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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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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老家的李氏家族都去恭贺四曾祖这条唯一的根苗。因为：那时候的李若强正在监狱里服刑，无期徒刑，“文革”前被捕的，是“故意杀人罪”。
按理说，七爷也该“成熟”了，都有孙子了嘛。他也该因此而振奋一些，多为家境不是太好的子孙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可是，他依旧“恶习”不改，玩世不恭，从不体恤晚辈的疾苦与辛劳。
大叔李若恒是堡子里公认的好人，会做木匠瓦匠活，人也忠厚老实，是个有求必应的善心人。
土地承包到户后，大叔家养了一头毛驴，晚上就拴在靠七爷的房间旁，并嘱咐他夜间精神一点，千万别被人牵去。七爷答应了，可是驴也丢了。
儿子问他晚上没听到什么动静吗？答曰：“听到了！”
“听到了你怎么也不喊我一声啊？”
“他偷他的驴，我睡我的覚，井水不犯河水。”
气得大叔大婶四只眼睛发直，半天说不出话来。
春天里，大叔大婶忙农活去了，央求七爷放放诸，他又答应了。早上猪是放了，晚上猪也死了。原来有人在地头放了农药，就是防备猪鸡祸害地里的青苗，旁边还立了块醒目的牌子。这几个警示字难道七爷不认得？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孙子一天天地大了，大叔给儿子在院子里种一些“甜杆”，是孩子们都喜欢的“甘蔗”，像高粱。大叔再也不敢让七爷放猪了，就求他有空拔拔甜杆里的杂草。七爷“哼”了一声就应承下来。大叔心想，看态度这回挺在意，孙子是他的心肝嘛。到了晚上，大叔大婶大地里回来一看就傻眼了！七爷把所有的甜杆苗拔得一颗没剩，杂草倒是秋毫未犯。
1986年，我家的大儿子李靖考上了吉林大学，过年的时候我领着两个儿子去给七爷一家拜年。这也是“例行公事”，年年如此。今年我异想天开，想用大学生刺激刺激七爷，让他有点进取心，为了将来的孙子。然而，七爷已是病入膏肓了。什么病？老病，散懒颓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七爷人就那样了，心还是很聪明的，他把我的心机看个底朝天。他说：“我祝他们高升高转，我这辈子就这个德行了，天大的能耐也教育不好我了。”
七爷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日不如一日，大年初一早已日上三竿，他依旧趴在炕上，头不梳脸不洗的。晚上用的屎尿罐子就摆在头顶的地上，炕边就是饺子和碗筷……
第二年四月春光明媚的时节，七爷死了。大叔为他送终，我为他守了两天两夜。以上关于他的“传故事”都是大叔讲给我的。
望着躺在地上的七爷，会想起当年“李四爷”的奔波创业，为他守灵的人无不感慨。七爷死后，他的双腿也没有伸直，卷曲着，好像还有他没有走完的路要走。我是本家人，说什么都不为过，没有人挑我的理。我说，七爷是我四曾祖给惯成这样的啊。大叔表示赞成，其他人也都点头。
为七爷送葬的人很多，他为很多人治国病，人情不错。七爷在堡子里不坏，人很和气，所以他还是有值得怀念的地方。
我的五曾祖不曾谋面，听老人说，他的性格有别于其他哥四个，脾气暴躁，得理不让人。但我见过我的五曾母，我叫她五太太，是五曾祖的续弦。五曾母的年龄与我祖母差不多，红黑的面颊，中等的女性身材，很爱说话的。
1967年时，五太太家住新城子区兴隆台乡盘古台村，离我家十几里路，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五曾祖早就不在了，她和五曾祖生的两个儿子在沈阳工作。她是地主分子，不便于和儿子在一起，自己独立生活，还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五太太看似年老了，腿脚还是很灵便的，精气神很旺盛。
那年的5月5日我的大儿子出生了，不知道五太太从那得到的消息，他老人家徒步来给孩子“下奶”。他的家族观念很强，不比三曾祖他们。她说我的孩子是李氏家族下一辈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她一定要花钱的。我百般不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孝敬过她们，真的不好意思啊。五太太急了，只好收下她的那份爱心和对家人的眷顾。她说她有钱，儿子们给，自己还能挣。
记得五太太给孩子5元钱，那时的5元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婚礼一般才花2元钱。那时我就想说：五太太啊，等孩子能挣钱了，世界上还会有你吗？
对于刚满月的孩子，我的五太太就是他的活祖宗！你得到祖宗的钱了，世界上还会有你这么幸运的人吗？
“文革”结束了，五太太回到她儿子的身边。仅此一面，我再也不晓得她老人家是否还健在？五曾祖这一支系的人从此也杳无音信了，想必他们还在沈阳。但难得一面……
3 我的哥们（死里逃生）（1）
3我的哥们（死里逃生）（1）
3我的哥们
五太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人世间的舞台也是这样不断地拉开序幕，又谢幕，而留下的镜头不断地在人们的记忆中闪回，永远不会泯灭。
我的出生地董家窝铺，也是始祖李岳从山东到关东的立足之地。在东北，好多的村屯都是以“窝铺”来命名的。因为方言不同，“窝铺”也被叫做“窝棚”，是农民看庄稼临时搭建赖以栖身之所。在沈阳新民境界，有“铁道北72窝铺，铁道南72牛录”之说（牛录是满语，也是军政的编制）。由此可见，先祖时代留下的“窝铺”，佐证了闯关东移民的史实，镌刻着老少爷们哥们创业的历程。董家窝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演绎了近150个寒来暑往，结束于1948年或是1949年，在夏季。
董家窝铺紧靠辽河南岸，解放前有码头可通达河北的法库。那时的辽河没有大堤，只有不到一人高的小围堤。辽河发水即使漫堤也不会对沿河地区造成危害，水顺着低洼之处向南的方向扩散到沈阳以北，沿河的庄稼没有大的减产。民国后，为了保护沈山铁路，河堤不断地加高加固并且不断地南移，所以辽河一涨水，董家窝铺就成了水乡泽国。也就是在那个年月，董家窝铺这个村屯只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历史上的董家窝铺有五大姓氏，我们李家是最大的家族，还有于家、刘家、魏家、董家。因为董家先入为主吧，这里就叫董家窝铺了。
从始祖李岳算起，到我的长孙李临川这一辈，李氏家族在沈阳地区已经有9代人了，前后有近150年的历史了。
董家窝铺地处新民的最东北角，离县城140华里，东与新城子区搭界，北同法库县隔河相望，是个山高皇帝远“三不管”的地方。在我小时后的记忆中，这里水草丰腴，林木参天，是个野禽野兽与人共存同生的栖息之地。我想，先祖所以选择在这里落脚，其中的一点应该是放在首位的，那就是因为这里荒凉偏僻而可以远离官府的骚扰之故吧。而现在的“董家窝铺”，除了田亩上的庄稼，一人高的柳树都没有了，还会有野鸡野兔吗？
曾祖们没有分家时，李家共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都是四合院的规模。家业都鼎盛的时候，家里的房舍依然是“下基石、中土墙、上房草”。那就是，房舍的下面以石头做基础，中间的墙是泥土的，房顶苫上茅草。所以尽管李家很有钱财，表面上看也是个“土财主”，李家从不“张扬”。
这四个大院分列在一前一后两条街上，后街一座，前街三座。我生在前街中间那个大院正房的东屋南炕，是我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的。和我同年生的有李巨元，大我7个月；李福元大我4个月，比我晚一年生的是李开元……
李家各代男女的名字“犯”什么字，祖上都有规定：曾祖们三个字的名字中间是“瑞”，祖父们是“春”，父辈们是“若”；到了我们这一代，三个字的名字末尾是“元”；我们的下一辈是中间的“国”字。我的儿子就叫李国靖、李国昊，后来我看其他李氏家族都不这么叫了，就把中间的“国”字去掉了。二哥李巨元还是很传统的，他的儿子仍然叫李国双。我们的孙子辈，早就各行其是，自作主张了。
在我的哥们中，按“大排行”称呼，大哥李葆元系三大爷李若堂的独生子，比我大至少10几岁；二哥李占元系四大爷李若桂独子，比我大6岁；三哥李巨元系六大爷李若祥的独子；四哥李福元系五大爷李若柏之长子，次子李文元；我排行老五，弟弟李奎元；李开元系二大爷之长子，排行列六……这些哥们都是都是董家窝铺生人。九叔李若成的三个儿子和二大爷的另两个儿子，是不是那里的生人我不清楚了。我认识和我接触过的哥们，包括李若恒的儿子李芳元在内，一共14人。
李葆元本人很是聪明，加上三大爷和三大娘对他付出的心血与金钱的培养，成了李氏家族第一个大学生。他读的是地质学，毕业后就走上了工作岗位，从沈阳到西安一直是学有所用的。他是我们的大哥，也有大哥的风范。小女去陕西上学我没有相送，靠的就是大哥大嫂“一切你就放心好了”这句话。小女到了西安，哥嫂对她关爱有加。因为她一个人去学校，4000多里路只好一切轻装简从，连被褥都没有带，所有生活用品都由大哥来装备齐全一新。那时大哥六旬有余了，一子李翔也已成家立业。大嫂有自己的公司，听孩子说很发达。李家曾有过的中兴，在西安延续着。
二哥李占元小时候几乎是满脸的鼻涕眼泪儿，祖母说他说话时总是“水啦吧唧的”似哭非哭，笑也似哭。俗话说，“鼻涕罐出好汉”，二哥中专毕业后先在沈阳一家工厂上班，后来由齐齐哈尔的单位去了四川甘洛支边，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文攻武卫的“墨飞弹矢”险些殒命他乡异地。危机时刻，他得益与一位“三支两军”的解放军战士的庇护。
这名战士和他是一个省的人，接触后才知道又同是沈阳人，细谈之后原来还是一个县的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是同乡，一个村子的老乡，他叫张奎山。
二哥是造反派中的一个头头，要不是张奎山证明他在旧社会没有罪恶，那是难逃皮肉之苦的，甚至会被“正法”。不久，二哥以回沈阳看病为由，躲过了一场生死劫。动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回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
四大娘病逝时，他没有回老家尽儿子的责任，也没有借回家之际抚慰一下年事已高的家父，也没有写一封信或打个电话给他的堂弟表示谢意，实在令人费解。这一点他和李巨元判若两人……
按六大娘对辈分的“改革”，我该叫李占元为大哥，但我习惯了。也正因为习惯了，李占元不在的时候我就叫李巨元为二哥。二哥不善言谈，人也老实厚道，但心地是清纯的，心肠也热。李氏家族无论谁家有事他都到场，出不了谋则出力，不留余地。在众多哥们中，我和他相处的时间最长，从1960年一直到1998年。
3 我的哥们（患难春秋）（2）
3我的哥们（患难春秋）（2）
1959年至1961年，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无不是以草根树皮果腹。为了一个吃字，相互间六亲不认，父子争斗，夫妻反目的事时有发生。我那时正在年初中，1960年学校提前放了长假，以缓解粮食的不足。回到家里和在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炕热屋子暖了一些罢了。
那年我16岁了，算是个小伙子了，总想替祖母和母亲解脱一下生活上的窘境。于是，我就和二哥一起去马虎山水库里拿鱼。
我从大姨夫家借来一把冰镩，扛起“搅罗子”，一干就是一个冬天。每天里我们俩同去同归，中午中午只揣一个菜饼子充饥，晚上到家的时候早已上灯了。还好，每天拿到的鱼多少也能填补粮食的不足了。有一次，日落黄昏是我们才开始往家走，路上已经看不到行人了。突然我似乎听到身后有点动静，啊！原来是一条狼跟着我俩。我和二哥都没有害怕，放下渔具和鱼筐，拿起搅罗子看它如何。狼见我们俩毫无惧色反倒跑了，等它跑远了我们才往家走。
水库虽然就在我们的家边上，但有雨的地方离我们家来回要走三四十里路，不往远走就会两手空空地回来。
别看我们是小伙子了，可那年头吃不饱粮食没有劲儿，很难打开一个新冰眼。我们俩只好打旧的，一夜的工夫顶多冻两三寸厚的冰。旧冰眼只能搅些小鱼小虾，全凭时间和耐性，不然什么也拿不到。有时候很多人都聚集在一处没打过冰眼的地方，有经验的人认为这里会有很多的鱼。一到这个时候我们也跟着打新冰眼，累得满头是汗，气喘吁吁的。新冰眼得打开直径一米多的冰窟窿，冰厚少说也得有二尺以上。新冰眼打成了，拿鱼的力气也没有一点了。假如这里没有鱼，那就前功尽弃，落得“两手攥空拳”，这一天就泡汤了。要是有很多的鱼，我们就“卖冰眼”。所谓卖冰眼，就是把新冰眼让给会使用“钩片”的大人们。钩片是用两丈左右的竹片做成的，上面有十几个带“倒须”的铁钩子，钩住鱼才不容易脱落。我们把钩片钩上来的鱼二一添作五，对半分成。用钩片钩上来的都是大鱼，每条至少半斤重，最大的有五六斤重。那天我和二哥去了我小学读的郭家沤麻坑附近拿鱼，光靠“卖冰眼”就得到10多条大鱼，好不欣喜。
高中毕业后我成了知识青年，二哥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干活，我们朝夕相见。我在老家时很少到别人家串门聊天，只是偶尔在班后去二哥家坐坐。六大娘很好客，只要我去她都要陪我说话。六大娘去世后，我依然时而去二哥家。前文说了，我对他们的家事是知无不言的，但关键的问题二嫂很少听我的，我们对此并不在意。
在兄弟之间，我不大提倡礼尚往来，甚至是反对。我觉得既然是兄弟，何必计较礼往的交换啊。虽然我有孩子念，但总体上看我还是比二哥的条件要好一些，因为他们盖房子娶媳妇落下的饥荒太多了。所以，我花在老家老人丧事和孩子结婚的喜事上的钱，从来不找机会回收。临去北京前我去二哥家道别，我说了很多事，而李昊就要结婚的事只字未提，免得二嫂难心。
这些年来，只要我回老家，再忙也要看看二哥二嫂。前年二哥说了，他以前落下的饥荒总算没有了。
李巨元、李福元和我都是1944年生人，也就是民国33年出生的，李开元比我们小一岁。小时候，李福元，李开元我们都住在孟家窝铺，所以常在一起玩和上学，而李巨元住在小孟家窝铺，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直到1960年我们从那家窝铺搬回老家才和二哥亲近起来。
李福元是五大爷的长子，小时候很老实，不爱说话，记得他常戴一顶黄呢子帽。他这个性格并不是天生的，是他的爷爷管束得太严厉。现在想起来，四爷所以严加管束还是有现实根源的。他家是地主成分，他不希望他的子孙给他惹是生非。所以，他的儿子我的五大爷也不像我六大爷那样爱说，我很少听到他说什么话。福元很听话，除了和我们李家的孩子在一起玩之外，基本上不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
福元的命很苦，七八岁的时候五大爷就溺水身亡了。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除了姐姐丽娟爱说外，他们都是“缄口不言”。
五大爷死后，五大娘迫于生活只好领着他们姐弟四人改嫁他门。十多年的光景过去了，我们老家这边一直没有他的的信息。
1966年冬，福元突然出现了。他回到老家为他们的生产队购买“秫杆”（高粱杆）做架条，我们才得以久别重逢。他也20多岁了，摸样没有什么变化，口音还是那样，个子略矮于我。但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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