不再睁眼，只有泪珠一滴滴顺颊流淌。葛氏全家围着我束手无策只等咽气，老娘（即外婆，平定语）俯身问我要不要喝水，我已无力回答。
她又说：“孩子，你快好了吧，你一定会好的；等你爹回来带你去市里医院看，你病好后老娘还给你蒸蛋糕吃。”
这柔声细语在我听来好像从遥远的天边传来，声音愈来愈细微，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我的神魂早已飞出七窍，畅游地府去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母亲，他在地府被阎王特封掌管“积善司”，专管超度善男善女。但阴曹地府不接收我，阎王叫判官查了我的生死簿，说我的磨难还远未到头，于是打发小鬼把我送了回来。
葛家人见我已气息奄奄百呼不应，惊得手忙脚乱，正要移棺盛殓忽听我低声喊“苦”，老娘忙把一匙清水送到唇边。只觉一阵清凉，我连呷几口水苏醒过来，微睁双眼环视众人。正当此时听得父亲在院子里说话，我鼓足全身力气叫声“爹……”泪水便簌簌流下。
爹听到我呼唤急奔进屋，见状不禁老泪横流，泣不成声。
他收到大舅的信心急如焚，无奈“集训”就是政审，不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