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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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杜威那两篇文章是他的“旧爱”。其实，他真正要说的，是他自己得奖的那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是他的“旧爱”。一直到1940年代，胡适还常把他二十四岁时写的这篇杰作送给人看。他在晚年所作的《口述自传》里，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津津乐道地谈了这一段光荣史。
也正由于《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是胡适的“旧爱”，这篇文章奠定了胡适一生的政治哲学；它也奠定了胡适一生的国际关系的理念，更是固不待言。从这以后，胡适在国际关系上所秉持的是国际仲裁主义，至死不渝。同样地，杜威对效率、经济、规约、管制、人类的智慧的强调，也促使胡适去强调规划与控制。这也就是胡适“专家政治”哲学的滥觞。当然，这只是滥觞而已。胡适还须要一段酝酿期，才会经由“好人政治”发展出“专家政治”的理论。但这是后话，在此暂表不提。
胡适这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其实有中文版，那就是他回国以后所作的一篇演讲。1918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师生在天安门外举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的演讲大会。胡适在会上作了《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演说。胡适在这篇演讲里说：
许多愚人还说这一次欧战的结果，完全是“武力解决”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说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完全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武力解决”是说武力强权，可以解决一切争端。德国就是打这个主意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是打这个主意的。“解决武力”是说武力是极危险的东西，是一切战争兵祸的根
苗，不可不想出一个怎样对付武力的办法。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团，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协商国因为要得美国的助力，故也同心合意的赞成美大总统“解决武力”的政策。要不是这个“解决武力”的主意，美国决不加入。美国若不曾加入，协商国决不能得如此之大胜利。
历史的发展证明，胡适把美国的参战以及协约国的战胜说得太简单了，也太天真了。但在这一点上，胡适并不是特例，当时连他的老师杜威都不免。等他开始真正了解到实验主义的真谛以后，也许等他听到杜威对威尔逊的批评以后（当时杜威在中国访问），他会开始批判威尔逊。比如说，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里说：
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人道、民族自决、永久和平、公道正谊，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释迦、耶稣在日多了无数倍，总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是他一到了巴黎，遇着了克里蒙梭、鲁意乔治、牧野、奥兰多等等一班大奸雄，他们袖子里抽出无数现成的具体的方法，贴上“人道”、“民族自决”、“永久和平”的签条——于是威总统大失败了，连口都开不得。这就证明主义绝不可不含具体的主张，没有具体主张的“主义”，必致闹到扰乱失败的地位。＇30＇
回到《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这篇文章。胡适说从前也有人想过“解决武力”的方法。一个是增加军备的方法；胡适在这篇文章里称为：“以毒攻毒的法子。”另一个是不抵抗主义的方法；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名之为：“用不回手的法子。”毫无疑问地，胡适还是不赞成“以毒攻毒的法子”。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现在反对“不回手的法子”的理由：
不回手的法子，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对国家，所关系的很大。不但关系自己国内几千万人或几万万人的生命财产，还要带累旁的国家。如这一次大战开始时，德国要通过比国去攻法国。比国是极小的国。若是不回手，就让德国通过。那时德国立刻就打到巴黎，英国法国多来不及防备，德国早就完全大胜了。幸而比国抵住一阵子，英法的兵队，方才有预备的工夫。只此一件事就可见不回手的法子，不但自己吃亏，还要连累别人。所以也是不行的。
胡适在这里的立场，正好跟他在1915年主张不抵抗主义的时候的立场相反。我们记得他当时认为布鲁塞尔决定不以卵击石，不抵抗德军是一个智慧的决定。他当时认为比利时为了英勇的虚名，螳臂当车去挡德军而残破，是愚昧的行为。他甚至在《莫让爱国冲昏头：告留美同学书》那篇文章里宣称：“任何要中国去蹈比利时覆辙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他在写《莫让爱国冲昏头》的时候，特别征引了查理·沙罗利所著的《比利时如何救了欧洲》。他当时的目的是要证明比利时“救了”欧洲，却无谓地牺牲了自己。不只是无谓的牺牲，胡适甚至暗指比利时被英、法背叛了，因为比利时一直以为它会得到英、法及时的支持。三年以后，胡适在《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立场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比利时还是“救了”欧洲。只是，胡适现在认为那不是牺牲，而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让“极小国”的比利时牺牲，“英法的兵队，方才有预备的工夫”。如果当时比利时“不回手，就让德国通过”，那比利时就“不但自己吃亏，还要连累别人”了。
无论如何，胡适在批判了“以毒攻毒”、“不回手”的方法以后，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大家教训。各国要在巴黎和会的时候，把全世界的国家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和平大同盟。这个和平大同盟，全世界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可加入；大家公举一个国际法庭来仲裁争端；如有不听国际法庭判决的国家，同盟国就联合起来去惩罚它；不通过法庭的仲裁就私自出兵的国家，也有同盟国联合用武力去惩罚；武力之外，还有拒绝通商往来的方法。胡适说：“这个办法，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31＇
胡适在服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时候，大概是他一生最为激进的时候。他扬弃了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而转向到国际仲裁主义，也就意味着他同时扬弃了激进的一面，从而在他的思想里种下了保守的胚芽。我在上文提到了帮他润饰论文的艾杰顿。艾杰顿是康乃尔1915级的毕业生，比胡适低一班。胡适在1914年2月9日的《留学日记》里说：“有友人Wm。F。Edgerton思习汉文，余因授之读。”＇32＇那个人就是艾杰顿。艾杰顿一家三兄弟，各个杰出。胡适在1939年5月19日的日记里称赞他们三兄弟：“长兄Franklin＇富兰克林＇是Yale＇耶鲁＇的梵文教授；次Henry＇亨利＇，是华盛顿特区美国最高法院的副大法官；最幼即Will＇William，威廉＇是＇芝加哥＇的埃及学教授。”＇33＇帮胡适润饰论文的就是最小的威廉·艾杰顿。艾杰顿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胡适转向了，但艾杰顿没有。胡适在把他得奖的论文寄去给艾杰顿润饰以前，寄了杜威的《力量、暴力与法律》给艾杰顿看。艾杰顿在回信里的评语虽然对杜威来说是不正确的，然而对胡适的国际仲裁主义里的保守成分却是一语中的。他说：
用投资的赢利来养尊处优的人，以及靠劳力或心力来过活的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只要资本阶级存在一天，我认为是不可能弥平的。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用法律来取代劳工斗争（industrial　warfare），无异于是把工业界拱手让给资本家。这是因为资本家控制着国家的机器。例外存在，而且我相信例外的案例会逐渐增加。但是，你听说过罢工的时候，政府派去的兵保护的是罢工的工人，让他们不会被资方所雇的流氓打吗？这样的事，我不能铁定地说我不曾听说过。即使我听说过，我也忘了。两三年前，科罗拉多州的国民兵把拉德罗（Ludlow）和平罢工者的帐篷聚落摧毁＇1914年4月20日，国民兵用机关枪与纵火的方式攻击罢工者。有二十个人丧生，包括两名妇女跟十一名孩童。该矿区是洛克斐勒家族拥有的＇。那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再极端，那跟一般派国民兵去罢工区的做法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如果所谓的法律是这样的法律，我宁可选择战争。
罢工当时是浪费。但同样地，资本家的法律也是浪费。我所指的，不是在法庭那种浪费的程序。那当然已经够糟了，但那只是枝节。我所指的，是资本阶级浪费的习性。他们浪费金钱，浪费生命。同时，资本阶级控制的国家保护他们浪费的权利。当然，有些资本家是在工作着，他们作到过劳死。但从我的角度看来，他们所作的工作不如不作。因为他们的目的就在积累更多的资本。而且，其结果是劫贫济富。
那种浪费，我要它结束。结束它的方法，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会比劳工斗争更不浪费的作法。要用法律来终止它，我们就必须先控制法律。我希望而且相信总有一天劳工会控制法律。我衷心赞成所有能让那天早一点到来的努力。在那个愿望实现以前，我同情的是罢工的工人。
你在杜威那篇文章里划了线的那句话，我认为就是我们之间的歧见的根源：“一般的和平主义者的做法，就好比像是为了避免在使用街道的时候发生冲突，就叫大家爱大家，而不是去设定使用道路的规则一样。”你想“设定使用道路的规则”，我但愿那是可行的。如果在路上冲突的两个人各有一辆篷车，我想那是可行的。问题是，目前只有一辆篷车，而有两个人争着要驾驶。一个说要往东；另外一个说要往西。道路使用的规则不可能让双方都满意。这个规则必须由双方来解决。不管这辆篷车最后是向东还是向西，输的一方一定会战。如果政府站在他的敌方，他就会与政府宣战……
要达成我所期望的目的，我不认为罢工是一个很有效的武器。一方面，罢工必须与政治行动配合；另一方面，罢工要有效，必须要用暴力、产业的破坏以及流血的方式。我不认为劳工使用暴力是聪明的作法。这是因为单纯的罢工，他们都赢不了资方，更何况是要动用枪支。然而，如果罢工发生，暴力永远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不会逃避责任。暴力是罪孽。然而，那是打击更大的罪孽的一个有效的武器，必然是与罢工如影随形的。＇34＇
艾杰顿在信上提到拉德罗罢工者的帐篷聚落，那是美国史书上所说的“拉德罗屠杀案”（Ludlow　Massacre）。他用的语言诚然激烈，然而其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初年美国许多知识分子对劳资纠纷层出不穷的担忧与愤慨。杜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并不像是艾杰顿所批评的，忽视了钱与权的结合。杜威深知社会上的不平等是必须用社会的力量去矫正的。他在1916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演讲里说：“我们的学校现在是必须补偿社会里被剥夺了权益（disinherited）的大众的时候了。我们要有自觉的教育，要发挥他们个人的力量、技艺、能力以及主动权；去补偿由于地广人稀的开国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生机日蹙对他们所造成的打击。如果我们不如此作，权利就很可能会越来越集中在有钱阶级的手上，而且我们还会回到那知识、艺术文化与经济权力之间的近亲繁殖。这是财富给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文明的诅咒。而这也是我们开国的元老囿于他们的民主的理想主义，以为我们的国家已经把它斩草除根了的。”＇35＇杜威在1917年对“公众教育协会”（Public　Education　Association）所作的演讲里就直接触及到劳资斗争的问题。他抨击美国工业界对劳工的控制和教育是封建式的。他心目中理想的职业教育，是“让未来的工人知道他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有的权利，让他们了解眼前的经济斗争，只不过是人类争自由史上最新的一章”。＇36＇
艾杰顿诚然用辞激烈，然而他指出来的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社会要劳工守法，但如果法律是站在资方，劳工要守法，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这点，胡适不是不知道。他在《洛克〈政府二论〉的研究》那篇学期报告里就引了洛克的话说：“如果以法律之名而行不义，那还是暴力，还是伤害。受害者就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诉之于天’，那对洛克来说，就是起义的同义词。”胡适又说：
反对“诉之于天”论的人说，其流弊是种下了起义频繁的酵母菌。洛克对这个诘难有三个答案。第一，这个假设跟其他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没有这个可以作为酵母菌的理论，人们在被戕贼的时候，总会找机会让自己从那重压下脱身。其次，人们不会因为管理稍微不善就革命。人们总是很有耐性的，他们会一直忍到忍无可忍为止。第三，人民有权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成立一个新政府的理论，其实是革命最好的阻碍，是最能够阻止其发生的工具。这是因为如果主政者了解只要他们不负人民的付托，他们就可以安稳于其位，这世界上就很少会有那么愚蠢的主政者，会去践踏人民而自取灭亡。＇37＇
艾杰顿所说的“用法律来取代劳工斗争，无异于是把工业界拱手让给资本家”，杜威所说的“眼前的经济斗争，只不过是人类争自由史上最新的一章”，以及洛克的“诉之于天”的起义论，都在在地影响了胡适。直到1940年代初期，胡适仍然认为二十世纪的潮流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汇流。胡适在1926年说：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暸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
胡适说：“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后者就是俄国走的路：“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前者所走的路，就是洛克所说的，主政者知道人民可以“诉之于天”。他们于是反其道而行，借势使力地把“诉之于天”的理论因势利导，把它变成了洛克所说的“革命最好的阻碍，最能够阻止其发生的工具”。于是乎，有了“各国的‘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发达，工厂的视察，工厂卫生的改良，儿童工作与妇女工作的救济，红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行，工人的保险，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的运动，失业的救济，级进制的（progressive）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行”。＇38＇
胡适在读了杜威1916年那两篇他的“旧爱”以后，写了他自己那篇得奖征文的“旧爱”。此后的二十五年之间，这三篇双重的“旧爱”就变成了胡适政治思想的基石。他的仲裁主义是建立在杜威所强调的规划、管理和控制的观念之上的。就在胡适增订、润饰他那篇得奖的“旧爱”的最后阶段，他在《留学日记》写了一段话。现在，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他这段话的灵感来源就是杜威那两篇他的“旧爱”。他在7月20日的日记里说：
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欲免漂泊，须定方针。吾尝以英文语人云：“A　bad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at　all。”此话不知可有人说过；译言：“打个坏主意，胜于没主意。”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