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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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三种和平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
如何创造新均势
希特勒进袭苏联时，发动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陆上战争。这场战争的惨烈即使以过去欧洲一切战争的残酷来比，也是史无前例空前恐怖的。这是一场种族大斗争，是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战争，德军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俄罗斯时，希特勒又向美国宣战，使得一场欧洲战争变成全球大战。德军蹂躏了俄罗斯，却不能给予彻底重挫。1941年冬天，德军被阻于莫斯科近郊。然后，在1942~1943年的冬天，针对南俄罗斯的德军攻势，几至停顿。在冰天雪地的斯大林格勒一场恶斗，希特勒折损了整个第六军。德国的作战气势为之大挫。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位盟国领袖，终于可以开始想想胜利以及未来世界的大格局了！
每一位胜利者都以自己本国的历史经验发言。丘吉尔希望在欧洲重建传统的势力均衡体制。这代表着重整英国、法国，甚至战败的德国之实力，再加上美国，就可以和东方的苏联势力抗衡。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观却是，以美、英、苏三个战胜国，加上中国，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理事的角色来维持和平，对付潜在的恶棍（他认为最有可能为非作歹的是德国），这个观点即是“四大警察”论。斯大林的主张则反映出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之结合，他决心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把俄国影响力伸人欧洲中部，并且预备把苏联军队征服的国家，变成缓冲区以保护俄国，防止未来德国入侵。
罗斯福预睹希特勒得逞获胜，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安全，可谓独具慧眼的先见之明。但是他不肯接纳传统的欧洲外交世局观点，却又与其国人无殊。当他坚信纳粹获胜将威胁至美国时，他并不是要号召美国人以恢复欧洲均势为己任。就罗斯福而言，战争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希特勒这个障碍，以和谐而非均势为基础来建立国际合作秩序。
因此，罗斯福对于宣称融和历史教训的这一派老生常谈，非常不耐烦。他不接受德国若是被彻底击败将产生真空状态，苏联可能乘虚而人的想法。他也拒绝鼓励以某种机制防止战胜国战胜后可能又互相为敌，因为这样做代表又得重建均势，而事实上他又一心想摧毁这种均势体制。他认为，和平可以借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持，而集体安全体系又要靠战时盟国协同行动，以及相互善意和警觉来维持。
既然不需要维持均势，而是建立全球和平状态，罗斯福决定，在纳粹德国战败后，美国应将其军力撤回国内。罗斯福毫无意愿把美军长期部署在欧洲，更不想以驻军欧洲来制衡苏联，因为他认为美国民众决不会支持他这么做。1944年2月29日，美军还未踏上法国国土之前，罗斯福致函丘吉尔说：“你千万别要求我把美军留在法国。我办不到！我必须把他们全都带回国。就如我以前说过，我谴责、也抗议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父权做法。你必须教养、带好自己的子弟。鉴于他们在将来可能成为你的堡垒，你起码现在就得为他们付些学费！”换言之，英国必须担负起防卫欧洲的任务，不能仰赖美国。
基于同样的精神，罗斯福也不以为美国有任何责任要承担欧洲的经济重建。他说：“我不要美国在战后有再造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重担。这不是远在3500多英里以外的我们之责任。这必然是英国的职责，因为英国在其中的利益远比我们大得多。”
罗斯福可谓过度高估了英国在战后的实力，才会要求它同时承担欧洲的防务和重建工作。英国在这个构想中的角色被过分膨胀，也是因为罗斯福打从心里看不起法国的缘故。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是同盟国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有一天，罗斯福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丘吉尔也不看看法国有何分量，想把法国培养成为强国之一。好似此事愚蠢到不值得一谈，他嘲弄丘吉尔的动机乃是企图在法国的东部国境建立一道防线，一旦有警，英国可以在这道防线后方集结兵力。而这个时候，这项做法凑巧是唯一可以奏效的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做法。
罗斯福并不预备让美国承担永久的角色，他要求战胜的盟国来监督德国的裁军和瓜分，以及把其他国家纳入他们的掌握之下（最令人吃惊的是，罗斯福把法国也列入应被接管的国家之一）。早在1942年春天，在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华府时，罗斯福即大略提出他的“四大警察”理论来执行战后世界和平体系。霍普金斯致函丘吉尔，报导罗斯福此一构想的内容是：罗斯福向莫洛托夫提到一种制度，只准许英国、美国、苏联以及或许中国等大国可以拥有武装。这些“警察”将合作来维持和平。最后，罗斯福也决心终止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帝国。他说：当我们赢了大战，我将全力以赴绝不让美国被甘词美语诱惑，以免接纳促进法国帝国主义野心的计划，也决不接纳协助或煽动大英帝国的帝国野心的方案。
罗斯福的政策可谓糅合了传统的美国主义、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以及他自己对美国人心理的敏锐观察，冶为一炉。美国人一般较倾向于普遍目标，而不是依赏与罚的衡量合计而做事。丘吉尔又是太成功，制造出假相，让他们觉得英国依然是个大国强权，足以独力抗拒苏联的扩张行为。也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说明为何罗斯福主张的世界新秩序，其基础是：美军由海外撤退回国，德国解除武装，法国亦降为第二等国家，而苏联面前却留下一个大真空状况。战后时期因而变成教导美国了解它所忽视的新均势的一段时刻。
罗斯福以四大警察促成及保证全球和平的构想，代表着丘吉尔的传统均势做法，与罗斯福的顾问（尤其是国务卿赫尔为代表人物）的不加限制的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妥协。罗斯福决心避免重蹈覆辙，不要再犯国际联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订立的制度的失败错误。他需要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经验又知道集体安全需要有执法人，而这个角色正是要由四大警察来担任。
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观念，事实上其架构和梅特涅的神圣同盟相似，只是美国的自由派一想及此恐怕就要吓坏了。每个体系都反映出企图通过有共同价值观的胜利者同盟，来维持和平。梅特涅的体系能奏效，是因为它保障了真正的权力均衡，体系内的主要国家实际上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俄罗斯虽然偶尔会捣乱，但多少还能和大家合作。罗斯福构想不能实施，是因为没有从战争中产生真正的权力平衡，因为斯大林一旦去掉德国这个心腹大患，已经毫无顾忌要推进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甚至不惜与其昔日战时盟国反目对峙。
罗斯福没有说清楚，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绝扮演分派给它的角色时，情形会是如何？尤其如果这个不合群的警察，凑巧就是苏联时。在这种情形下，为人鄙夷的权力均衡就必须整个重新建构了。传统的均势的因素被摒弃得越彻底，创造新均势的任务就要变得越加艰巨。战时三巨头
　　罗斯福寻遍天下也很难找到一个交涉对象，像斯大林这样与他大大不同，罗斯福想要推行威尔逊式的国际和谐理念，斯大林视外交政策行为完全就是旧世界现实政治那一套。波茨坦会议期间，一位美军将领为了向斯大林示好，说：“真高兴见到俄军开入柏林。”斯大林却冷峻地答说：“当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挥军直抵巴黎咧！”
斯大林界定的和平条件与数百年来的俄罗斯政治家完全一脉相承——环绕在苏联广泛的边境，建立一条最宽广的安全地带。他欢迎罗斯福强调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主张，因为这样一来轴心国家就不能参加和平会议讨价还价，并且还能防止在和平会议上出现像塔列兰那样杰出的德国政治家。
意识形态更强化了传统信念，身为共产党员，斯大林拒绝承认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有何不同。虽然他毫无疑问，认为民主国家没有那么残暴，甚至或许没有那么强悍难胜。斯大林根本不具备一种观念架构，使他能以信誉放弃领土，或者暂时搁置“客观”事实。因此，他要向其民主国家盟友提出一年多以前，他曾向希特勒提出的同一建议案，斯大林之与希特勒合作并非出于同情纳粹主义，后来与民主国家结盟也没能使他了解自由体制的可贵。他会借外交手段从每个临时伙伴那里拿走可以到手的东西，如果不能免费拿到，亦不惜武力抢来——只要不会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的话。他的最高指导原则还是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国家利益。套句帕默斯顿勋爵的话，他没有朋友，只是唯利益是图。
斯大林唯有在其军事处境最困难之时，才显示最乐意谈判战后的目标。当刀子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他才在1941年12月英国外相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做了些表示；其后在1942年5月，他派莫洛托夫先后走访伦敦和华府。然而，这些努力由于罗斯福激烈反对在此时详细讨论和平目标而告失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斯大林越来越有把握，战争结束时苏联将拥有大多数领土。鉴于由谈判桌上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有收获，斯大林把战后世界版图如何划定，交给他的军队能推进到哪里去决定。
若是丘吉尔就会在斯大林占领有利位置之前，就和斯大林开始谈判战后欧洲秩序。毕竟，像斯大林这样的扩张主义的盟友，英国历史上已经遭遇过不少，也都克服过不少。若是英国国势更强大，丘吉尔必然也会从斯大林那里挤出实际的妥协，因为斯大林仍然需要别国施援——就好像远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已经从盟国得到承诺，在战后将允许低地国家得到自由。
丘吉尔比他的两位盟友参与战事的时间要长得多，从1940年6月法国沦亡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英国独撑反希特勒大局，也陷入无法思索战后目标的情境。挣扎求生存已经耗掉它的全部精力，并且战争的结果会是胜是负，一点都不确定，即使美国已经提供大量物资援助，英国也未必能够得胜。如果美国和苏联不参战，英国终究会被迫妥协或遭到失败。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数日之后，希特勒也对美国宣战；情势如此发展，保证了英国将站在胜利的阵营，虽然战事可能还要拖延，牺牲依然不可避免，丘吉尔从这个时候起才能够实际地去思索战时目标。他必须在英国毫无判例的状况下去思索。当大战继续下去，情势越来越明显，英国维持欧洲势力均衡的传统角色已经逐渐淡出，加上针对德国要求它无条件投降，苏联势将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国家，尤其是如果美国把部队班师回国后，更是英消苏长的局面。
因此，丘吉尔的战时外交就是在两大国之间运作——这两大国都威胁到英国的地位，只是来自不同方向而已。罗斯福主张全世界的自决运动，是对大英帝国的挑战；斯大林企图将苏联势力伸入欧洲中心，则有危及英国安全之势。
丘吉尔夹在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和俄罗斯扩张主义之间，只得尽其所能，从英国全面相对弱势的地位去辨明英国古老的政策最合适——那就是，如果世界不是听任最强大、最蛮横的国家恣意横行，和平就必须以某种均势为基础。他也清楚了解到了战争终止时，英国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全靠自己去防卫其重大利益，当然更谈不上去监督权力的均衡了。不管外表上是如何自信满满的样子，丘吉尔内心十分明白（他的美国朋友却还相信英国将能单独去维持欧洲均势），英国战时角色将是它最后一次以真正独立的世界大国身份去演出。因此，丘吉尔明白，盟国外交最重要的一部分莫过于交好美国，巩固英美关系，将来英国才不需要单独去面对战后的世界残局。这正是他日后大体上都对美国的主张礼让、接受的原因——只不过他也经常成功地说服美国接受，华府的战略利益与伦敦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
这项工作的确十分艰巨，罗斯福和他的部属对英国的动机深怀疑虑，尤其认为丘吉尔可能只关心促进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帝国利益，以及加强权力均衡，而不大顾及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想法。
其他国家绝大多数都会视英国追求其国家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美国领袖却认为这代表英国人的瑕疵。珍珠港事变后不久，罗斯福在一场私人宴会上说：
“我们普遍对此一角色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够客观——尤其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但那正是美国的普遍看法。我也一再试图告诉他（丘吉尔），他应该考虑到它。这是深植在美国传统里，这种对英国不信赖、不喜欢，甚至仇恨的心态。”
由于罗斯福不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前讨论战时目标，斯大林又宁可让战争来决定战后的政治结果，绝大多数战时对战后秩序应是如何的主意都来自丘吉尔。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可以国务卿赫尔在1943年11月的一段话传达得最入神。他以极度贬抑的口吻谈到英国的传统作风是：
“今后将不再需要势力范围、结盟、权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过去不幸的岁月里，各国通过这些安排去确保其安全或促进其利益，今后统统不要了。”
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与丘吉尔的个人关系，甚至比他和任何美国人都来得亲近，然而在某些特定问题上，他对丘吉尔的严酷态度远比对斯大林要厉害，他从丘吉尔身上找到了一位战时亲密战友；在斯大林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位维持战后和平的伙伴。
美国人对英国的矛盾感情集中在三个议题上，美国本身反殖民主义的传统；战时策略的性质；以及战后欧洲的版图划分。不错，俄罗斯过去也是个大帝国，但是它的殖民地与其领土毗邻接壤，而且俄罗斯帝国主义对美国良知的冲击也不像英国帝国主义那样深重。丘吉尔或许抱怨罗斯福拿当年十三州殖民地与英国在20世纪的殖民属地相比较，是拿每一物质真相几乎都已不同的、相隔数个世纪的事情来做类比。然而，罗斯福志不在做历史类比，而是要定下美国的基本原则。在他第一次会见丘吉尔，两大领袖公布订定“大西洋宪章”时，罗斯福就坚持大西洋宪章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全世界各地，包括被殖民地区在内。他说：
“我深信如果我们要达成稳定和平，就必须让落后国家开发起来。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一方面作战，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时却不去努力，让全世界人民自落后的殖民政策中解放出来。”
英国战争内阁则断然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它说：“大西洋宪章是针对我们希望救离纳粹暴政的欧洲国家而发，不是用以处理大英帝国的内政事务，也不是用以处理美国与其殖民地，例如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英国方面故意提到菲律宾，乃是伦敦当局认为美国逾越本分，须予反制，要让美国领袖了解，如果他们的主张太过度，本身也会有损失。然而它却没有了解，事实上美国已经准备把它宣扬的这套理想付诸实行，一俟战争结束就要让它唯一的殖民地菲律宾独立。
美、英两国对殖民主义的辩论一时不会中止，1942年国殇日（即每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的演说中，罗斯福的亲信、老友、助理国务卿威尔斯（　Sumner　Welles）重申美国历来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他说：
“如果这场大战事实上是为解放人民而战，它就必须使得全世界以及美洲世界的人民的主权平等。我们的胜利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