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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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论》，引用Nelson＇讷尔生，Leonard　Nelson，18821927，德国数学、哲学家＇证明Kant＇康德＇的哲学的新方法。这班所谓哲学家真是昏天黑地！”＇4＇胡适憎恨形上学这一点，跟他一生反对基督教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胡适在留美初期，也就是1911年，参加“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夏令营的时候，几乎成为基督徒，后来觉得他们在作见证时，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5＇于是胡适终身反对基督教。
康乃尔大学的哲学系，是二十世纪初年美国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一个重镇。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年，执美国哲学界牛耳的，就是唯心主义派的几个大将。换句话说，尽管大家都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胡适自己更是以此自命。事实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所接受的哲学教育是唯心派的。目前藏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里，有胡适作的哲学笔记，其中一部分，以内容来判断，是他在这个时期所记的。＇6＇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的唯心派大将是克雷登（James　Creighton，18611924），他是“美国哲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学会第一任会长。在康乃尔大学，他是哲学系第二任的系主任，在1914到1923年担任研究院院长。胡适说他在康乃尔的老师“尽管他们不能苟同杜威的观点，却不敢以等闲之辈视之”的话，是完全正确的。1903年底，“美国哲学学会”在普林斯顿大学开的年会，是美国唯心派对实用主义展开凌厉攻击的开始。除了当年的会长、哈佛大学的若义司（Josiah　Royce）以外，另外一个批判大将就是康乃尔的克雷登。＇7＇胡适回忆中的另一段话也完全是正确的，他说康乃尔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经常批判实用主义”，“最常揪出来批判的对象就是杜威”。克雷登在哲学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特别是在康乃尔大学编辑出版的《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就有许多篇是批判实用主义和杜威的。我们可以很合理地相信胡适早期对实用主义的了解，是透过他康乃尔大学唯心派的老师的批判眼光。
胡适在康乃尔的另外一个哲学老师是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的狄理教授。他在1912年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1915到1921年担任康乃尔大学文学院院长。狄理原来的领域是语言学，他到德国柏林、海德堡大学留学以后才转向哲学。他是柏林大学新康德学派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弟子。狄理既属于文艺复兴型的饱学之士，又是一个百科全书式博闻强记的长才。他勤于著作、翻译，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与本文切题的重点是，他不但撰写了《哲学史》（AHistory　of　Philosophy），还翻译了阿尔斐德·威伯（Alfred　Weber）用法文写的《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狄理跟克雷登一样，强调哲学史在哲学研究上的重要性。这点，我们可以征引狄理的老师包尔生说的话。包尔生在狄理翻译的《哲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里说：整个十九世纪的哲学转向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诠释心与物的演化。虽然包尔生跟克雷登属于唯心阵营里不同的派别，但他和克雷登一样，认为哲学思想的发展，是朝向真理的发现。＇8＇
从胡适一生思想形成的轨迹而言，作为美国唯心论重镇之一的康乃尔大学哲学系是他思想发展的中途站。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五年，是他一生思想的转捩点，是研究胡适思想形成最重要的关键。其实，胡适对自己思想形成的轨迹交代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斑斑俱在，他所留下来的线索，已经足够让后人按迹寻踪；至于那些想为他立传的人能不能按图索骥，则端赖其功力。他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9＇这句话是一个关键性的线索。胡适等于在暗示我们：1915年的暑假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转捩点。换句话说，他从1910年秋天抵美，到1915年夏天，也就是他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为止，他总共浸淫在美国唯心派哲学重镇长达五年之久。1915年夏天，“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他，开始自学杜威的实验主义。
也许因为胡适故意要留下线索，让后人能够按迹寻踪去找他留美时期思想发展的轨迹，他刻意在《留学日记》里保留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胡适唯心论哲学教育下的陈迹。他在1914年7月7日的日记里，记他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札记。他引了两家的注说，认为都不清楚。他说“辐凑于毂而成车”，就像“埏埴以为器”一样，都是意指器物制成以后，大家只会注意其整体，而不会去措意其零件。于是乎，“当其无有车之用”，以及“当其无有器之用”，都是意指车子造好以后，就不用去在意其辐辏；器皿烘焙成以后，就不用再去管其所用的黏土。他接着引申：“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到了1917年3月，那时胡适已经扬弃了唯心论，服膺实验主义，他于是在这条日记之后加了一个自记：“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10＇
胡适一向讨厌抽象的理论。就像他在回忆里提到他在康乃尔大学学经济学理论的经验。他说尽管他有像艾尔文·约翰逊这样一位出了高徒的名师为老师，却从来就没有把经济学理论学好。他的结论是：“经济理论对我来说太过抽象，而我又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不幸的是，他在康乃尔大学所读的哲学也是抽象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时候一直有转学的念头。更讽刺的是，他不但读了康乃尔大学部的哲学系，还在康乃尔念了两年的哲学研究所。从某个意义来说，康乃尔大学拒绝给胡适第二年的奖学金，对胡适来说，反而是一个解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它让胡适终于不得不壮士断腕地离开那反正与他性向根本不符的黑格尔派唯心论的大本营。
离开了康乃尔大学的胡适，也许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地扬弃了“黑格尔派的影响”。然而，胡适有所不知。他以为他扬弃了黑格尔派的唯心论，却不自知身上还有“黑格尔的沉淀”。他的“黑格尔的沉淀”里的第一个成分，就是他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系所学的哲学史。而这哲学史的老师，就是克雷登教授。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克雷登教授并不是一个有口才的老师。但是，他严肃、恳切地展现各个学派，那种客观地对待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思想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一个极深的印象，也重新唤起了我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兴趣。”＇11＇胡适不只是在晚年的时候肯定康乃尔唯心论老师对他的影响。事实上，他在1927年1月14日写给狄理教授的信也是这么说的。他在那封信里说：“克雷登教授的哲学史课，让我决定以哲学作为专业。而我教欧洲哲学史用的是您写的《哲学史》。”＇12＇
胡适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共选了两次“哲学史”的课：一次是克雷登的哲学史的课，另一次则是他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以后，也就是乌德布瑞基（Frederick　Woodbridge）开的“哲学史”。胡适只在他的口述访问里说这两门课很不一样。有关乌德布瑞基的那门课，我们以下还会谈到。胡适在他晚年的回忆里仍然会津津乐道地提到康乃尔唯心论老师对他的影响，这是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事实。因为那意味着他不像杜威，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黑格尔的沉淀”。这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克雷登的哲学史观与他所自奉的实验主义是不相容的。如果胡适到他的晚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16到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用所谓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写《先秦名学史》的他，就更不可能意识到了。有关这点，详见下文。
胡适在1914年1月25日的日记里记了一段话：“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13＇余英时引胡适这则日记来证明：“这时他还没有研究杜威的思想，但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14＇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胡适还在康乃尔唯心论的笼罩之下，他在这则日记里所说的“三术”，没有一样是“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归纳的理论”当然不是杜威所专有的，任何讨论逻辑或科学方法的人，包括克雷登的《逻辑导论》，都会讨论到归纳的理论。胡适在此处所谓“归纳的理论”也者，不过是融合他上了克雷登教授的逻辑课，以及他自己从事考据所悟出来的道理。“归纳的理论”是胡适早在1911年5月11日撰写《〈诗〉三百篇言字解》就已悟出来的心得。＇15＇他在1916年12月26日的日记里回忆说：他在写那篇考据文章的时候，“已倡‘以经解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自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16＇换句话说，胡适在1911年5月用“归纳的读书法”写《〈诗〉三百篇言字解》的时候，他到美国还不满一年，人还在农学院。他当时不但还不知道杜威实验主义，甚且还没有上克雷登的逻辑课呢！
胡适在此处所说的救国三神丹之一的“进化的观念”，当然也不是来自杜威的。一方面，1914年1月的时候，他还是反杜威的康乃尔大四兼第一年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另一方面，他当时还没有接触到杜威的作品，要在一年半以后才“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更重要的是，进化论在当时已经是广为人接受的观念。举个例来说，克雷登教授就说演化论是对科学最有贡献的一个概念。他说演化论让我们了解所有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经不同的蜕变阶段而持续演化的。透过对事物的起源及其成长过程的了解，我们对其本质以及各事物之间的关系，就能获得更真确的理解，这不是其他方法所能望其项背的。克雷登的结论是：“任何现象的历史，其演变的故事，就是最能帮助我们了解其本质的方法。”＇17＇
胡适所谓的“历史的眼光”——那能让中国起死的第三神丹——也不是后来他从杜威那里学来的，而是从康乃尔唯心派的哲学老师那里学来的。克雷登的客观唯心论，其重点即在检视“客观的心”（objective　mind）如何在历史以及制度上呈现出来；其研究取向糅合了康德与黑格尔，既从事批判的范畴分析，也强调人类精神在历史上的进程。＇18＇对客观唯心派而言，哲学史是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克雷登认为一个哲学家要想真正对哲学做出贡献，就必须先学习哲学史，去了解过去的哲学家讨论、解决了哪些问题。＇19＇一个人想要成为哲学家，就必须要把历史上的种种哲学问题和答案吸收、复制到自己的思想里。对克雷登来说，哲学史不仅仅是历代哲学家想法的汇编，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那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哲学思想中彰显出来的普世皆准的原则发展的过程。要了解这个哲学思想发展的进程，就必须要透过自己的思考，去诠释、重建、评判这些思想系统。＇20＇
胡适可以不必服膺克雷登所谓的“客观的心”，更不必一定相信克雷登把哲学史视为“客观的心”的展现史的看法。然而，克雷登对史学方法的重视，对胡适而言，绝对是一拍即合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克雷登虽然不能同意德国新康德派的温德尔班以及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看法，然而，温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自然科学与精神（即人文）科学在方法学上的分殊的坚持，以及他们对史学方法的重视，都在在地影响了克雷登。＇21＇我在下文提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时候，会提到他征引了温德尔班的书。事实上，不只是史学方法的运用，克雷登的“历史的眼光”，对胡适绝对有其深远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征引克雷登所说的一段话来作说明。这是克雷登过世以后才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论，尽管这是克雷登晚年的作品，然而代表了他哲学观点成形以后所一贯秉持的态度：“哲学的真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与消极两层意义的批判精神。它敬谨地综和、珍惜历史的传承，但并不把它们当成天经地义的教条或定论来接受。它所唯一信守的，是要不断地去修正和重审它的结论。它所追求的，既是一个可以安心立命之所，也是一个新的起跑点——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和增润，其目的不在为了栖息，而是为了要经营一个批判与建设的人生。”＇22＇这样孜孜不倦的“历史的眼光”，即使是后来成为杜威弟子的胡适都可以读之而动容，更何况是还没有接触到实验主义的他。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灵感与论述主轴的来源，并不是杜威，也不是他后来津津乐道的实验主义，而是他在康乃尔唯心派老师的哲学史的观点，以及他在康乃尔所受的西方考证学的启蒙。
胡适的“黑格尔的沉淀”的第二个成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哲学，也就是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哲学。克雷登在他的《逻辑导论》里说：“逻辑可以被定义为思想的科学，或者是研究思想过程的科学。”＇23＇克雷登的客观唯心论主张“实在”（reality）是客观存在的，是可知的。这是他不同于康德或新康德学派的地方。这也是他的同事狄理教授会说克雷登其实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唯实论者（realist）的原因。＇24＇也正由于克雷登相信“实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认为心的功能就在发现、综合、诠释“事实”。他说：“思考不是一个封闭的、由一以贯之的抽象原则去找真理的过程，而主要是一个寻找事实、实验与证明的过程。”然而，“事实”并不是素朴地存在的。“事实”是经由理论去发现的。理论的形成是透过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交相并用：“归纳与演绎并不是不同的思考方式，而毋宁是不同的方法，是必须交相并用的……这两个程序是并进而且互补的。”＇25＇
克雷登强调事实与理论是不可二分的：“哲学跟所有的科学一样，是从二者同时下手的，在开始的时候，事实的不正确、不完整，就跟理论之粗糙与不圆熟是一样的。科学的进步，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精益求精。其过程既在于用理论来检视事实，同时也用事实来发挥并发展出新的理论。”＇26＇事实与理论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因为：“事实并不是现成的就进入我们的心里。光是盯着事物看，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除非我们的心去作反应、判断与思考，光是凝视并不会使我们聪明一点。我们想要作好观察，就必须要多多少少知道我们究竟在找些什么，然后把注意力放在某些场域或事物；而要能这样作，就意指我们必须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众生相里作选择。而且，科学的观察必须要分析与辨别。”＇27＇由于科学的观察需要分析与辨别，所以作为思想的科学的逻辑就提供了各种帮忙思想作分析、辨别、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