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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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听任外交官主导，则往往谈判战术掩盖了战争策略，倾向于和解而不了了之。
在朝鲜半岛就陷入这两个陷阱。战争初期阶段，美国远征军局限在朝鲜半岛最南端釜山港周围弹丸之地活动。生存是最主要目标；战争与外交间的关系如何拿捏，根本没在美国领袖脑子里。美国本世纪最有才华的将领麦克阿瑟担任总司令。麦克阿瑟与他的多数同僚不一样，不喜欢美国人习惯的消耗战策略。二次大战期间，尽管欧洲战场排在第一优先，麦克阿瑟却发明“跳岛”战略，回避日本的坚强据点，集中兵力攻打防御薄弱的岛屿，两年之内就率领美军由澳洲攻回菲律宾。
麦克阿瑟现在韩国又运用同样的战略。他不采纳华府后方比较正统的上司之意见，率美军由仁川（汉城的港口）登陆，这是在敌后200多英里的抢滩攻击，切断了北朝鲜部队与平壤之间的补给线。北朝鲜部队溃败，北进门户洞开。
胜利导致了或许最影响朝鲜战争结局的一项重大决策。如果美国有心将其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结合起来，这是最恰当的时机。杜鲁门可以有三个选择。他可以下令美军在北纬38度线勒兵不前，恢复原状。他可以下令继续挥师北上，对侵略者施加惩戒。他可以命令麦克阿瑟把韩国统一，在中朝边界再止步。换言之，以军事考虑思索、决定战争的结果。最上上之策可能是推进到朝鲜半岛的窄颈部位，即在中朝边界之南100英里之处。这是一条可守之地，将可以包含半岛上90　010的人口，也把北朝鲜首都平壤置于治下。这么做可以获致政治上的大成功，却又不致挑衅刺激中共。
麦克阿瑟虽然是杰出的战略家，却不具政治分析家那份洞烛敏锐。麦克阿瑟没把中国人历史记忆中，日本人取道朝鲜侵略中国东北的情况当一回事，继续挥师进逼到鸭绿江畔的中朝边界。杜鲁门一时亦因其前线主帅在仁川首战告捷而失察，默许麦克阿瑟的行动。他放弃了在回复原状和全面胜利之间的折中办法，也放弃了扼守朝鲜半岛窄颈部位的地理、人口优势。他不去守住与中朝边境仍有相当距离的100英里长的可防地带，却要挺进到与中共主要兵力集结隔河对峙的400英里长的边境上。
中共在中国经历了日本侵略所带来的痛苦、破坏与伤亡，以及国共内战的摧残之后，要决心与世界第一强大的军事强权挑战，实非易事。在中共官方档案公开以前，我们无从知道，毛泽东是否在美军一跨越北纬38度线，不论他们北进多少都决定要干预，或是毛泽东能够允许美军推进多远。但是，政策的艺术就是创造出可以影响敌手评判的一种利害得失之评估。决定中共干预与否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军在朝鲜半岛窄颈部位停止推进，并且提议以某种国际监管方式让韩国其他地区实施非军事化。
华府下令麦克阿瑟不以非韩国部队向鸭绿江推进时，已经朝这个方向试探。但是这道命令不曾转变为向北京发出的政治信号，它也从未对外公布。总之，麦克阿瑟把这道指令视为“不切实际”。华府亦遵守尊重前线司令官判断的传统，不再坚持。麦克阿瑟已在仁川神奇出兵制胜，以致美国政治领袖大半都认定他比大家都更了解亚洲局势。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时，美国大为震骇，造成几近恐慌的撤退，由鸭绿江迅速退兵到汉城之南，六个月之后汉城第二度失守。缺乏有限战争的理论作为指针，这个危机造成杜鲁门政府失去对政治目标的掌控。随着战斗的起伏，美方的政治目标先后被宣示为：制止侵略、统一韩国、维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保证沿着38度线的停火，以及不使战火蔓延。
美国地面部队在1950年7月份投入战斗序列时，美方宣示的目标是“击退侵略”，但是这个字词的具体意义是什么，从来也没界定清楚。9月份，美军仁川登陆告捷，北朝鲜部队溃败之后，目标变成“统一”朝鲜。杜鲁门在1950年10月17日做此宣布，但是并未提出对中共交涉的政治架构。杜鲁门要传达给北京的讯息，无非一再重申信守承诺的神圣诺言，而毛泽东所质疑的也正是这一点。杜鲁门下令美军北进时说：
“我们在韩国的唯一目标，是建立和平与独立。我军将
纯依联合国基于此一目的需要我们在当地驻留而驻留。我们在韩国或任何地方，都不追求领土或特权。我们在韩国、在远东任何其他区或全世界各地，都没有侵略意图。”
毛泽东无法信赖他的资本主义头号大敌的这种保证，何况此刻美国正在保护他的台湾劲敌。杜鲁门也没有具体界定他摒弃的“侵略意图”何所指？也没有定出美军撤出北朝鲜的时间表。美国能够让毛泽东不参战的唯一方法，若是有可能成功的话，就是建议在中韩边境沿线建立某种缓冲区。令人扼腕的是，美国从来没尝试这么做。
接下来几个月里，美军证明了中共领袖所冒的风险有多大。中共最初沿着鸭绿江的胜利，是因为奇袭奏效，以及美军过于分散所致。不久，情势就很明显，中共部队没有充分火力可以制服被困的美军，占领其阵地，而且去除掉奇袭之效以后，它也无力突破美军布下的雷池——譬如，沿着半岛窄颈部位形成对峙战。一旦美军重新整顿，他们证明共军根本无法抗御美方火力。
中共才刚刚参战，美国的目标又变了。事实上，这也不过是几天之内的转折。1950年11月26日，中共发动反击；11月30日，杜鲁门就发表声明，放弃以统一为作战目标，改口说统一可以留待“日后再谈判”。“遏止侵略”这个模糊的概念，再次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联合国部队在韩国就是要扑灭不啻威胁联合国整个组织，也威胁全体人类和平、正义希望的侵略行为。如果联合国对侵略势力让步屈服，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安全无虞。”
1951年1月初，双方交战前线大约在北纬38度线之南约50英里，汉城再度沦陷，被共军占领。此时，中共重蹈麦克阿瑟三个月前的错误覆辙。如果他们此时提议双方沿北纬38度线和解，华府一定乐于接受；中共也可以赢得“在国共内战得胜之后一年，又击败美军”的声誉。但是就跟六个月前的杜鲁门一样，毛泽东被早先没预料的胜利冲昏了头，想把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他也遭受重大挫折。中共攻击汉城以南美军阵地，伤亡惨重。1951年4月，战势再次逆转，美军第二度攻过38度线。但是，局势逆转并不只限于战斗。杜鲁门政府此时因中共突然参战亦损失惨重，因此避免危机一变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然而，华府对风险的评估却以一些错误概念为基础。美国假定（十年之后她在越南又同样如此假定），她正在面对共产主义整合操控、企图征服全世界的大阴谋。如果莫斯科一声令下，中共和北朝鲜投入战争，必然有苏联在背后撑腰。华府相信，克里姆林官不会接受挫败；他的马前卒失利，他就会升高赌注。美国若是旨在追求有限度的胜利，或许反会触发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因此，美国也不敢只赢得有限度的胜利，因为深惧共产阵营会不惜代价以求不输。
事实发展与此截然不同。斯大林之所以同意北朝鲜南侵，是因为金日成向他担保，不会有爆发大战的危险。至于斯大林之所以鼓动中共参战，可能是为了增加中共对苏联的依赖度。对这个议题真正的狂热分子是在北京和平壤；朝鲜战争绝对不是克里姆林官把美国诱导介入亚洲战争，以便苏联可以在欧洲发动攻势的阴谋。威慑苏联不敢在欧洲轻举妄动的是美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它在韩国根本没有动用到。苏联只有极小的核打击力量。以核兵力悬殊而言，斯大林在全面战争中所遭受的创伤，一定会比美国来得严重，不论欧洲地面部队实力有多悬殊，斯大林极不可能甘冒与美国为朝鲜爆发战争的风险。果然，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刻薄吝啬，也要求中共要付钱买军火，种下中苏龃龉的初因。
美国领袖认为他们了解战事升级的危险，却没有考虑到僵局对峙的代价。杜鲁门1951年4月宣称：
“我们奋战抵抗韩国遭受的残暴侵略。”
“我们力图不让韩境冲突扩散到其他地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进行军事行动，以确保我军的安全。此事攸关我军继续奋战，直到敌人放弃其摧毁大韩民国的野心企图为止。”
但是以保护“我军的安全”为目的去作战，在战略上而言可谓愚蠢不当。战争本身就冒着安全之险，以确保“我军的安全”为目标，必然变成一句空话。由于杜鲁门的战争目标无非就是诱导敌人放弃其作为——换言之，最多也就是恢复原先状态——它引起的挫折感，加重了求胜的压力。麦克阿瑟不认为僵持对峙是有意义的目标。他极力争辩说，战争升级的危险在起初决定参战时就已种下，不可能因为在军事行动上有所节制就减缓上升的危险；反倒可能因战事迁延良久而增加危险。1951年，麦克阿瑟在一次听证会上坚称：
“你已经介入一场战争，你不能说：‘让这场战争无限期拖下去，我好同时为另外的战争备战。”’
由于他不能接受政府的观点，朝鲜战争必须在避免激恼苏联、使它有借口发动全面攻势之前提下进行，因此麦克阿瑟主张至少要在韩国战场击败中共军队的战略。
麦克阿瑟的方案是：
“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她（中共）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出面谈判停火条件，否则她在韩国的行动将被认为是对参战的（联合国）国家之宣战，这些国家势必会采取必要行动，求得解决。”
麦克阿瑟在不同的时机和场合，曾经主张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大陆、增强韩境美军，以及把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引入朝鲜战争——理论基础是，麦克阿瑟认为这些都是“利用所有军力，在最短时间内，牺牲最少生命，带来公正、光荣和平”的“正常方法”。
麦克阿瑟的若干建议逾越了第一线指挥官的权限范围。譬如，引进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宣战。一旦中国内战转移到韩国战场，国共双方一定要拼到你死我活，非有一方获致全面胜利不可；美国必然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难以脱身。
然而，基本议题不在于麦克阿瑟某个建议适当与否，而是他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在僵持对峙和全面战争之间是否有选择？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罢黜麦克阿瑟，这项辩论公开爆上台面。杜鲁门别无选择，只能罢黜一位公开不服上司的司令官。但是他也使得美国又陷入一项主动权操之在敌的战略。做出宣布之同时，杜鲁门再度修正美国的目标。“击退侵略”首度被界定成为，沿着现有停火线（不管它位置在哪里）达成和解——因而制造出一个诱因，使得中共“加强”军事活动，以便取得最佳阵线：
真正的和平可以通过下列因素为基础的和解去达成：
一、战斗必须停止。
二、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确保战斗不会再爆发。
三、侵略行为必须终止。
美国六个月前主张不惜一战追求韩国统一，现在这一主张又被摆到将来再说：
“以这些因素为基础的和解，将开启韩国统一和全体外国军队退出的大门。”
麦克阿瑟卸职归国，受到英雄式大欢迎，并且出席一系列大受瞩目的参议院听证会。麦克阿瑟以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之间的传统关系为基础，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多少年来接受的一般定义是，战争是政治的最终程序；当一切政治手段失灵，你就使用武力；当你诉诸武力，控制的均势、观念的均势，涉及的重大利益，你动手的时机，都由军方所掌控。我的确明明白白提到，当人们在战斗中纠缠对抗时，就不宜以政治的名义玩弄伎俩，这么做会妨碍自己人，减少他们获胜的机会，也增加他们的损失。…
麦克阿瑟反对以僵持对峙作为国家政策，有他的道理。然而，他也无可避免地表现出政治性的局限，反对提出任何的政治目标，即使这些目标攸关局部胜利也一样。如果不让外交来界定战争目标，每一项冲突都会自动变成全面战争，在核武器时代，这绝对不容轻忽。然而杜鲁门政府却更进一步申论。它不仅不接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还力称除了僵持对峙策略之外，别无其他替代方案可以奏效。这时候已经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拉德利将军，界定三种军事方案：
“要么就是撤退、放弃南韩，要么是从事全面战争，目前我们并未投入大兵力，但是我们也可以全力投入足够兵力，把这些家伙赶出韩国。目前我们走的是第二条路线。”
在美国政府中，每当政策方案三案并陈，大部分都会采取中间方案。由于外交决策高官习于将其建议方案摆在有所不为和全面战争两条路线的中间，有经验的官僚明白，如果他们选择中间路线，可以提振其部属的士气。这的确就出现在布拉德利的三个方案之上；只不过“从事全面战争，并未投入大兵力”表达出没有明确目标的政策之两难困局。
艾奇逊以外交辞令证实，美国在朝鲜的目标的确就是僵持对峙。美国在朝鲜的目标是“终止侵略，防止侵略行为复活，并且恢复和平。”艾奇逊没有界定清楚这些字词，径自就反对麦克阿瑟所提议的措施的有效性：“考虑到仅以有限度方式把战争扩及中国大陆，其利弊不言自明，”这位国务卿说，“我们必须衡量与中共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介入的风险，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以及对自由世界盟国团结可能的影响等等”；“很难认为苏联可以无视中国大陆遭受直接攻击”。
如果美国不敢战胜，却又输不起，它有何选择？所有言词说到最后，也就无非是战场前线僵持不下，因而谈判桌上亦相持不决。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总结其所有文武僚属的观点如下：
“我就朝鲜冲突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谨守一个目标：防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它将对文明世界带来的可怕破坏。这表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举措，授苏联以口实，以致自由世界陷入全面大战的浩劫。”
认定苏联会随时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正透露美国格外不了解实质权力关系的真味。斯大林并没有在寻求借口，挑动全面战争；事实上，他也避之唯恐不及。如果他刻意对抗冲突，单是在欧洲就可以信手拈来许多借口，在韩国业已发生的军事行动中，他也不乏借口。丝毫不足为奇，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根本没有要挟要参战，也没提到要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审慎狐疑的性格中，没有丝毫线索可以说他是个鲁莽的冒险家。他一向喜以隐讳、间接的手法，代替真正对立的冲突，并且非常小心不愿因触犯美国而发生战争——其理由相当正确，考虑到双方核能力天壤有别，在全面战争中讨不到便宜的是苏联。奇怪的是，美国政府方面全部官员都强调另一类观点。马歇尔声称，美国还需要两三年时间，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布拉德利认为，“我们并未立于最佳地位去迎接一场全球大战”。因此他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韩国爆发全面战争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艾奇逊也认为美国需要更多时间，“建立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
为什么在苏联核能力日渐增高之际，美国领袖会认为其威慑力量可以与时俱进，只能以遏制理论的另一个奇异前提来解释。这个假设前提就是，美国势力薄弱（事实上它独占原子优势），并且也认定苏联加强其核武器之际，美国也可以强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