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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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蛲颍切┠腥俗吹那讶パ庑┡恕保煌夂跏橇浩舫凇缎旅袼担郝凵掷防锏乃捣ǎ褐泄耐蛲蛉丝冢案九级蛲颍掷咴际摺薄＃�3＇所谓“母亲的乳水”、“家庭教育”也者，不外乎是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里“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保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的白话版。＇4＇胡适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即使胡适没有直接读到梁启超的文章，这个说法仍然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女学的应兴与必兴，在中国从1900年八国联军的重创苏醒过来以后，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胡适的《敬告中国的女子》，必须从这个角度观之。
如果女学是必兴的，这个女学的内容应该如何呢？对年轻的胡适来说，这毕竟是太大的一个题目，同时也不是他会有时间与兴趣认真思考的。重要的是，就像同时代一些先进的男女人士一样，胡适也对妇德从事了现代的新诠释。他在《敬告中国的女子》的文后，附录了东汉蔡邕的《女训篇》。这种做法，当然是相当传统的。这也就是举古圣先贤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在正文里，把《女训篇》的论旨翻成简易的白话文，说：“人的心思，和人的面孔一样，面孔不修饰，就龌龊了；心思不修饰，也就变坏了。人家女子都晓得把面孔装饰得好看，却不晓得修饰她的心思。”最后，他用责备兼鼓励的话语来劝勉中国的女性：“今日我们中国的女子，为什么情愿费了许多工夫，丢了最要紧的学问不去做，却要去做这些梳头、缠足、穿耳、搽粉的事呢？可不是那《女训》上说的愚人么？可不是我从前所说的废物么？所以我说中国的女子，若不情愿做废物，第一样便不要缠脚，第二样便要读书。若能照这两件事行去，我做报的人，便拍手大叫着：‘中国女界万岁！中国万岁！中国未来的国民万岁！’”＇5＇胡适对女性只知外表的修饰，而不知内在涵养的批判，是有其社会的代表性的。随着西化的加速以及女子教育的勃兴，这种批判会越演越烈，卒使“女学生”、“新女性”成为奢华、堕落、寡廉鲜耻的代称。这是当时东亚传统社会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一个相当普遍的，把“女性”化约成衡量社会道德的度量仪的做法。＇6＇
蔡邕的《女训篇》毕竟是男性写的。很自然地，胡适必须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女德的女性发言人。就像当时有同样想法的男女作者一样，胡适找到的这个发言人就是班昭。在《敬告中国的女子》这篇文章里，胡适为了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传统观念，就在历史上找那些有才又有德的女性作反证，其中，有班昭，也有著有《女孝经》的郑氏。他说：“就如汉朝有一位班昭，是最有名的才女。他的哥哥班固，做了一部《汉书》，没有做好就死了，后来班昭竟接续下去做成了这书，又做了一部《女诫》；又有一个女子，叫做缇萦，他的父亲犯了罪，亏得缇萦上了一本奏章救了他；唐朝陈邈的妻子郑氏，著一部《女孝经》；晋朝有一个谢道韫，会做诗赋又会辩驳。这都是有才的女子，难道她们有才便无德么？”＇7＇
有趣的是，胡适对班昭的看法，不久就产生了根本的改变。胡适这篇《敬告中国的女子》是1906年的作品。两年以后，胡适在1908年11月的《爱国》篇里，写中国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时候，女界里，就只剩下了秦
良玉与花木兰。＇8＇一个月以后，胡适开始在《竞业旬报》里，以连载的方式，发表社论，展开他对班昭的总批判，《曹大家〈女诫〉驳议》：“我们中国女界中，有一个大罪人，就是那曹大家＇音：姑＇。这位曹大家，姓班名昭，她做了一部《女诫》，说了许多卑鄙下流的话。”年轻的胡适，已经知道以今非古，如果处理不得当，会犯有历史谬误的弊病。同时，他也知道《女诫》在历史上的读者泰半是男性。所以，他非常言之成理地解释他写这个批判的用意：
列位要晓得，她这部《女诫》，虽然我们的姐姐妹妹们，大半没有读过，然而几千年来，那许多男子，都用这《女诫》的说话，把来教育我们的姐姐妹妹，把来压制我们的姐姐妹妹，所以她那区区一部《女诫》，便把我们中国的女界生生地送到那极黑暗的世界去了，你想我怎好不来辩驳一番呢！有的人说：“铁儿先生，你何苦把几千年后的新思想，去责备那几千年前的古人呢！”我说：“是的，我并不敢责备古人，不过我要把这些道理辩白一番，好教那些顽固的人，不致借这《女诫》来做护身符，这便是我的区区微意了。＇9＇
胡适对《女诫》的批判，是逐句式的，也就是说，是逐句地批判。《女诫》共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胡适批判《女诫》的社论，在连载到第三篇，也就是在《竞业旬报》的第39期，批判《女诫》的第五篇，也就是《专心》篇以后，由于他接着就辞去了《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而告终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女诫》的批判，在戊戌前后，是选择性的阐扬与批注。换句话说，是藉由表扬班昭的才，来选择性地诠释她所阐扬的女德，而让《女诫》在女学堂的课程里占有一席之地。二十世纪初年以后，由于“女权”概念的勃兴，与《女诫》所阐扬的“男尊女卑”的概念，两相扞格，《女诫》于是变成了负面的教材。夏晓虹说，在
当时对《女诫》持论最严厉的是女性。＇10＇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无政府主义、激进的何震直呼班昭为“班贼”，胡适则称班昭为“罪人”。在批判所采取的高姿态上来说，可谓旗鼓相当。何震称班昭为“班贼”的文章，是1907年7月在日本发行的《天义报》上发表的。胡适对《女诫》的批判，最早发表于1908年12月，晚了一年半。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看过何震的文章。以胡适当时读《新民丛报》的习惯来说，他如果读了《天义报》，而读过何震的文章，并不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即使胡适读过何震的文章，我们只能说何震给了他灵感，英雄、英雌还是可以所见略同。更何况胡适所作的，是全面的批判。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地复述胡适对《女诫》逐句的批判，这毕竟是一个十七岁青少年轻狂却又未免幼稚的尝试。就举两个年少轻狂、自以为真理自明的例子。在评《卑弱第一》“常若畏惧”这句话的时候，胡适说：
这话更不通了，畏惧谁呢！天下的人，只有一个理字，是应该畏惧的。只须我自己行止动作，上不愧天，下不愧人，自己对得住自己就是了。何必怕人呢？所以孔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坦荡荡就是无所畏惧的意思。大凡君子人，行事只求合理，自然坦荡荡的，无所畏惧，其实又何必畏惧呢？＇11＇
又，《敬慎第三》篇：“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胡适批注说：
上句“修身莫若敬”倒也罢了，下一句“避强莫若顺”，你想这不是卑鄙下贱吗？俗语道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些男子如果用强权来压制女子，就该正正当当和他抵抗，有何不可？何必避呢？如果女子不去和他抵抗，那么他们自然要得尺进尺、得寸进寸了。古人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可见古人是狠瞧不起这个“顺”字的，我从前说过的，天下只有一个“理”，是应该畏惧的，我
们只要依着理行去，还怕什么呢？又何必躲避呢？＇12＇
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复述胡适逐句批判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批判的基调，还是《女诫》里“男尊女卑”的概念。这与当时先进的智识阶级的批判没有什么不同。比较有意义的，是一方面勾勒出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同时，在另一方面指出胡适仍然是深深地浸淫于传统之中的事实。胡适与众不同的批判有二。第一，他开宗明义，批判《女诫》的第一篇《卑弱第一》，说“怪不得几千年来，总没有女权的希望”。然而，胡适的重点不在“女权”，而是班昭所犯的历史谬误。他说这是误把当时的民间歌谣，当成不可变异的哲理的谬误。因此，班昭所谓古人生女弄瓦也者，完全是食古不化，或者说读死书的结果。他解释说：
这一段文章，是曹大家引用《诗经》上说的话儿，那《诗经》上说：“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看官要晓得，那《诗经》一部书，乃是古时圣贤采访四方的风俗歌谣，因而辑成一部大书，即如这一篇诗所说的话，在做书的人本意，不过是教人晓得某地有这么一种重男轻女的风俗，他的本意，只有望人改良的意思，并不教人依着他行。譬如那《诗经》上说的：“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难道他真个要人做这些淫奔的事吗？又如“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子不我思，岂无他士！”这二句诗，淫极了，难道他真个教人做这种“□□□□”，□□□吗？可见《诗经》上说的，不过说某处有某样的风俗罢了，不料这位曹大家，不懂诗人的命意，便以为古人都是卑视女子的了，可不是大错了吗？至于“斋告先君，明当主祭祀也”这句话，更容易明白了。你想古人最重祭祀，断不会使那卑弱下人的人去主祭祀，可见古人并不卑视女子，不过曹大家不懂得罢了。＇13＇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里，说《诗经》是经由孔子审订、保留下来的古代中国“社会、思想生活的见证”。＇14＇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卷）说：“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叫它做诗人时代。”＇15＇显然，胡适对《诗经》作为古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的纪录的看法，在1908年就已经形成了。
胡适的第二个与众不同的批判，是从男女平等的概念，一面批判使用“男尊女卑”的语言，颇类似于今天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要求；一面又进一步演绎到夫妻有平等诉求离婚的权利。《女诫》《夫妇第二》有段话说：“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胡适说：
哈哈！曹大家也讲起平等来了。你想这两句话，不是狠平等吗？不是狠有点抵抗性质的吗？桀纣无道，汤武便去征伐他，为什么呢？因为“君不贤则无以临民”，所以便要讨他的罪，如今曹大家是承认“丈夫可以御妇的”了。看官要记得，那个“御”字，有驾御的意思，管理的意思，便和皇帝治民的治字差不多了。皇帝不贤尚且可杀可去，丈夫不贤，便失了丈夫的资格，做妻子的，可以抵抗他，所以这“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八个大字，正是泰西各国离婚律法的一大原理。不料曹大家这么一个卑鄙的人，也会有这种理想，这就狠难得了。但是上面用一个“御”字，就和马夫赶马，车夫推车一般，下面用一个“事”字，是服侍的意思，就和下官服侍上司，奴才伏侍主人一般，两两比较起来，还是大不平等，可见曹大家一定是一个没见识没魄力的女子了。＇16＇
同样地，《女诫》《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这段话，又让胡适重申男女在离婚上的对等权：
看官须要认明这个“礼”字。这个《礼》是古时一班“男子”，以自私自利之心来定这部《礼》。他所说的话，全是男子一方面的话。从前有位女豪杰，狠有思想的，说“当时若使周婆制礼，断不敢如此”。这句话，千古以来，传为笑话，哪晓得这句话，真正是千古名言。即为再嫁一事，男子何以可再娶？女子何以不可再嫁？千古以来，却没有人能明明白白的讲解一番，只可怜那些女子也，只晓得糊糊涂涂的守着这话做去，没有人敢出来反对。其实“夫妇之道，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曹大家不是说过的吗？既然说“以和亲，以好合”，丈夫死了，或是被出了，什么和，什么好，都没有了，为什么不可再嫁呢？丈夫不肯为了“和”、“好”而不再娶，女子又何尝不可再嫁呢？所以我说这个《礼》是一班自私自利的臭男子定的，并不足据的，尽可不去管它。＇17＇
不管胡适在批判班昭的时候是如何激进，他当时毕竟还是彻底的传统文化的产物。传统文化给人的信念可以是根深蒂固的。《女诫·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这些所谓“阴阳”、“神明”、“天地”、“人伦”也者，胡适显然不假思索就认同了。他的批注是：“何等郑重，曹大家于此一节，颇知注意，总算是有点阅历的话了。”＇18＇胡适既然认可“阴阳参配”的概念，如果“阴”与“阳”是平等的，如果“阴”与“阳”是“相敬如宾”的，他显然是可以认同“阴”为“阳”之辅的。有关这点，最有意思的例证，是以下的一段批判。《敬慎第三》：“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胡适评说：
你想天下哪有这种道理，难道丈夫做强盗做贼，做妻子的都不应谏阻吗？丈夫忤逆不孝，弑君弑父，做妻子的都只好听他吗？甚至于丈夫把妻子卖给人家为妾为娼，难道也只好顺从吗？那古人说的“内助”到底助什么呢？古人说的“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祸”，又是什么道理呢？古人说的“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既然说“以顺为正”，自然有个“以不顺为权变”的反面文章在里面，若照曹大家这话说去，岂＇只＇是妾妇之道，简直是娼妓之道了。①①139
这段批注批判的主题是：夫妇之好，建立在妻子守其“恭下”的本分；而“恭下”之道无他，不跟丈夫争是非曲直是也。胡适的反驳固然振振有词，然而，更有趣的，是他所用的“谏阻”、“内助”这两个字眼。这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说溜嘴（Freudian slip），而是他来自于传统文化、未经挑战的信念。在“阴阳参配”的前提之下，“阴”既是“阳”之辅，则妻子应扮演“内助”的脚色，作“谏阻”的工作，就不言可喻了。胡适留美以前对女性的看法，他在《留学日记》里作了反省。他在1915年10月30日的日记里说：“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19＇
胡适另外一个当时不自察、未经反省的来自传统文化的信念是：妇女节烈之天经地义。《女诫·卑弱第一》：“忍辱含垢。”胡适义愤填膺地批道：
这四个字，不通极了。我们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口就是节，闭口就是烈。这节烈二字的意思，就是说那女子的品行名誉，断不可有什么玷污。如果有了一些羞辱垢污，总要洗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不然，那就算不得节烈了。怎么这位曹大家倒要教人忍辱含垢呢！难道曹大家还不赞成那些节妇烈女，和那些有气节的女丈夫么！不通！不通！＇20＇
《敬慎第三》有言：“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胡适批注说：
如果这句“避强莫若顺”是合理的，那么古来那许多殉节守贞的节妇烈妇，她们都是不肯“顺”的了，都是不肯避强的了，难道这些节
①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41。
妇烈妇都不合理吗？＇21＇
聪颖、有机会留美、勤读书、敏于观察、能反躬自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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