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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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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敦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4'
有关《沁园春》,胡适又在4月17日的日记里作了进一步引申,他说:“吾国文学大病在三:一曰无病而呻。哀声乃亡国之征,况无所为哀耶?二曰摹仿古人。文求似左史,诗求似李杜,词求似苏辛。不知古人作古,吾辈正须求新。即论毕肖古人,亦何异行尸膺鼎?……三曰言之无物。”胡适说他所填的《沁园春》其实就是“专攻此三弊。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5'在往后两个月的日记里,胡适记录了他对文法与中国历史上“活文学”的阅读与省思。其中,最重要的是他5月间有关“谈话文学”的一则日记。在这则日记里,他已经认定了某些文体是中国“活文学”的样本:“适每谓吾国‘活文学’仅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剧院本、章回小说及元以来之剧本、小说而已。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6'
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理论一旦奠定,他与友朋之间的笔战其实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916年6月底胡适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这次会议其实是6月21日开始的。胡适16日从纽约启程,先去了旖色佳,在韦莲司家住了八天,一直到25日才到会场。在旖色佳的时候,胡适就向他的那一批友朋,包括梅光迪在内,发表了他的白话文学革命论。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他在旖色佳八天,常和任鸿隽、杨杏佛、唐钺谈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有趣的是,当时梅光迪也在旖色佳,胡适也跟他讨论过。但在此处,他独独漏列了梅光迪。胡适说,这时候他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日记里记有他谈话的九点大意: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语言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如说:“赵老头回过身来,爬在街上,扑通扑通的磕了三个头。”若译作文言,更有何趣味。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其进化之迹,略如下述:
1,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2,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
3,文法由繁趋简……
4,文言之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诗词,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笔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
从这九项白话优于文言的论点,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理论的渐趋成熟。胡适在同一则日记里说:“此一席话亦未尝无效果。叔永后告诉我,谓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叔永乃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今亦决然作此实地试验,可喜也。”相对地,他在7月13日追记的日记里说,梅光迪“大攻我‘活文学’之说”。'7'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任鸿隽虽然表明他“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但那并不表示他赞成胡适其它的文学革命纲领,特别是胡适诗国革命的主张。
把胡适和任鸿隽的根本分歧点凸显出来的,就是凯约嘉湖(Cayuga Lake)翻船事件。胡适在《逼上梁山》里回忆说:“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旖色佳的朋友们遇着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产生了一首诗,引起了一场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7月8日,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唐钺在凯约嘉湖上泛舟,近岸时翻了船,又遇着大雨,但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只是大家的衣服都弄湿了。任鸿隽作了一首《泛湖即事诗》寄给胡适。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他批评任鸿隽诗中所用的“猜谜赌胜,载笑载言”,前者是二十世纪之活字,后者则是三千年前之死句。在《留学日记》里,胡适还批评了任鸿隽的诗句:“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胡适笑任鸿隽:“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8'
胡适的批评引来了梅光迪的路见不平。他去信对胡适说: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也。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
胡适说他过后写了一首一千多字的打油诗打趣梅光迪,模仿梅光迪生气的神情,“一半是少年朋友的游戏,一半是我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其中有诗句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把《水浒》来比《史记》,
好似麻雀来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
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岂非瞎了眼睛,
定是丧心病狂!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雨果',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9'
胡适的这首打油诗,不消说,当然没有讨得梅光迪的欢心。连任鸿隽也大不以为然。他说:“足下此次试验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胡适当然不服气,他在7月26日回了一封三千余言的长信给任鸿隽,说他那首打油诗没有一句是“凑韵”而已,其实有许多“极妙之韵”,包括“尿”韵。他还认为自己的打油诗里有十余句,“若一口气读下去,便知其声调之佳,抑扬顿挫之妙”。至于“审美”,他举了若干句,说:“此诸句哪一字不‘审’?哪一字不‘美’?”最后,他宣誓他自此不再作文言诗词:“嗟夫,叔永!吾岂好立异以为高哉?徒以‘心所谓是,不敢不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10'
胡适唯一遗憾的是,他这个白话的“诗国革命”是孤独的,是他必须单枪匹马去作的尝试。他在8月4日再给任鸿隽的信里说: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轻重。”足下定笑我狂耳。'11'
这是胡适白话“诗国革命”的第一声。他在1916年8月3日给韦莲司的信里,也向她报告了这个里程碑:
我与旖色佳朋友的笔战暂时告了一个段落。结局我相当满意:我被迫必须为我以白话作文学工具的立场作辩护。为了挑战我的朋友们的保守立场,我宣布我从此再也不用中国的“死文字”来作诗。往后的几年,我将用白话写诗来作实验。'12'
8月21日,胡适在写给朱经农的信里,写下了他“文学革命的八条件”:“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13'这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
9月3日,胡适从陆游的诗里挪用了他的“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写了一首《尝试歌》: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末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花柳病药'次?莫想小试便成功,天下无此容易事!
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
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
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吾师千万岁!'14'
胡适是在1916年10月中把他的“八不主义”写给陈独秀的。他说,不到一个月,他又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举例演申了他的“八不主义”。这“八不主义”不但责人也责己。胡适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为提倡文学革命所填的《沁园春》那首誓诗,其用意“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比如说,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条说:“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玛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这句话既是劝诫他的读者,也是“今日之我”的胡适自己的写照。我们记得胡适在1915年8月29日赠别任鸿隽的诗里说:“君期我作玛志尼。”
这个时候的胡适早已脱离了悲观的“昨日之我”。我在第三章分析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候写的诗,就提到他当时写的许多诗都违反了他后来所提倡的“八不主义”。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无病呻吟。无病呻吟的毛病是他当时悲观的心态的反照。胡适要大家不要引“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其实就是用“今日之我”埋葬“昨日之我”。他在1907年10月初所写的《西台行》有句云:“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他同年所作的《送石蕴山归湘》也说:“尽多亡国飘零恨,此去应先吊汨罗。”他在留美初期,1911年5月19日所写的《孟夏》则引了王粲:“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
《文学改良刍议》“第六:不用典”更是胡适对自己的期许与挑战。胡适在留美期间所写的诗,用典的俯拾皆是。他在提倡文学革命以前固然如此,比如说,我在第七章引了他1914年5月26日和任鸿隽的诗里有句云:“何必麻姑为搔背,应有洪崖笑拍肩。”最令人玩味的是,他在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以后,还是不能完全挣脱用典的桎梏。比如说,他在1916年9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他改两首出国以前写的旧诗。第一首是《读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太白南巢一回首,恨无仲马为称冤。”由于他说“吾近主张不用典”,所以他把“太白”、“南巢”这两个典都给去掉了,把它改写成:“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真圣贤。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胡适显然相当满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去掉了传统的典,却引进了西洋的典——仲马——而不自知。这岂不是和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15'
如果胡适改第一首旧诗还满意,第二首《读〈十字军英雄记〉》:“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灵王!炎风大漠荒凉甚,谁更持矛望夕阳?”他怎么想也想不出如何换掉“羊叔子”、“武灵王”这两个典。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两个典:“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当时的他还严于责人,宽于律己,说:“第一首可入《尝试集》,第二首但可入《去国集》。”等到他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自知不能有双重标准,“必也一致乎”,于是他说:
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胡适这一段话有两点有趣且值得指出的地方。第一,他举他这首十年前写的诗,可他用的是他一年前所改定的稿子。第二,胡适说典有广、狭之典。前者最好的代表是成语,不在禁用之列。狭义之典则是他主张不用的。但狭义之典也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16'他举了一些“工者”的狭义之典来作例子。他自己的《读〈十字军英雄记〉》就属于“工者”。
《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公之于世的宣言。有趣的是,胡适自己说,由于他“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比起他在1916年4月5日在《留学日记》里所写的文学革命论,“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事实上,胡适所谓的“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绝对不只是因为他“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他是有他的考虑与顾虑的。他把“八不主义”的次第作了一点调整。他在《逼上梁山》里说:“这个新次第是有意改动的,我把‘不避俗字俗语’一件放在最后,标题只是很委婉的说‘不避俗字俗语’,其实是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17'换句话说,在原先的“八不主义”里,“不避俗字俗语”是第四“不”,在《文学改良刍议》里,退居为第八“不”。而且原来在标题的括号里有“不嫌以白话作诗词”的话。胡适担心有读者看到这句话生气而拒看,于是就把它给删去了,让读者先看了内文的论述,以便说服他们。不但如此,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是用文言文写的,完全跟他提倡白话文的命意是相背的。然而,这也可以看出胡适持重或知人知世的一面。无论如何,《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1917年1月出版。胡适万万没想到他的白话文学革命居然像星火燎原一样,在几年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莫然可御的运动。
'1'《胡适日记全集》,2:9495。
'2'《胡适日记全集》,2:134。
'3' 以下的讨论,除非另有注明,是根据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106132;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全集》,1:183196。
'4'《胡适日记全集》,2:312。
'5'《胡适日记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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