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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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持和平之说者类多少年。一日余与克雷登先生谈，先生感叹世风之日下，以为古谚：“老人谋国，少年主战”（Old　men　for　counsel；　young　men　for　war），今乃反是。少年人乃争言和平非攻矣。余以为不然。今之少年人之主和平，初非以其框怯畏死也；独其思想进步，知战争之不可恃，而和平之重要，故不屑为守旧派之主战说所指挥耳……孟子言勇至矣：“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也。孔子困于匡，厄于陈蔡而不拒；耶稣钉死于十字架而不怨；老氏不报怨：此大勇也。其勇在骨，其勇在神。＇8＇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的胡适已经乱了方寸。在他所景仰的安吉尔提出制裁的观念，在他的和平运动的同志讷司密斯转向“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在“国际关系讨论会”立下军事或经济的制裁的决议案以后，他的绝对不抵抗主义顿然进退失据。这是在不久前才成为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的他，再一次的转向、蜕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的开始。然而，这个转变并不困难。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倒退五十步的做法。制裁之道，从他之前所服膺的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是“以暴制暴”，或者说是“以霸道来制暴”。倒退了五十步以后，他大可以把它合理化，说成是“以王道之力来制暴”。当然，即使只是倒退了五十步，其所代表的是从“激进”倒退，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向右移动了一大步。
胡适从绝对不抵抗主义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思想，不只反映在他给韦莲司的信上。我在前一节征引了他在“国际关系讨论会”结束半个月以后，也就是1915年7月15日给葛内特的一封信。那封长达十一页的信，就更具体地宣告了他从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立场转向，从而服膺“以王道之力来制暴”的理念。我在上节的分析里，提到他在大会期间，曾经尖锐地质问了代表主张备战的“国家安全联盟”的帕特南少校。胡适以中国为例，说：“什么叫做充足的国防？除了美国以外，每个列强都觊觎中国；它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国防应如何呢？有一个跟日本一样强的陆军和海军？或者跟德国一样强？或者跟所有的加起来一样强，因为日本是英、法、俄的同盟国？假设中国决定要有充足的国防，要多强大才足以确保公道与正义？”
胡适当时的立论仍然是站在绝对不抵抗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上，亦即：“以暴制暴，暴何能已？”然而，在“国际关系讨论会”开完以后，胡适转过来批判“以暴制暴，暴何能已”以及他从前所说的“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世界观而已。他对葛内特说：
要希冀中国能有充足的国防来抵御她所有的敌人，就跟希冀这个世界能用更理性、更人道、更文明的方法来处理国际事务和关系是同样——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更——没有指望的。我也可以说，这两个愿望实现的希望和可能性，在概率上是一样的渺茫。去为中国的国防而奋斗，或者去为世界的改进而奋斗，可以说是愚昧的，也可以说是睿智的。然而，为后者（世界的改进）而奋斗是正面的、建设性的，而且是正义的，所以我决定投身于和平主义者的阵营。我祈愿和平主义者能够把当前低落的国际道德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和平主义者的鹄的（cause）如果能够实现，就意味着给予弱小国家一些保障。我在这里所说的“和平主义者的鹄的”，当然不是意指战争的消弭。我所意指的，是用一种比较理想的国际关系体系来取代战争。
换句话说，在开完“国际关系讨论会”以后的胡适，已经不再作孟子式的“以暴制暴，暴何能已”的道义之吼；他对“以人道易兽道”、“以公理易强权”，也不再心存幻想。他不再侈言王道。他的新理念是我在前文所称的“王道之力”——当然，“王道”与“力”，对绝对不抵抗主义时期的胡适而言是“不一致”、是两相矛盾、水火不容的两个名词和概念。他对葛内特说：
我不赞成裁军。如果备战是失之于偏颇，裁军之说也同样是失之于偏颇。这对中国来说，特别是如此。只要这世界上的强国把私利与己得摆在公理正义之上，只要中国所受的冤屈不得矫正，只要我们还没把列强予取予求、强权就是公理的滔天罪证从亚洲的地图上泯除，只要和平主义者没有权利、没有发言权去争取裁军，只要所有这些存在一天，我就绝对不会用我的话和笔去赞助增强军备的拥护者。但是，我也不会去阻止他们。其实，我也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就像我有一个晚上在会场上所说的，唯一能防止东方的军国主义兴起的方法，是去遏止西方的军国主义。我相信只有把我自己投身于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正义与和平的旗帜之下，我才能直捣问题的核心。
投身于国际组织、国际正义与和平的旗帜之下，就意味着“力”的使用，只是这是“王道之力”，而非暴力：
你从我上面的陈述，就可以了解我为什么反对“不抵抗”这个字眼。为什么不要抵抗邪恶？我们岂不是每天都在跟邪恶奋斗着吗？我们是一直在抵抗着，只是我们所用的方法不是暴力。道义的抵抗有两面。在消极的一面，它所教导的是：使用赤裸的力量来反抗是无益的。（这就是安吉尔所说的力与力互相抵消的道理）。在积极的一面，它所意指的是用智慧、预防、劝戒（＇美国威尔逊总统当政时的国务卿＇布莱恩（Bryan）之语）、组织、谦卑（左颊被掴，再奉上右颊）、仁慈，等等方法去抵抗。
然而，胡适所要强调的是，道义的抵抗绝对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毋宁是要积极地采取行动。不但要防患未然、未雨绸缪，而且还要力主正义、膺惩罪凶：
道义的抵抗，就理论本身来说，并不反对采取仲裁的步骤，如警察、国际警察等等。非武力论，可以是一个二十世纪乌托邦主义者的理想。然而，要达到那个理想，仲裁是必经之道。零犯罪率，以及法庭、监狱与刑罚的废止，这些都可以是我们的理想。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从私刑、血债血还的私了办法进展到法律制度和警力，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事实上，那些批判不抵抗主义者赞同使用警力是不一致的人，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必也一致乎”，他们只是好辩（argue　for　argument’s　sake）而已。＇9＇
胡适在晚年所作的《口述自传》里，形容他在变成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以前的和平主义或不抵抗主义是“极端”或“激进”型的。这确实是正确的夫子自道。当时的胡适所批判的不只是那些慷慨激昂，侈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留学生。他所批判的还包括美国那些风声鹤唳，把欧战的风云说得仿佛就要席卷美国之势的人。美国在欧战之前，就产生了一个未雨绸缪的备战运动（preparedness　movement）。欧战爆发以后，在军、政、经、舆论界领袖的鼓噪之下，这个运动倏然勃兴。1915年5月7日“露西塔尼亚号”（Lusitania）邮轮在爱尔兰海岸被德国的潜艇击沉，1，198个乘客死亡，其中有139个美国人。美国政府在五、六、七月三度对德国提出了警告。美国的主战派磨刀霍霍。到了秋天，备战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民间的备战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已经下台的老罗斯福总统不但自告奋勇，愿意御驾亲征，率一师的自愿军上前线，他还主张全民练兵。已经退休的陆军参谋长伍德（Leonard　Wood）将军，更组织了夏令练兵营，专门训练大学生。其中，最有名的是在纽约州北部普烈兹堡（Plattsburg）的夏令营。从1915年夏天开始，伍德将军在普烈兹堡的夏令营，顺应企业界的要求，在大学生的营期结束以后，增加了一期专门训练企业界人士。＇10＇
从他先前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立场来看，胡适对美国这个备战运动应该很不以为然才对。然而，他现在的反应却显得暧昧。他非常注意批判这个运动的文章。他在1915年11月7日给韦莲司的信里，附了一张《纽约时报》的剪报。这张剪报是康乃尔大学康福（W。W。fort）教授写给《纽约时报》编者的一封读者投书。康福教授是胡适在康乃尔时候的法文老师，也是他查经班的老师，后来当了费城黑沃佛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那是胡适的次子胡思度念过的学校。康福教授是匮克派的基督徒，黑沃佛学院是匮克派所办的一所大学。康福教授在这封长信里说：
基督教所服膺的，是精神的力量优于物质的力量。这不但是一个抽象的真理，也是一个实用的真理，是人类的历史和进步有案可稽的。去违背这个基督教以及我国所代表的原则，非同小可，其前景将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一个武装的国家对外所显示的是一个永不失效的挑战。备战作得越好，和平的机会就越低……国人是否体认到备战的结果就是战争？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个转捩点，我们就正要卖掉我们与生具有的权利＇即和平安康＇，去换取备战将会带给我们的混水。太多人想做好事，但是他们所走的路子是错的。我们就要开始长征了，因为那些专家硬是不告诉我们要备战到什么地步才能确保和平。他们不能告诉我们，因为以备战来迎接和平，违背了那万古弥新的律法。＇11＇
我们记得胡适是在1915年9月下旬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的。他读到康福教授这封读者投书，已经是在纽约了。值得注意的是，康福教授的这篇投书，从前的胡适可能会有很多赞成的话可说。然而，他在附寄这张简报的时候，只是不置可否地说：“在经历了战争的实际以后，这是康福教授现在的立场。”＇12＇很显然，胡适先前所服膺的绝对不抵抗主义已经开始松动。
美国的备战运动所鼓起的，是反德以及反和平运动的情绪。就像2003年的时候，由于法国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美国一些保守的国会议员把“法国炸薯条”（French　fries）改名为“自由炸薯条”（Liberty　fries）。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欧战的时候，美国人把“德国泡菜”（sauerkraut）改名为“自由泡菜”（Liberty　cabbage）。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也席卷了各大学，包括许多学生和教授。康乃尔大学也不例外。我们在前文提到康乃尔大学1872级的大卫·乔丹。因为他反战，后来又同情苏联的革命，康乃尔1872级的毕业生印制了一份传单，要求校董注销大卫·乔丹在康乃尔得到的学位。康乃尔的教授也爱国不落学生之后。有一百名教授组成了一连。胡适的史学教授布尔就是其中的一名。康乃尔大学这一教授连，在美国参战以后被编入纽约的民兵团。布尔教授是第四兵团D连的下士。布尔教授从1915年夏天开始，就去参加伍德将军在普烈兹堡给企业界人士所办的第一期训练夏令营。在康乃尔的校园里，学生还可以看到他裹着绑腿在校园里穿梭。＇13＇年，布尔教授58岁。
胡适的绝对不抵抗主义虽然开始松动，但是，人的情绪与理性并不一定是同步的。他冷眼看着那些康乃尔的老师，不齿他们的行径。他写信给大学时低他一班的同学舒母（Paul　Schumm）。这位舒母就是胡适在1916年11月9日的日记里所说的：“其人沉默好学能文，专治‘风景工程’＇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而以其余力拾取大学中征文悬赏，如诗歌奖金、文学奖金之类，以资助其日用。其人能思想不随人为是非……去年以君之绍介，得见其父母。其父持无政府主义，以蒲鲁东（Proudhon）、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诸人之哲学自娱；而其人忠厚慈祥，望之不知其为持无政府主义者也。”＇14＇这则日记的最后一句话颇耐人寻味，难不成扬弃了绝对不抵抗主义以后的胡适，居然视无政府主义者为青筋暴露、眼冒金星者乎？
胡适在这封信里，一定是大肆批评了他从前那些在康乃尔大学的老师。舒母在回信里说：
你对康乃尔练兵热的感慨，我完全能共鸣。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比你所描述的还要过头。这很不幸，但是事实。“教授军事研究社”（Faculty　Society　for　Military　Study）已经成立，设有战略、操练、射击等小组。＇英语系的＇散蒲生（Sampson）教授是社长。我们这些老成持重、饱学的老师朋友们已经定了制服。我等不及看他们穿起来是什么个样子。那一定会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洋相；在制服之下，他们作为诚实的个人的个性、价值将会几近不存，而只不过是充为炮灰之用而已。对，布尔也是其中一个。他肩着枪、踢着正步。据说，他不绝如泉的精力，以及他把“史学方法”用在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实验上所带给他的精准，是所有其它人的榜样……
你问我要不要当面质问布尔教授，这我真的是作不下＇舒母当时是布尔教授的研究助理＇。我相信如果他愿意说，听他的想法一定会是很有意思的，说不定还能有所启发呢。我不相信他会愿意说。而且，我一想到跟他谈话，我的心就往下一沉。每当我的想法和感觉让我激烈地反对大多数人的时候，我就自我与世隔绝，那就仿佛我突然间到了一个陌生之地，我无论说什么，路上来往的行人都听不懂我说的话一样。我一张口，布尔教授就会滔滔不绝地把我压得哑口无言。但是，我知道不管他或者任何其他人说什么，我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15＇
胡适显然也跟韦莲司谈到了布尔。韦莲司在一封信里，详细地告诉胡适布尔教授的想法：
布尔教授有一个晚上来我们家，他跟我们谈了很久他对军训的看法。他说他一向就主张瑞士式的＇注：全民皆兵的＇军训；一向就主张大学生应该接受军训。他最后承认美国被侵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然而，因为他现在单身，而且不再年轻，同时又没有家累。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他希望能在军训方面能对国家作点贡献。他说如果人家对他现在的行为感到讶异，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去了解他对这个问题一向的看法。我不认为我所说的话，对他能提供什么新的观点。事实上，或许是因为懒，我越来越觉得我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不是去为他们提供另一种看法。
他说的一句话倒激起了我的好奇。他说如果德国（大概是用侵略的方式吧！）能拿下纽约，他会感到欣慰的。他认为他们也许可以有所作为，而他一点都不会以为忤。当然，他说整个美国都会揭竿而起，一定会乱成一团。因此，他必须挺身而出，说不定还可以救一些“有家室的年轻人”。至于他的影响力，他说他仍然全心戮力于人类的友爱与理解。他不觉得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跟那有什么冲突。＇16＇
胡适在回信里说：“我也一样觉得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是愚蠢的做法，而且，此后要努力去了解别人的想法。妳跟散蒲生教授谈过了吗？”然而，话锋一转，他又把箭头转向布尔：“如果一个人觉得德国拿下纽约来统治，会是一件让他欣慰的事，我认为他就有责任告诉公众为什么他会感到欣慰。当公众了解了为什么以后，他们就不会再饶舌谈什么备战了。如果他觉得公众是难与言也，那就更是他的责任要试着去作。”＇17＇
事实上，胡适可能错怪了布尔。虽然布尔积极支持备战运动，但是他也坚决反对任何镇压反对意见的举动。在这点上，布尔的言行是一致的；毕竟，他在康乃尔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