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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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41。
妇烈妇都不合理吗？＇21＇
聪颖、有机会留美、勤读书、敏于观察、能反躬自省的胡适，很快地就摆脱了传统节妇烈女的崇拜。留美归国以后的胡适，在一系列的文章里抨击了节妇烈女的崇拜及处女偏执狂。他指斥贞操论是“全无心肝”的。他在读到了上海县长呈请江苏省长褒扬一位陈烈女的呈文以后，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来看，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在回答一个读者来书，询问应该如何对待被人强暴的女子的问题，他回答说，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什么损失……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我们在此不必斤斤计较胡适说溜嘴了的“失身”、“变态”这两个字眼，而把重点放在他所反问的话上：“娶了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了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22＇
如果胡适在留美以前，已经开始对女德作了现代的新诠释，他对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媒妁之言的婚姻，想当然耳地，也是他关注的论题。由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经由媒妁之言，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定下来的，而这个留美博士、鼎鼎大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却能与人人都认为不能跟他匹配的江冬秀白头偕老，历来研究胡适的学者，总喜欢在他的文字里找到他不情愿、不甘心的证据。关于这一点，在胡适研究资料收集上最孜孜不倦、用力最深、贡献最大的周质平有一个理论。他说，胡适对中国一些风俗制度的辩护，特别是他在用英文写文章的时候，其所反映的，是他想“为宗国讳”的“中国情怀”的情结。他解释说：胡适“在面对华洋不同读者时，有他不同的说词和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且也多少可以看出他在自己婚姻上，所经历的一段挣扎与妥协。有时我觉得：与其说他为中国婚制辩护，不如说他为自己辩护，为他自己极不合理的婚姻找出一个理由。”＇23＇
图3　1910年代初的江冬秀。（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周质平的这个“中国情怀”的说法，其实类似美国学者列文生（Joseph　Levenson）对梁启超的论定。列文生说梁启超在思想上其实已经疏离了中国的传统，只是在情感上，他无法跟它一刀两断。＇24＇从这种诠释的角度出发，胡适对中国风俗制度，包括婚姻制度的辩护，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种潜意识的自卫机制，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合理化。事实上，胡适在美国的时候，或者说，他用英文写作的时候，如果比较倾向为中国辩护的话，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身在异国，亲身感受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那种感觉必须要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如人饮水而冷暖自知的。胡适1915年3月22日写给他母亲的家信，说明了他三年来，演讲了七十余次，而却能乐此不疲的原因：“此邦人士多不深晓吾国国情民风，不可不有人详告之。盖恒人心目中之中国，但以为举国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为中国之真文明也。吾有此机会，可以消除此种恶感，岂可坐失之乎？”＇25＇
这“为宗国讳”的话固然是胡适自己说的，然而，我们不可以在不考虑胡适说这句话的脉络，就贸然拿来作为胡适写英文论著时的心态的自况。胡适在《留学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在1914年7月26日。当时，他正深自思索“爱国”与“是非”的问题。我们会在下章里，再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简要来说，1914年4月，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旖色佳新闻报》（Ithaca　Journal），即胡适就读的康乃尔大学所在地旖色佳城的报纸，在报道中引了美国十九世纪初一个海军将领笛凯特（Stephen　Decatur，17791820）的一句名言。胡适在日记里引用的版本如下：“我的国家，我愿它永远作的都是对的。但不管对错，它总是我的国家”（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胡适不但投书该报，而且在演说中批判了这种可以因为爱国而不问是非的态度。胡适的美国师友，有的赞同他，有的则解释说，这句话可以从狭义、广义的角度去作诠释，也可以作理智与情感上的划分，其情感的部分，虽有缺失，是可以体谅的。胡适在日记里，表示他很感谢师友的匡正。就是在这样的问难、匡正、反思的脉络下，胡适在7月26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吾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26＇
胡适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为宗国讳”的态度，是“失之私矣”，虽然“其心可谅也”。更重要的是，胡适认为是非之心，还是有可能超越爱国之心的。他以自己为例，说虽然他是中国人，那庚子之乱，他还是要说中国是错的。
言归正传，周质平说在传统婚姻制度上，胡适“为宗国讳”。他的证据是把胡适出国留学以前对传统中国婚制的抨击，拿来对比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所作的一个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辩护的演讲。对于后者，周质平举的是胡适1914年6月在《康乃尔时代》（Cornell　Era）所发表的《中国的婚制》（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这是他该年一月在康乃尔大学所作的一篇演讲。周质平说：“其中如‘早婚’等胡适＇出国前＇认为‘罪大恶极’的中国风俗，到了他的英文文章中，竟成了良风美俗了。倒是西洋人的自由恋爱、自主结婚成了颇不堪的社会习俗了。从这一转变中，我们可以确切地体会到，什么是胡适所说的‘不忍不爱’和‘为宗国讳’了。”
周质平所拿来对比的，是胡适出国留学以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真如岛》第三回，胡适用故事主角孙绍武的口吻来批判早婚的习俗。他批评少年子弟，年纪轻轻就娶了妻子，从此终日缠绵褥之间。等生了儿女之后，为了一家生计，就没有任何工夫去读书、求学问了。孙绍武还在这回的结尾胪列了早婚的害处：早婚、近亲联姻，是弱种的祸根，个性不和而反目；早婚生子，不懂育儿；父母自己都未成熟，生子必弱；早婚，则求学不专。另一篇则是胡适1908年8月在《竞业旬报》分两期连载的《婚姻篇》。周质平说：
在《婚姻篇》中，胡适更是“笔秃口枯”地痛骂中国婚制，指出许多父母为了早日抱孙，不顾子女前途，糊糊涂涂就急着叫儿子娶妻生子。他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他甚至于把“我中国几千年来，人种一日贱一日，道德一日堕落一日，体格一日弱似一日”都归罪于这个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令人惊讶的是，周质平只征引了胡适《婚姻篇》上篇的论述，而完全不顾胡适在下篇所作的结论。事实上，胡适在这整篇文章里，对传统中国的婚姻的看法，跟周质平所说的刚好相反。胡适所痛骂的，不只是相信媒妁之言的父母，而且还包括了那些讴歌“自由结婚”的“志士青年”。换句话说，胡适说新旧两派都错了，都该各被打五十大板。这也就是说，十七岁不到的胡适，还没到美国去留学的胡适，老早就对婚姻制度抱持了一个折中论的看法。胡适开宗明义，就批判新派人物，说他们对传统中国婚姻的诊断，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他说：
现在的新学家，都说中国的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不自由的。中国的婚姻所以不进步，也只为父母太专制的缘故。一个人如此说，二个人也如此说，便把现在所有的青年子弟，都哄得什么似的，都说这中国婚姻，是极专制的，是极要改做自由结婚的。哎！列位，这句话是大错的，是大错的。＇27＇
胡适说，传统中国的婚制是“极不专制的，是极随便的。因为太不专制了，太放任了，所以才有这个极恶的结果”。胡适所谓的“极不专制”、“极随便”，就是指父母把婚姻这么重要的人生大事委托给媒婆、瞎眼的算命先生和泥菩萨。
最值得玩味的，是胡适的补救之道：“照我的意思，这救弊之法，须要参酌中外的婚姻制度，执乎其中，才可用得。第一是要父母主婚；第二是要子女有权干预。”由于胡适的补救之道与众不同，而且跟周质平所下的结论完全相反，更重要的，由于它反映了胡适在留美以前，就发展出一个传统与现代调和的婚姻观，我们在这里必须比较完整地引述：
（第一）父母主婚。现在上海有一部书叫做《法意》，是法国一位大儒孟德斯鸠做的。他那书中有一段话，说得最好，兄弟把来翻做白话，给大家看看。那书中道：
我所以要说婚姻要父母主张者，因为做父母的慈爱最深，况且多活了几岁年纪，见识思想毕竟比较子女强些、见得到些。若是专靠子女的心思，那做子女的，年纪既轻，阅历世故自然极浅了。况且少年心思必不周到，一时之间，为情欲所蔽，往往把眼前的东西当作极好，再也不会瞻前顾后，他们的选择怎么靠得住呢？（严译本759页）
这是一些也不会错的，不用兄弟再说了。但是他那书中还有一句话说：“做父母的和子女最亲切而且知道子女的性格，别人断比不上。”这句话行到中国便有些不合用了。古语道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可见得父母爱子过深，反不明白做儿女的性格了。全国的人，内中自然有一二明白的人。但是溺爱不明的人居多。所以那些讲新学的人便说这是一定要男女自由结婚的。兄弟却不如此。因为父母溺爱不明，难道做子女的便都是事理通达的人么？所以兄弟说一定要父母主婚。这是极正当极合时势的办法。
（第二）子女有权干预。做父母的能照兄弟的话做去，那是极好的了。但是内中有些父母的嗜好和做子女的不同。譬如儿子爱学问爱德行，父母却爱银钱、爱美貌。父母尽父母的心力做去，却不合儿子的性情，可不是反了吗？可不是一样的不和睦么？所以兄弟也想一条先事预防的法子，是要使做儿女有干预之权，做父母的也要和儿女相酌而行，这才是完全的好法子了。
还有一层。近来上海各地，有些男女志士，或是学问相长、或是道德相敬，有父母的，便由父母主婚；无父母的，便由师长或朋友介绍，结为婚姻。行礼的时候，何等郑重！何等威仪！这便是一种文明结婚，也是参合中外的婚礼而成的。但是这是为一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说法的，而且只可于风气开通的地方行罢了。要是在内地一般未开通的父母子女，那还是用用兄弟前面说的话好呵。
毫无疑问地，青少年时代的胡适对婚姻的看法，在在地反映了他“作新民”、以爱国的理念：“兄弟却要恭恭敬敬的告诉我中国千千万万的做父母的，极希望那些做父母的，个个都把儿女的婚姻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不但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而且要看做中国的大问题。稍稍留一些心儿、担一些担儿。”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忘掉个人的幸福与利益的考虑：“娶两房好媳妇，嫁两个好女婿，这也是做父母的幸福。难道列位做父母的竟有福不会享么？”他劝做父母的要懂得时势的变迁，要懂得因势利导，作两全其美的因应之道：“列位做父母的，再要是一定要糊糊涂涂的过信媒人、过信瞎子、过信土偶木人，那便是列位自己不要享福，那便是列位自己愿做中国的大罪人，哈哈！那可怪不得那些青年男女要说家庭革命了！”
换句话说，胡适并不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周质平所说的“中国情怀”的作祟，才开始为传统中国的婚制作辩护。胡适日后诚然对中国传统作了严厉的批判，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向就是反传统婚制的。他在《竞业旬报》上所写的《婚姻篇》，可以说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持中西调和观的雏形。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康乃尔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国的婚制》，只不过是根据他留美以前在《婚姻篇》里所发表的论点，加上他留美期间观察领略到的西方习俗以后，所作的演申而已。
胡适对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一定有其错综复杂的情绪，绝不是外人所能体尝其万一的。其错综复杂的程度，绝不是弗洛伊德的“合理化”的观念所能道尽其中心酸的。他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绝不是外人所能道者也。我们在第一章引了胡适1908年7月写给他母亲的家信。他在那封家信里，拒绝回家完婚。那封信的文字强硬、语气悲愤。虽然他表明不会悔婚，其所弥漫的，却仿佛是哀兵之气。然而，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他仍然不免于遐想。有一天，家里的来信里夹了一封署名“宝孙”，看来像是一个女子写给她母亲的信，笔迹、词意都不错。他问那是不是江冬秀写的；如果是的话，他说他就要谢谢母亲了，因为那表示江冬秀的文字已经大有进步。他说他这几年来，阅历较深，已能懂得知足。他颇后悔这几年来屡次写信要求江冬秀读书，弄得自己与母亲、母亲与亲家间多一层怨尤，真是不该。语锋一转，他紧接着说：“实则儿如果欲儿媳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未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俪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28＇一直到他留美的晚期为止，胡适仍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着。＇29＇
＇1＇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43。
＇2＇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412。
＇3＇梁启超，《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饮冰室文集》，页72。
＇4＇　http：//。guoxue。/master/liangqichao/wacsn。htm，2009年11月6日上网。
＇5＇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12。
＇6＇　Yungchen　Chiang，“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Journal，”Gender＆History，18。3（November　2006），pp。524525。
＇7＇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910。
＇8＇　胡适，《白话（一）：爱国》，《胡适全集》，21：106。
＇9＇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页125。
＇10＇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159。
＇11＇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7128。
＇12＇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7。
＇13＇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6。
＇14＇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22323。
＇15＇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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