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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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说也得个五百八百的，给孩子啊，少花不如不花，反倒要人来气。”

……

“伥”，就是演变成为现在的“托”，是领导的铁哥们。他说话相当于领导的圣旨，你要不言听计从，苦头马上就到啦。再说了，哪个送礼的花自己的钱？你不肯出血“托”也不跟你废话。犯得着废话的，都是一个个有小金库部门的头头脑脑和村里的记主任。这些人，“头上戴的（高级太阳镜），身上穿的（名牌服装），手里拿的（BB机手机）”那一件不是公款换来的？投桃报李的买卖傻子都去做，奈何他们不懂不做？

古时候勾勒清官的那句话，放到现在某些领导身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官的发了财，还落个清廉的名声，上帝对他们都垂涎了。

美女慢慢地享用，可以随时革故鼎新。金钱可以大把大把地花，源源不断地来。一部分由自己消费，另一部分作为资本投入到官场，攫取更得的利润，而后步步高升，在接续投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就这样形成了，运转了。对此，已经不是什么不可泄露的天机，只是机缘能量的区别而已，是不是实行而已，市场是有规律的，有明码实价的啊。

贾记任党委记期间，从本市东蛇山子乡调来一位乡长，叫王广福。他到任之前是三把手，党委副记。对于他异地升官，原罗家房党委副记当然有些感到不公与失意了。论水平还是论资历，“坐地虎”与“天外客”半斤八两，可他就没有做地升官的机遇。一句话可以释疑——生命在于运动，升官在于活动！你不去管你的领导那里活动，人家还以为你不愿意升官呢。那么，“坐地虎”后来怎样了呢？

　4　如毛的上司（败走麦城）（12）

4如毛的上司（败走麦城）（12）

“坐地虎”后来很惨，惨不忍睹！原因何在？话，还得从贾记这说起。

贾记该走了，他在罗家房乡呆了足足八九年的光景，“景”也整得恰如其分，无处不是“景”。

新民市委领导没有辜负他，把他安排到市林业局，封赏个“正局级副局长”的官衔，并告诉他，“副”字很快就会去掉。

不幸的是，在他没走之前得病了，住进了鞍山“汤岗子矿泉理疗医院”进行治疗。同志们听说他得病了，没有感到意外的，好像他该得病了，得病的时机恰到好处！

这些年以来，从乡政府机关到各个村，以及乡办企事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几乎都是他提拔亲自栽培的，感情深厚，手足一般。贾记住院了，眼看又要升任了，你就没有个积极对待他的态度吗？你们的情感都叫狗吃了吗？于是间，贾记住院时，大车小辆趋之若鹜去看望他，慰问他……

在贾记疗养期间，乡里的党政工作全权交由王广福料理。王广福就像王储一样尽心尽力地经营着，同时，也身临其境地体验着、过度着怎样当个一把手的热身。贾记病愈，赴任林业局，王广福走马上任，很快地切入到正位。那个“坐地虎”副记见大势已去，便另谋出入，找老领导赵国林做了依托。他在水利局当上了一个股长，职位和副记属于平级。他很欣欣然，“我进市里了”，荣幸啊！但后来惨了，因涉及腐败一案，被判监外执行，那是后话。与他同遭厄运的还有贾记，但非属同案。

贾记处处人随心愿，官运亨通也“财源滚滚”，只是那个“副”字让他如鲠在喉，总觉得不舒服，便对此要做个手术。

某一日，一行人，手持一“文”，来找市委一把手，一语道破一个“民众”的请求——我们局拥护贾清仁做一把手！

市委一把手可不是好糊弄的，一眼看穿了这一帮人一条心的一个阴谋——贾记指使手下一些人要“抢班夺权”！结果，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被清除林业局机关，“下放”到下属的一个林场，聪明反被聪明误，险些丢了卿卿政治性命。

王广福当上了一把手，乡长的空位由原来的副乡长周春林继承。周春林是当地人，这么安排，机关一时间“人心”就平衡了。这也是贾记走之前为王广福铺的路，王广福有点人软货囊，如同阿斗。贾记和他是同乡，又是晚上休闲时的亲密麻友，这么做是他的义气也是尽责任的体现吧。

如果说赵记、贾记老练干练的话，那么王记就显得有点稚嫩简单了，甚至是“无知”。说他无知，是他“一不知人、二不知心、三不知情、四不知理”。

如果说赵记、贾记城府很深，那么，王记就是“心直口快”直来直去的人了，或者叫做心里没数更为恰当。

无论是他当乡长还是任党委记，凡是跟他亲近的人，没有是一个与他推心置腹的“正人君子”，尽是些“鸡鸣狗盗”之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这些人拉虎皮做大旗，打着他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坏了他的名声与尊严，他不但不知，还津津乐道。相反，凡是正直的人，积极肯干默默卖力的人，替他“遮风挡雨”的人，他都不屑一顾，甚而受人蛊惑而无情打击，致使好人对他众叛亲离。即使没有被他伤透心的，也是见他“望而生畏”，谁敢接近他？因为他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没有慧眼识珠的水平。好人好话，坏人坏话，对此，他的眼睛是色盲，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听不进去。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昏君，周乡长怎么能把他“侍奉”得好？

全乡党政工作诺大的摊子，作为一把手其责任是重大的，其胆子是沉重的。王记挑着、走着，踉踉跄跄，步履维艰。几年来，尤其是近年来，农村干群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民告官的、据理上访的逐年增加，且问题越来越尖锐。信访也有过去的匿名变为署名，公开向村干部发出挑战：不告倒你，誓不为人！

王记上台伊始，首先遇到的就是这类“祸端”，弄得他食不甘胃，夜不安寝。那时我做办公室主任工作，负责信访，党委那边还有秘配合，处处为他排忧解难。日常的信访来访，我们对来访者进行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关文件精神、政策、条例为准绳，进行处理，信访工作开展得很正常，上访的群众对处理的结果很满意。但对于重大的问题，则由我们及时地交与领导表态处理。我所接触到的最为重大的信访案，就是曹家村集体越级进京上访了，引起新民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省市也给新民市加了压力。

上访者共四人，提出不用调查就能解决的13条“上访理由”。经过我与秘碰头后，决定向王记汇报请示如何操作，以期解决。王记对此大为震惊，并责成乡长牵头调查处理。

有关情况清楚后，又经过几个反复，党委会在王记的主持下，给“被告”定了处理意见。我们调查组对这个意见觉得偏轻，不足以平息“民愤”，尤其是用党纪衡量是难以说得过去的。然而，王记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拍板断定了。结果不出所料，集体上访再次发生，惹了大麻烦。

又经过一番“研究”，王记表态了：

“他们不就是想把记和会计干掉吗？干脆把他俩换个地方算了，上访的也就心平气和了……”

这一次，我和秘反复提醒王记，问题不那么简单。但是，王记依然固执己见，党委会又做出了新的决定：

调换记职务，到乡政府农机管理站上班；撤掉会计职务，到乡农经站当会计。

党委的决定怎么也得向上访人做个交待吧？这可倒好，“平息叛乱”的新决定，成了“发动暴乱”的动员令了。群众指着王记的鼻子怒不可遏：“你真会处理啊，把有贪污腐败问题的村干部，处理道你们乡政府去了！”

就这样，更大的麻烦来了。

王记见势头不对，但悔之晚矣。这个案子最后只好交由新民市监察局来处理了。

他们调查的结果与我们的如出一辙，脱裤子放屁——多费了二遍事。这就是王记领导下的党委政府的工作效率与执政能力。

根据有关规定，监察局处理的意见，也与我们当初的处理意见相同——勒令被告退回所有“非法所得”，“革职为民”。

问题虽然简单，怎奈头脑简单的人，把本来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一个简单的群众上访，却反复地进京上访，影响极坏，王记负有不可推卸领导的责任，责无旁贷，遭到市委的严厉批评。

当了3个月的党委记，是从群众上访开始而开始的，是到上访结束而结束的。他也像那村记会计似的，别看有重大的“过失”，反而从乡里干到了市里，被调到农牧局任第五副局长了。他知足，要是调到水利局，他只好做十把手了，因为那时水利局的正副局长已经有9个人了。他比那村记会计幸运，没有群众告他，也没有群众指着市委的鼻子说“你们就这样处理干部啊”！

新民市委找王记谈话的时候，据说他事先没得到半点风声。他想不到，自己这么快就“落架”了，下台了。他更没想到，他本来就不是那块当官的材料。他甚至连假公济私的技法都不会，为了个人的情感，为他人办事都办得十分露骨露肉，成为尽人皆知的笑柄。

　4　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4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坦荡的为人，有股义气劲，不会玩手法是他的最大优点。王广福由副记到乡长、党委记，在罗家房这块黑土地上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跋涉五六年了，辛苦之劳有之，莫逆之交也有之。为了安排“朋友”的一个孩子到乡里上班，可是尽心尽力地思谋了。

行政、事业没有编制了，就让他去给农经站开车吧，大小也是个差事，总比无所事事“遛垄沟”体面得多。

这个孩子很年轻的，稚气未脱，各类汽车倒是看过很多，开车则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与其说让他开车，倒不如说让他学开车，拿公家的车练手。当然是了，这比学开车要划算多了，一不花钱交学费，二还可以得到不菲的开车工资。可就是那车倒了大霉，三天两头去修理，仅修车费用就够买一辆车的了，油钱和工资不在其内。

农经站也叫农民基金会，是农民自筹自贷的“金融机构”（后来因为不合法解体了，曾经兴盛一时），属于服务型的事业单位，是讲效益的。如此的赔本买卖，农经站心疼得痛心疾首，一咬牙，做出了一个卖车的决定。

他们算了一笔账：养车费、燃油费、修理费、“人头费”，几笔大的费用加在一起比打车的费用还费用，还得为车和司机操心担心，何苦啊！再有就是，车是你的，“不归你用”！你要用车出门办事，车坏了，正在修理呢。车没有问题了，司机受伤了，也修理呢，在医院。再说了，司机是有背景的，有时候你玩不转他，他逍遥去了，爱咋咋的。思来想去，卖车才是硬道理！

硬道理碰到了硬钉子，你就硬不起来了。车虽然是农经站的，农经站还不是记乡长的吗？王记听说农经站要卖车，脖子一歪，向站长打3个问号：

“啊？卖车？司机上哪开资去？”

这就是圣旨，所有的领导都有这项专利，任何他管得着的人都不敢说个“不”字。可笑吗，可气吗？是的，太露骨太直白了，不卖车的原因竟然是为了给司机开工资！太人性化了吧……

1993年，一个“目不识丁”的青年农民，因做点买卖有了点积蓄，便打起“卖官鬻爵”逆向思维的主意来。这主意不馊，事情果然办成了，你能说他馊吗？他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乡企业公司的经理，由农民一跃成为乡政府的机关干部，正式的合同干部。

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农民当干部，干部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曾经的农民嘛，干什么和同类过不去！可是，那个时候得有多少农民也想当个什么经理呀，业务什么的啊，至少得有几十几百的吧。为什么不去公开招聘？为什么昭示天下？为什么不让有资格参加评议的人去“评头品足”？为什么一个说了就算？问号太多了，但答案只有一个——吃谁想着谁，拿谁向着谁！从此，这位领导的威信滑入谷底，微词倍增，但“效益”上扬，一发不可收。

1998，新民市各个乡镇又一次大幅度的精兵简政到来了（几年一轮回，不需千年等一回）。这位经理的民主评议之分低的可怜，几乎得了零分。理论考试那天，他也来到新民考场想碰碰运气。试卷刚刚发到手里，他便问监考：

“我说，让不让抄啊？”

“你说呢，让抄的话还来这里干什么？”

他二话没说，抬腿就走了。

这位监考太不了解他，假如我是监考，我会让他抄，准许他一个人抄。你想，那么多的试题，那么多的复习资料，他看了都眼花缭乱，他是绝对找不到答案的！

不要说在全国了，不值得，就是在全新民市，或者是罗家房一个乡，选个当经理的料也不难找到，难的是能找到他当经理。有人说，一个村的人才就可以组成个乡政府；一个乡的人才就可以搭建一个县的班子。我看这话并不夸张，夸张的是，有些机关部门怎么竟然由这样的人充斥其间？不可思议！

每当一位领导“乔迁”的时候，（除冯贵清“戴罪”离任外，余者都是“乔迁”），同志们对他或多或少都有留恋之情，也有个别人感到“树倒猢狲散”忧伤。忧伤什么，没有靠山了，开始走自己的路，心里没有半点的信心。

其中一个堂堂的股长，日子开始艰难了。1996年，在实行公务员制的民主评议中，他得到了最低的分数，尴尬至极。理论考试的时候，因为胸无点墨当了文抄公，又不听从监考三番五次的警告，被扣掉了10分。结果，两项分数加在一起的成绩还是名落孙山了，只好和乡政府大院“拜拜”啦。人们这时才认定，靠个别领导混日子最终混不过“群众的眼睛”，尤其是那一颗颗平常又平凡的心。

后悔药是无处买得到的，想吃后悔药的滋味比买后悔药还要难。人到了这般田地，才懂得“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滋味，悔之晚矣。什么记、乡长，全都成了画中之饼，难以充饥。

你还别说，够哥们意思的真就为他奔走呼号了，为他递过来一根救命的稻草来，他做了临时的“税务”。这个铁哥们是新民市的副市长，他每每来乡里视察工作时，第一个得先看看他，然后才是记乡长。他管他叫哥们，相互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对他的“挽救”了，他得对得起他们曾经的“情感”，一种价值“千金”的情感。试想，他会有多少“千金”再交换这样的情感啊？

每当一位新领导来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期盼。期盼他为民作主，期盼他革故鼎新，期盼他开创一代新风……

王记壮志未酬地走了，刘记、刘国成风尘仆仆地来了。刘记家住本市大红旗镇，与罗家房相距2百来里路，他在那个大西南，我们是这个大东北。在他还没有来到之前，消息灵通人士就掌握了他的有关参数：刘国成，男，53岁，老高中毕业，任柳河沟乡乡长……

新的党委记马上就要上任了，乡政府机关的空气似乎紧张了起来。早上，没有一个人迟到的了，晚上下班也看不见早退的了。谁都说不清新的领导什么时候驾到，又会在什么时候同大家见面，猜是猜不到的，只好等，早来晚走地等。等看见他了，好看看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施政方略、嗜好习惯，等等等等。

刘记终于同全体乡政府机关干部、乡直各企事业首脑、各村的记主任见面了。看上去他很年轻，讲话不拖泥带水，其主要内容有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