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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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离开上海时，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一个未老先衰、悲观的少年郎。胡适说医好他的未老先衰症的，是美国人乐天达观的天性。有意味的是，他形容这种乐天的人生观就像一种良性“菌”一样。而他那未老先衰症，就是在这种良性菌的“感染”下自然痊愈的。胡适的回忆当然有他的真实性。毕竟，他的人生是由他自己感受与承受的。然而，胡适从未老先衰到转变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过程并不真的只是一个仿佛像呼吸一样自然、不知不觉的“感染”过程。其间的挣扎与矛盾，是有迹可寻的。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的修身的焦虑，跟他一起到了美国。然而，基督教的介入使得一切改观。修身的焦虑，驱使胡适从基督教去寻求心灵的出路。基督教的魔力，加上胡适本身的宗教、圣人情怀，几乎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条基督徒之路虽然中途而废，但它对胡适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但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去处理修身的问题，而且让胡适认真地去思索宗教哲学的问题，包括孔教。我在第五章的分析里说，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总共选修了十四门哲学的课。其中，伦理学的课就占了五门。胡适对伦理学的兴趣绝对不是偶然的，是跟他的修身焦虑与宗教情怀息息相关的。
同样重要的是，留学美国七年的生涯拓展了胡适的视野。美国的种族问题、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以及各种政治社会思潮的激荡，都在触角敏锐、思绪细腻的胡适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胡适自诩他能以异乡人之身全心投入美国的政治社会运动，以至于视旖色佳甚至美国为第二家乡。在中国留学生里，能在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上以“人或嗤之，以为稚气，其实我颇以此自豪”＇1＇的心态溶入美国的，胡适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例子。也正由于如此，胡适才能深入美国社会。他所服膺的世界大同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把它落实在实际的“世界学生会”以及和平不争的运动上，更把它身体力行在种族不分轩轾、和谐相处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性别问题上，他也能超越当时充斥在美国社会及中国留学生圈中的男性中心观。在社会政治思潮上，他能以未雨绸缪、推己及人之心，去细心思索如何弥补传统自由主义之缺失的方法。留学的精髓不只在于求得学位，而更在于知识的取得、视野的拓宽以及气质的变化。在这方面，胡适堪称留学生的典范。
励志修身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对反躬自省的执著，已经到了几近于宗教式的狂热的地步。他圈点格言，读励志进德的书，在日记里“三省其身”。这么一个对修身进德充满着焦虑感的年轻人，却又有那么一段颓唐的生活。胡适能在1910年考上庚款留美，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试想他考上庚款留美的半年前，还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终于在3月下旬，他在妓坊里喝得烂醉，以至于在回家的路上跟巡捕打了架。一直要到他在巡捕房里睡到天明以后，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那个打击对他的震撼绝对是无可名状的。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胡适在美国留学七年，居然可以做到滴酒不沾。当然，胡适留美期间禁酒运动方兴未艾，对他戒酒的自律是极有帮助的。美国这个禁酒运动，终于导致1919年通过宪法第十八款禁酒的修正案。
从表面上看来，喝酒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上的嗜好，似乎跟一个人的德行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而，人类的宗教及道德体系，总是倾向于把肉体与灵魂对立起来。肉体与灵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也正由于前者为后者之器，所以肉体常被贬抑为灵魂的牢笼、负担和障碍。肉体上的享乐与嗜好的满足，常被视为是与德行的成长成反比的关系。因此，所有的宗教与道德体系都强调“克己”。而克己的第一步，就是视肉体上的享乐以及嗜好的满足为个人进德之敌。
胡适留美时期对酒敬谢不敏。他赞成美国的禁酒运动。美国的“妇人戒酒会”＇注：即“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他在家信里形容是：“妇人本不饮酒，此会以提倡禁绝酒业、禁沽、禁酿为宗旨，其风可敬也。”＇2＇他在《留学日记》里还附了两则他从报纸上摘译下来的“奇文共赏”，也跟禁酒有关：
卖酒者与禁酒者的广告：
Newark＇纽瓦克＇报上登有卖酒业的广告一则，其文云：“亚历山大爱喝啤酒。他征服世界时，还不满三十二岁。他若不喝啤酒，也许成功更早一点。可是谁知道呢？您还是别错过机会罢。”
隔了一两天，本地戒酒会把那条广告重印出来，旁边加上了一条广告：
“亚历山大醉后胡闹而死，死时只有三十三岁。您还是别冒险罢。”
离婚案：“从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到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芝加哥的家庭关系法庭（Court　of　Domestic　Relations）判决之因遗弃妻子或不能赡养而离婚之案，凡二千四百三十二件。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由于丈夫饮酒过度。”此一条是本地日报上所登戒酒运动的广告。＇3＇
胡适留美时期戒酒的成功，到了众人皆饮我独不沾的地步。他在1911年10月28日的日记里说：“夜赴‘学生会’，归赴‘世界学生会’Smoker（‘Smoker’者，无女宾，可以饮酒吸烟，故名。）是夜有诸人演说，侑以酒饼，至夜半始散。余助之行酒，以余不饮酒故也。”＇4＇他在美国读的书，特别是他喜爱的“社会剧”或“问题剧”（problem　plays），更加深了他戒酒的决心。比如说，他在1914年7月18日的日记里记：
上所举第二书＇《东方未明》（Before　Dawn）＇乃现世德国文学泰斗赫仆特满（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最初所著社会剧。赫氏前年得诺贝尔奖金，推为世界文学巨子。此剧《东方未明》，意在戒饮酒也。德国人嗜饮，流毒极烈，赫氏故诤之。全书极动人，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龌龊，栩栩欲活，剧中主人Loth　and　Helen尤有生气。此书可与伊卜生＇易卜生＇社会剧相伯仲，较白里而（Eugène　Brieux，18581932）所作殆胜之。＇5＇
戒酒只是胡适整个励志修身的功课里的一环。延续他在上海读书时期对修身的执著，他在1911年8月13日的日记里说：“演说会第四次会，余演说‘克己’。”＇6＇这个演说会是该年暑假期间他在康乃尔中国留学生当中所发起组织的。9月29日，他去听了康乃尔大学病理学教授演讲生理卫生：“下午往听Dr。＇V。A。＇Moore＇穆尔＇演说‘青年卫生’，注重花柳病，甚动人。”＇7＇年5月29日他还去买了艾克斯纳（M。J。Exner）所著的《男人理性的性生活》（The　Rational　Sex　Life　for　Men）。这本书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扉页上有胡适的签名和购买日期。
胡适在美国，而且终其一生，没能成功戒掉的，就是抽烟的习惯。当然，我们都知道吸烟草是会上瘾的，不是说戒就能戒的。更何况当时美国吸烟非常普遍，吸烟与男子气（masculinity）的关系俨然就是红花衬绿叶一般。他在1911年2月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今日起戒吸纸烟。刘千里以电话邀打牌。”＇8＇有趣的是，他在立志戒烟的同时，却接受邀约打牌。8月6日：“自今日起不吸烟矣。余初吸最贱之烟卷，继复吸最贵之烟卷，后又吸烟草，今日始立誓绝之。”＇9＇然而，即使打牌也是他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9月6日的日记里说：“昨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10＇
胡适很在意自己戒烟屡戒屡败。对他而言，戒烟的失败，反映了他意志的不坚。他在1912年10月24日的日记里说：
自警曰：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狙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也，志之以自警。
他还特别录下了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唯一能避免不再后悔当初，就是不让它有发生的机会”（吉卜林）；“对人或对国家，有那抉择的片刻。真理与谬误的对决，善与恶之间你会选何者？”（娄沃，James　Lowell，18191891）他反问自己要做一个大丈夫，还是一个懦夫：
不知其过而不改，犹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耻。人即不知，汝独不内愧于心乎？汝乃自认为懦夫耶？知过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耻之懦夫也。亏体辱亲，莫大于是矣。＇11＇
一直到1914年，当时他留美四年了，仍然在为戒烟而奋斗着。他在1月24日的日记里，录下了一段“世界学生联合会”秘书洛克纳劝他不要再吸烟的信：
我非常为你担心，因为爱奥华城（Iowa）的弟兄们告诉我说你健康的情形很糟。老兄，你抽烟还是抽得那么凶吗？去年夏天我很严肃地对你说，你那样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是不好的。不抽烟的我认为你还是不抽烟的好。请不要以为我是在跟你说教或是想指使你。事实上，我很少跟一个外国朋友有像跟你一样那么亲密的关系。我是真心，一点都不是在哄你，相信你是一个少有的天才。我认为你要为社会好好地保全你的才智。为了这个理由，你一定要留心保持健康。如果你身体不好不是因为抽烟，那就去找出原因把它医好。＇12＇
在当年7月18日的日记里，他仍然痛心疾首地反求诸己为什么就是戒不了烟。他甚至引了赫仆特满剧作里的一句话来作格言以自勉：
吾年来志力之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吾去国以来，虽滴酒不入，然纸烟之恶影响仍不少。赫氏之书曰：“I　am　absolutely　determined　to　transmit　undiminished　to　my　posterity　this　heritage　which　is　mine。”（Before　Dawn；　Act　I；　p。52）
记此为座右之铭。自今日始，决不再吸纸烟或烟斗之类。今日之言，墨在纸上，不可漫灭，吾不得自欺。
他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又加了几句话，一方面把他引的赫仆特满那句话翻成中文，另一方面，再加上自己的注解：“上所引赫氏之言，可译为：‘吾今誓欲将吾所受于先人者，丝毫无亏损，留与吾之子孙。’此说今人谓之‘种性遗传’，其实即中国古哲人‘全受全归’之说加之以科学的根据而已耳。”＇13＇
胡适本人已经有“全受全归”的观念，要把自己受之于父母的身体的全部，毫无亏损地传给子孙。然而，看了白里而的《梅毒》一剧以后，他才完全了然花柳病的影响可以扩及整个社会，以至于亡国灭种。这对他震撼极大。他1914年2月3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去看这出戏的感想：
此间戏园＇Lyceum　Theatre＇演法国名剧家白里而的《梅毒》（Damaged　Goods）。余与叔永、仲藩同往观之。此为近日社会名剧之一，以花柳病为题，写此病之遗毒及于社会家庭之影响，为一最不易措手之题。而著者以极委婉之笔，曲折达之。全剧无一淫亵语，而于此病之大害一一写出，令人观之，惊心动魄，真佳作也……伊卜生＇易卜生＇（Ibsen）之《鬼》剧（Ghosts）亦论此事，惟不如此剧之明白。伊氏作《鬼》剧时（一八八一），花柳病学尚未大明，其攻之者，犹以为花柳之病，流毒仅及其身及其子孙而已。三十年来，医学大进，始知花柳之毒传染之烈而易，不独为一家绝嗣灭宗之源，乃足为灭国弱种之毒。白里而氏（Brieux）此剧，盖得法国花柳病学巨子之助力，其言不独根据学理，又切中时势，宜其更动人也。＇14＇
无怪乎胡适会想要奋起而提倡禁嫖。一方面，他用禁嫖的观念来自忏，忏悔自己从前在上海叫局吃酒的日子；另一方面，他要唤醒中国人，不要再像传统的文人雅士，把嫖妓视为风流雅事，而必须要学习美国人，把嫖妓视为社会之恶，要铲而快之。他在1914年6月30日的日记里说：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视为大恶，方竞思善策禁遏之。虽不能绝，而中上社会皆知以此为大恶（vice）。其犯此者，社会争不之齿，亦无敢公然为之者。余谓即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国远矣。吾国人士从不知以狎邪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小说。轻薄文士，至发行报章（小报），专为妓女妓记室登告白。其下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以为逢场作戏，无伤道德。妓院女闾，遂成宴客之场，议政之所。夫知此为大恶，知犯此为大耻，则他日终有绝迹之一日也；若上下争为之，而毫不以为恶，不以为耻，则真不可为矣。何也？以此种道德之观念已斫丧净尽，羞恶之心无由发生故也。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15＇
胡适在留美时期给自己立下的许多戒律，他回到中国以后都破了戒。他立誓“提倡禁嫖之论”，当然没有执行。1922年6月25日，他去北京新建的大森里堂子区拜访当时住在一家妓院里的哈佛大学毕业的唐钺。＇16＇月13日，他在济南开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当晚，他已经困到理发的时候都能睡着了，还要理发师用冷水浇头把他弄醒。尽管如此，他还要“到济源里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17＇年9月底10月初他到武汉去作演讲，又跟朋友逛了两家窑子，还发表了奇论，说：“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more　capable　of　real　romance＇比较能动真情＇，过于那些生长地安乐之中的女子。”＇18＇年2月初，他留美期间认识的和平主义的战友葛内特被《国家》杂志派到中国观察采访。当时住在上海的胡适带他去杨兰春、桂姮两妓家。胡适以为他是让葛内特开开眼界，“看看中国情形”。惊异莫名的葛内特过后从北京写了一封长信来劝戒胡适。葛内特说上海是一个“蛇鼠之窟”（pesthole），胡适在那里是虚掷生命，必须马上离开。他说上天给中国的一个惩罚，是年轻人上巅峰快，然后就一路往下滑。他说胡适已经到了一个峰头，但还不是巅峰。他劝胡适“要严肃地作个人，认真地作番事业”。觉得愧对旧友的胡适，特别把葛内特的信附在日记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19＇
胡适回到中国以后诚然破了许多他在留美时期所立下的戒律，这与其说反映了他在修身进德方面的倒退，不如说反映了文化规范个人行为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能不只推崇而且身体力行美国社会文化的行为规范；回到中国以后，又能优游自得地回归依循中国社会文化的行为规范。这就是胡适处世圆通高明的所在。就以喝酒为例，像胡适这样一位知名的思想界领袖，一定是各种饭局、集会争相邀请的对象。在这种场合里，喝酒是不可免的。江冬秀当然不喜欢胡适喝太多的酒。江冬秀的机智与坚毅，最痛快淋漓地展现在她与胡适一群爱喝酒的朋友的一场斗智角力赛之上。那是胡适四十岁的寿辰，他的一群爱喝酒的朋友，用优质的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