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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倨浯省Ｒ蛭棺鞒啥隆！保�5＇年2月10日，他在陶孟和家谈易卜生。他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发表的《除夕》一诗，描写他除夕在陶孟和家吃年夜饭。问谈些什么事？他说“像是谈易卜生和白里欧（Ibsen　and　Brieux），这本戏和那本戏”。＇6＇他的《易卜生主义》的中文稿是在该年6月四卷六号《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发表的。换句话说，如果能找到胡适在1914年写的《易卜生主义》的英文稿，我们必须把他在1918年写的中文稿放在他回国以后的思想脉络里来分析。
所幸的是，有关胡适在留美时期对易卜生的了解，我们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的。胡适在1921年5月19日的日记里说：“他＇散蒲生（M。W。Sampson）教授＇的话，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第一次做成一篇《易卜生主义》时，我拿去请教他，我并不是他的学生，而且我们已做了一年多的朋友，他竟全不客气，说我不应该强作‘什么主义’、‘什么主义’的分别；他替我改了好几处，直到后半篇，他才说一两句赞辞。这种态度，使我敬畏。”＇7＇
胡适会把他写的《易卜生主义》拿去向散蒲生教授请教是很自然的事。我在上文提过散蒲生教授在1914年的春季班跟另外一位英语系的教授合开了一门诗歌与现代戏剧的课。胡适在留美时期不是在课堂上接触到易卜生的。他第一次认识易卜生可能是在1912年的春天。那年的春季班，康乃尔大学的“理学会”举办了两次“易卜生的伦理”（The　Ethics　of　Ibsen）的演讲会。演讲者是康乃尔大学教闪族语言的须密（N。Schmidt）教授。3月11日的演讲在胡适住的“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3月25日的演讲则是在疤痕院。＇8＇
须密教授在演讲之前先开了一个建议听讲者阅读的书目。我们如果把这个书目跟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所征引的剧本相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雷同。须密教授所开的书目如下：
易卜生戏剧：《布兰德》（Brand）、《社会的栋梁》（Pillars　of　Society）、《国民公敌》（Enemy　of　the　People）、《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罗斯马庄》（Rosmersholm）、《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大匠》（The　Master　Builder）。
他人著作：Jaeger；　Henrick　Ibsen：A　Critical　Biography＇杰格，《易卜生评传》＇、Brandes；　Henrick　Ibsen＇布兰笛司，《易卜生》＇、萧伯纳，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易卜生主义精义》＇、Archer，“The　Real　Ibsen”＇阿确，《真正的易卜生》＇＇9＇
虽然现在还没找到胡适1914年的《易卜生主义》的英文稿，但我们可以用他1918年的中文稿来作参考。他在这篇中文稿里所征引的易卜生的剧作，包括他的尺牍，如下：
《死而复苏》（When　We　Dead　Awaken）、《玩偶之家》、《群鬼》（Ghosts）、《罗斯马庄》、《社会的栋梁》、《野雁》（The　Wild　Duck）、《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国民公敌》、《海上夫人》、《尺牍》（Letters）。＇10＇
须密教授所开的书单跟胡适《易卜生主义》的中文稿里所征引的有相当多重叠的部分。当然，我们不知道易卜生的剧作，胡适在当时读了几出。我们知道易卜生的《海妲传》（Hedda　Gabler）与《大匠》，胡适是在1914年3月14日买的。这两本书现都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扉页有胡适的签名和他翻译的中文书名。《海妲传》胡适一直要到该年8月8日才读了。他在次日的日记里说：“昨日读伊卜生＇易卜生＇名剧《海妲传》（Hedda　Gabler），极喜之。此书非问题剧也，但写生耳。海妲为世界文学中第一女蜮，其可畏之手段，较之萧氏之麦克伯妃（Lady　Macbeth）但有过之无不及也。”＇11＇
同时，由于胡适除了在征引易卜生的剧作和尺牍以外，没有作任何引注，我们很难确切地做追溯的工作，看胡适究竟受到哪些易卜生研究者的影响。由于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精义》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非常接近，很容易让人觉得胡适一定受到萧伯纳的影响。然而，就像胡适在哲学理论上有糅杂、调和的倾向，他的《易卜生主义》也是糅杂、调和了许多易卜生研究者的产物。但这是后话。
须密教授在1912年3月的两次演讲到底说了什么？他对胡适的影响如何呢？可惜的是，我们唯一的根据是《康乃尔太阳日报》记者的报道。这两篇报道大概是我在本书所征引的报道里最拙劣、最不知所云的。然而，由于没有别的资料可用，我别无选择。根据这篇报道，须密教授在3月11日的演讲里说：易卜生的戏剧处理的是“国家、家庭与宗教的道德问题”。须密教授说，易卜生用自然写实的方法把人生的许多道德问题都勾画了出来。这些问题，易卜生透过他不同的剧本来表达。因此，须密教授强调，我们必须要把易卜生的几本戏剧同时拿来阅读，方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观点。须密教授说，在政治上，易卜生期待的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这是因为从易卜生的立场来看，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会干涉到个人自由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须密教授认为易卜生对社会的批判破坏多于建设。
易卜生对家庭问题的剖析，须密教授认为也必须要把几本剧本同时拿来阅读，我们方才能够真正了解易卜生的立场。他认为易卜生对家庭问题的看法是很一致的。易卜生认为一对夫妻要能长久结合，并一起营造一个对他俩、对社会都有益的共同生活，所必须的不只是爱。他们两个人的灵魂必须要有一种宗教式的、富有创造性的动机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说：“易卜生认为婚姻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开诚布公（truth）和独立（independence）。有了自由，就有了责任；一切开诚布公，夫妻的关系才可臻理想。”＇12＇
须密教授在3月25日的第二个演讲里，讨论了易卜生对国家以及家庭问题的看法。须密教授在这个演讲里说易卜生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人类的生活，依易卜生的看法，必须建立在自由与坦诚的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易卜生看起来好像是反对所有的政治社会组织，那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组织都有桎梏人类自由的倾向。须密教授说易卜生就像是用他写的戏剧来问问题一样。他所要追问的，是我们能否在政治、宗教和家庭生活里找到比较健全、有弹性的关系，让个人能够开诚布公，并以之作为人生的准则。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的报道，须密教授演讲过后的讨论是集中在妇女参政权。须密教授认为妇女得到参政权对妇女、对社会都会有好处。这是因为妇女如果对家庭以外的事务有兴趣，她们教养孩子就会比较成功。反之，她们抚育出来的孩子就会像玩偶一样，而不是未来的公民。《康乃尔太阳日报》的记者说，后来，讨论又集中到离婚的议题上。记者说易卜生的看法是婚姻里的自由愈多，夫妻的关系就愈坚固。易卜生不相信任何用高压的手段来稳住婚姻的方法。维持婚姻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予自由以及个人因为自由而必须肩负起的责任。最后，记者说讨论转到了女性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中性、既不男又不女的问题。记者说须密教授认为随着文明的演进，男女之间的异同会逐渐缩小。然而，他认为在精神的层面，男女的不同是会永远存在的。＇13＇
须密教授对易卜生的分析反映了当时许多欣赏易卜生的评者的共识。我们当然也不可以迳从须密教授的分析来断定胡适是受到他的影响。只是，这很有可能是胡适第一次有系统地接触到易卜生，其可能造成的印象是不能忽略的。其中，最明显的有两方面：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另一个是自由与责任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胡适1918年的《易卜生主义》一文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的个人是全篇最凸出的主旨。由自由而带来责任感的重要性也是胡适在该文所坚持的。不管是《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还是《海上夫人》里的哀梨妲，都是胡适用来凸显在婚姻里追求自由与承担责任的女性的代表。当然，我在此处也必须指出，胡适在1918年写的《易卜生主义》跟须密教授的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须密教授批评易卜生在剧本里所阐明的观点是破坏多于建设。＇14＇胡适则不这么觉得。他说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15＇
胡适留美所得的最高学位是在哲学方面。然而，他也是在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方面有所造诣的归国留学生。胡适在结束留美的学业以后，返回中国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所教授的课程在哲学与英国文学方面。这可以说是用才得宜的安排。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所开的课，曹伯言跟欧阳哲生都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胪列出来，只是稍有些许出入。根据曹伯言，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的课程如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与“英译亚洲文学名著”；第二学期的课则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诗”以及“英译欧洲文学名著”。＇16＇根据欧阳哲生，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所开的课是：“英国文学”、“英译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史”以及“中国名学钩沉”；第二学期的课则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英诗”以及“英译欧洲文学名著”。＇17＇换句话说，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所开的课程，哲学与西洋文学是各占一半。
根据胡适在1917年11月21日写给韦莲司的信，他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所开的四门课又跟《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有点出入。他说他开的课是：“中国哲学”、“英译欧洲文学名著”、“英诗”、“中国历史研究法”。他还说他正在筹组北大的历史研究所，成立以后，他将担任历史研究所的主任。＇18＇很意外地，胡适向韦莲司报告的这四门课里不包括西洋哲学史，反而包括了“中国历史研究法”。然而，即使如此，其所反映的，仍是北大用才的得宜，因为哲学史、西洋文学与历史研究法都是胡适在美国下过工夫的学科。根据他康乃尔的同学艾杰顿在1918年5月11日给他的信，我们知道胡适既是哲学系的教授，也是英语系的代系主任。＇19＇到了1918年秋天，根据欧阳哲生所搜集的资料显示，胡适担任了三个系所部门的主任：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哲学研究所主任以及英文学研究所主任。＇20＇
胡适是一个对文学创作有兴趣的人。他读英诗，以至于技痒也写起英诗来。他所读过的十九世纪西洋戏剧，数目之多、了解之深刻，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应当是数一数二的。他的朋友张彭春，也就是南开教育系统的创办人兼校长的张伯苓的弟弟，留美期间就着手写作剧本了。胡适对他的剧本赞誉有加，但难免也有自己对戏剧颇有浸淫，却让别人专美于前之叹。他在1915年2月有该年二度的纽约之行，他在14日的日记里说：“十四日，星期＇天＇，至哥伦比亚大学访友……下午访张仲述。仲述喜戏曲文字，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曰《外侮》，影射时事而作也。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操觚自为之，遂令祖生先我着鞭，一笑。”＇21＇
当然，戏剧不比诗词，工程浩大，不是开个夜车或用一两天的工夫就可以竟工的。然而，这并不表示胡适作不到。比如说，他在1919年写的英文独幕剧《终身大事》，他自己说是人家限他一天之内写成的。＇22＇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胡适认为翻译比创作重要。我在上文征引了他在1916年秋天致《甲寅》编者的信。在那封信里，他说欧洲最新的潮流是戏剧，是问题剧。其潮流之所趋使得小说与诗歌都不得不退居第二流。他举易卜生、赫仆特满、白里而、施吞堡、萧伯纳、高尔华绥、梅脱林克为例，然后说：“今吾国剧界，正当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国民公敌》＇，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
同样的话，胡适在该年2月就跟陈独秀说过。他在2月3日的信上说：“今日欲庶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然而，翻译不是人人可得而为之的：“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不但如此，译书是必须讲求次第的，是必须有选择的。如果不经思索而贸然从之，可能反而得到反效果。所以胡适接着说：
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Oscar　Wilde’s　The　Ideal　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它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23＇
这个翻译比创作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以“世界名著为范本”的观念，胡适一直秉持着。比如说，他在1919年写的《论译戏剧——答T。F。C。》里说：
来书所说对于译剧的怀疑，我以为尽可不必顾虑。第一，我们译戏剧的宗旨本在于排演。我们也知道此时还不配排演《娜拉》一类的新剧。第二，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第三，在文学的方面，我们译剧的宗旨在于输入“范本”。范本的需要，想足下也是承认的。第四，还有一层理由：我们一般同志都是百忙中人，不能译长篇小说。我们最喜欢翻译短篇小说，也是因为这个原故。戏剧的长短介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所以我们也还可以勉强腾出工夫来翻译他。＇24＇
1925年11月10日胡适写信向北大校长蒋梦麟辞职。当时，胡适在上海医治痔疾。他在信上说译书要远比他在讲堂上所能得到的效果更大：
我这回走了几省，见了不少的青年，得着一个教训。国中的青年确有求知的欲望，只可惜我们不能供给他们的需求。耶稣说：“年成是狠好的，只是做工的人太少了！”我每回受青年人的欢迎，心里总觉得十分惭愧，惭愧我自己不努力。前不多日，我从南京回来，车中我忽得一个感想。我想不教书了，专做著作的事，每日定一个日程要翻译一千字，著作一千字，需时约四个钟头。每年以三百计，可译三十万字，著三十万字。每年可出五部书，十年可得五十部书。我的书至少有两万人读，这个影响多么大？倘使我能于十年之中介绍二十部世界名著给中国青年，这点成绩，不胜于每日在讲堂给一百五十个学生制造文凭吗？所以我决定脱离教书生活了。＇25＇
胡适还把这个信念说给徐志摩听了。他在1928年4月25日的日记里说：“昨晚与志摩及余上沅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成一部大规模的《世界文学丛书》。此事其实不难，只要有恒心，十年可得一二百种名著，岂不远胜于许多浅薄无聊的创作？”＇26＇
所谓翻译西洋近代文学名著、输入“范本”的意思，其实不只是体例的问题，而更牵涉到思想的内容。胡适在上引《论译戏剧——答T。F。C。》一文里说得再清楚也不过：“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