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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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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er)对“吾邻”所下的定义:“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知晓、能去影响、必须与之交会的那个部分的宇宙、人类与国家。”胡适说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地方不在“吾人直接视听之下乎?一弹轰于奥之一城,全世界皆闻之。一言发于英之议会,全世界亦皆闻之”。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把巴特勒主教“吾邻”的定义“施诸今日,则全世界皆吾邻耳,世界大同之日不远矣”。'1'但是,两个星期后,他似乎又倒退了几步。8月9日,胡适在日记里说他读到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爱国说,乃与吾平日所持相契合,录之”:
我们希望有一种爱国心是建立在比偏见更好的基础上;爱国又不须妥协自己的哲学;我们可以在喜爱、尊重其他国家的同时,更爱自己的祖国,更爱我们的国魂(Mind)所为我们缔造出来的悠久的社会与道德架构。'2'
换句话说,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胡适所秉持的信念仍然是爱国与世界主义不是矛盾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然而,剧情急转直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正是暑假期间。当时,他已经上完了哲学研究所第一年的课。那年暑假,胡适第一次没有选暑期班的课。因此,他得以全神贯注地注意战事的发展。在《留学日记》里,他详尽地分析了大战的来龙去脉,甚至写下他对战后世界局势的预测。8月23日,《纽约时报》刊出了英国外交部关于欧战来往函电一百五十九件,胡适“读之,一字不肯放过。其兴味之浓,远胜市上新小说也”。'3'
图11 1914年8月的照片。“Taken by Marie Brady; August,1914。”(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如果胡适在8月初读到卡莱尔“爱国说”的时候,还会说它与“吾平日所持相契合”,到了10月底,他的看法丕变。他开始认为战争的祸首不须外求,就是国家,就是那狭义的民族主义。10月底,美国“世界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讷司密斯回旖色佳看望父亲的病。讷司密斯是康乃尔大学1906级的毕业生。26日下午,他到“世界学生会”的寝室去看胡适。我们在上节提到的胡适的“一致之义大矣哉”的论点,就是他们当天谈话的一部分。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分了两则来记载。“一致论”是写在后一则。前一则是记录他转持不抵抗主义的第一篇重要的文献。任何读者想要了解胡适不抵抗主义的发轫,都必须仔细地研读这则日记。他在10月26日的第一则日记里,说讷司密斯到他的寝室,他们
谈国家主义及世界主义之沿革甚久。讷氏素推崇英人安吉尔(Norman Angell)。安氏之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以为列强之侵略政策毫无实在利益,但有损害耳。不惟损人,实乃损己。盖今日之世界为航路电线所联络,譬之血脉,一管破而全身皆受其影响。英即败德,不能无损其本国财政也。德之败英法亦然。能知斯义,自无战祸矣。其书颇风行一世,谓之安吉尔主义(Angellism)。余以为一面之辞耳。公等徒见其金钱生计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计也。今之英人、法人、德人岂为金钱而战耶?为“国家”而战耳。惟其为国家而战也,故男输生命,妇女输金钱奁饰以供军需。生命尚非所恤,何况金钱?故欲以生计之说弭兵者,愚也。'4'
胡适说安吉尔“愚”,其实只是凸显了他自己当时的天真、稚嫩与无知。安吉尔说战争是一种浪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得利;英国即使打败了德国,对自己的财政也是不利,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胡适说安吉尔的这个说法是本末倒置。对当时的他来说,欧战的根源是大家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他说,当欧洲的人民为了狭隘的爱国心,视生命和金钱如草芥,两者皆可抛的时候,谁还会在乎经济?因此,胡适认为安吉尔所谓经济因素,等于是能明察秋毫,却不能见舆薪。其实,这个时候胡适自己还没读过安吉尔的《大幻觉》。他所犯的错误就是他所常批评的“以耳代目”的毛病。当时还在康乃尔唯心论大本营念哲学的他,一听说安吉尔是用经济的因素来宣扬弭兵论,就把他打入社会主义、物质主义者的阵营,所以嗤之以“愚”。一年后,胡适认识了安吉尔,读了《大幻觉》,他便收回了前言。比如,他在1915年7月1日追记的日记里说:
吾初以安吉尔为一种唯物的理想家,今始知其不然。此君具大知识,读书甚富,经验极深。能思想,每遇人质问,随口应之,条例井然。其所主张,虽着意于经济一方面,然其所主以为思想乃制度之母,其根本主张与社会党大异。安吉尔志在改良今世关于国际伦理之种种谬说,其人盖今日第一流人物之一人。'5'
然而,这是胡适变成不抵抗主义者以后所说的话。1914年10月,他自以为找到了欧战的根本起因。所以他在对安吉尔嗤之以“愚”以后,接着说:
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方(über alles)”,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凡国中人与人之间之所谓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者,至国与国交际,则一律置之脑后,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此真今日之大患。
胡适的治本之法,是“世界的国家主义”。六个月前,他还抨击希腊罗马的哲学家,说他们只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他当时的想法还是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现在,他把这个国家、世界的顺位刚好倒了过来,把国家放在世界的脉络之下:
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6'
1914年10月26日的这则日记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作为记录胡适政治思想发展轨迹的一篇重要文献,就是因为它记录了胡适不抵抗主义的发轫。这不抵抗主义跟胡适新揭橥的“世界的国家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在断定了狭义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祸根,在提出了“世界的国家主义”作为正本清源之法以后,他又发现了不抵抗主义的福音。原来,欧战初起之际,讷司密斯正在英国。比利时被德国攻下以后,讷司密斯冒险到欧洲去访察战情。他告诉胡适不抵抗主义在欧洲战场上成功实践的一个实例:
吾此次在大陆所见,令我益叹武力之无用。吾向不信托尔斯泰及耶稣教匮克派(Quakers)所持不抵抗主义(Nonresistance)(即老氏所谓“不争”是也),今始稍信其说之过人也。不观乎卢森堡以不抵抗而全,比利时以抵抗而残破乎?比利时之破也,鲁问(Louvain)'今译:鲁汶'之城以抗拒受屠,而卜路塞尔(Brussels)'今译:布鲁塞尔'之城独全。卜城之美国公使属匮克派,力劝卜城市长马克斯(M。Max)勿抗德师。市长从之,与德师约法而后降。今比之名城独卜鲁塞尔岿然独存耳。不争不抗之惠盖如此!博士之言如此。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7'
鲁汶因抗拒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对胡适来说,这直如醍醐灌顶。他简直不能相信老子、耶稣那看似不切实际的教诲,居然可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里实践。胡适在留美以前就喜欢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哲理。他留美的第一年几乎受洗成了基督徒,后来还参加读经班,着实地研读基督《圣经》。他非常佩服耶稣“人批其右颊,再以左颊就之”的道理。但这是第七章的主旨。无论如何,鲁汶和布鲁塞尔的故事,让胡适醍醐灌顶之余,突然好像一下子失去了进退的依据。他在引了老子“柔弱胜刚强”、耶稣“以左颊就之”的教诲以后,说:“此二圣之言也。今之人则不然。其言曰:弱肉强食;曰:强权即公理;曰:竞争者,天演之公理也;曰: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古今人之间,果孰是而孰非耶?”'8'
讷司密斯是目击者,而且言之凿凿。然而,布鲁塞尔居然可以在强权之下而得以瓦全的故事,胡适怎么想,都觉得像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他必须找到其它的目击者,他须要求证。11月13日他终于如愿以偿:
今夜遇'康乃尔大学'休曼校长之子Jacob G。Schurman; Jr。。其人当比利时被侵时适在布鲁塞尔,亲见鲁汶之残破及布鲁塞尔之获全。因询以讷博士告我之言是否确实。休曼君言布城之获全,实出美公使Brand Whitlock'威洛克'之力。其时市长M。Max'马克斯'有本市民兵二万,枪二万支,已决以兵力拒数倍之德师。赖美使力劝以抗拒之无益,乃降。余询以美使是否属匮克派'Quaker,不抵抗主义者',休曼君答云:“此则非所知也。”'9'
讷司密斯的故事既经证实,布鲁塞尔的故事说明了在强敌压境之下,不以卵击石的智慧。胡适觉得豁然开悟,他的不抵抗主义于焉肇始。11月17日的日记,他记了他跟旖色佳监理会牧师的谈话。胡适说:“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航路、电线、铁道、无线电、海底电,皆团结全世界之利器也。而终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之畛畦耳。”'10'月25日,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几则“大同主义之先哲名言”:
亚里斯梯帕司(Aristippus)'公元前约435356,苏格拉底的学生'说:“智者的国家就是世界”;
戴欧吉尼斯(Diogenes)'公元前约404323,犬儒派哲学家':“人问他是哪国人,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
“苏格拉底说他不是雅典人,也不是希腊人,而是世界公民”;
培恩(Thomas Paine)'17371809,《人权》(Rights of Man)作者'说:“我的国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
葛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说:“世界是我的国家,人类是我的同胞。”'11'
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所引的这些格言里,国家都不再是一个认同因素;所有这些格言都超越了国家,都是仰天长啸的世界颂。
国家既然在世界大同主义者的认同里退位到次于世界、次于人类,则当国家的行为与全世界、全人类的福祉相抵触的时候,世界大同主义者所该效忠的就不是国家,而是世界。这包括不为不义之国执干戈的权利。胡适在“世界学生会”的朋友,德国人墨茨(John Mez),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13年“国际学生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F。I。d。E。)在旖色佳开会,全美“世界学生会”议决加入“国际学生联合会”。当年“国际学生联合会”选出来的会长就是墨茨。胡适在1914年12月6日的日记里,描写墨茨凛然从德国遁入荷兰转道赴美拒绝从军的义举:
欧洲战事之起,博士在比利时,不欲牺牲其主义而从军。遂间关走荷兰,由荷至美。今自纽约来游,相见甚欢。博士乃理想家(idealist),能执其所谓“是”者,不为流俗所移。今天下大患,在于理想家之寥寥。今见博士,如闻凤鸣,如闻空谷之足音,喜何可言!博士之不从军,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其爱主义之心之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其爱人道之笃也。此其所以为理想家欤?'12'
到了1916年7月14日,胡适放弃不抵抗主义,而转向仲裁主义了。当天,他听说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因鼓吹人民有权反战而拒服兵役,而被剑桥大学革职。他在《留学日记》里说: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参加“反对强迫兵役会”(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作文演说,鼓吹良心上的自由。法庭判他有违反“祖国防卫法”之罪,罚金。康桥大学'剑桥大学'前日革去他的名字及数学原理教职。“呜呼!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赵'元任来书'注:是英文信'论此事,云:“有什么蠢事是战争不能造成的!我们必须夙夜匪懈,否则布鲁诺(Bruno)'注: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反对太阳绕地球说,被绑在火刑柱上火刑'的年代会阴魂不散的。才把旧的给拱走了,它又会化身而回。”'13'
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发轫于1914年10、11月之间。11月的时候,韦莲司刚好回旖色佳探望父母。有一天,胡适和她在街头散步,话题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韦莲司说:“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14'胡适则以讷司密斯的故事相告,并援引他1908年在上海时写的一首七律《秋柳》:“已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15'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的不抵抗主义还只是一个雏形。我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还没有放弃中国应该具有能赖以自保的国防力量的想法。他在8月5日那则分析欧洲战祸的日记的结论里说:“此役或竟波及亚洲,当其冲者,波斯与吾中国耳。吾国即宣告中立,而无兵力,何足以守之!不观乎比国乎?”'16'布鲁塞尔因为投降而得以瓦全的故事,表面上看来,似乎让他觉得作为弱国的中国也可以像柳条一样,在“萧飕万木摧”的情况下,“尚余垂柳拂人来”。
然而,事实证明胡适不抵抗主义的路才走了一半。他虽然重复着讷司密斯的故事,又把《秋柳》一诗的哲理添将进去,然而,我们与其说他想说服韦莲司,不如说他想说服自己。不抵抗主义,他的嘴巴接受了,但他的心还在抗拒着。韦莲司在感恩节之前就回纽约去了。胡适在韦莲司父母家过了感恩节以后,在那个星期六,11月28日,他由朋友开车到纽约州的西腊寇思(Syracuse)。当晚,他对西腊寇思的“国民兵”(NationalGuard)军官演讲,'17'题目是:“一个东方人对大战有感”(What An Oriental Sees in the Great War)。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从欧战所得的教训有两个。一个是针对中国。他说日本对德宣战以后,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胶州租借地,以及租借地范围之外的胶济铁路。条约既已变成废纸,中国必须作最坏的打算。“未来会如何,只有上帝才知道!然而,不管结局如何,这一点可以确定:中国必须武装起来,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维护她自己的生存和权利。”但是,这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欧战的发生,显示了人类的文明出了问题。这是因为丛林的法则(law of the jungle)、强权就是公理这种哲学主宰了国际关系。欧战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人类必须去求治本之道。人类的文明如果要有前途,就必须推翻丛林法则、强权就是公理的说法。“把我们的文明建立在人人都能享公道、正义与爱的基础上。这就是我所说的人道法则(law of Humanity)。”胡适说这不是什么新的道理,西方的耶稣,中国的墨子都早已说过。其原则就是毋用双重标准。正义、公道只有一个标准;事物无论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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