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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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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勘测,我当即决定“扒掉重来”,赢得看客会心的支持。想不到的是,建房户什么也没说,自认理亏,他的邻居却为他打抱不平,扬言要告我!内情不言自明,他们是亲戚。

当即,我把处理决定一式三份交与建房户和邻居,自留一份,签上我的名字,盖上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的公章。我郑重地宣布:

“如认为处理不当,或在处理中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任何人在15日以内都有权到上级有关部门投诉或控告我,否则,必须执行此决定!”

一场旷日持久的民建纠纷,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解决了,我也做完了我一生所有的工作。至此,小寒的民建纠纷也到此结束。

在农村,许许多多被任为不好处理的事,原本都是手到病除的,或者叫易如反掌。只是那些当令者,总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难以放开手脚,才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他们想养猪,又怕得罪山神爷。自己想当山神爷,又养不了猪,走进怪的思维中。

我得罪谁了吗?

记得那天我还没有回家,电话就几次打到家来了。那时我没有手机,否则手机早就没电了。家人告诉我,是张某某打来的,过一会她还要打过来。

她是谁?我知道,她是新任党委委员,原来的土地所所长的夫人,建房户的亲戚。

果然,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她的电话就响了。开始话茬很硬,紧接着就叫我大叔,软绵绵的……

我说,咱们先不谈政策,即使我的决定不是这样,邻居会善罢甘休吗?告到新民市,你就不怕吗?如果你不怕的话,我可以推倒重来,我和你一起去市里,你想想吧,想好了,一会你再给我电话好吗……

她敢吗?真理在我手中,有理走遍天下!

没有几天,她又打来电话,我只记得“谢谢大叔你了”那一句话,掏心的话。

原来,有人听说她要走我的后门儿,对这个处理还愤愤不平,人家就要越级上告。这回村里的记主任做工作了,记是她的姑爷,好言好语说服了那人。不然,事情就复杂了,卷进此案的人会更多,她们一家能脱离干系吗?

后来我正式退休了,回乡里办事看见了她,她说什么也要送我回沈阳,热情得很。她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用钱的地方多了,呆不起,当了的士司机。

在我去北京前的那天,是1998年9月23日。我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很简单,一共8桌。来人大都是我的兄弟妹妹们,知道我此行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因为孩子都在城里,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了,都来为我送行。这个宴会实在是我被逼上梁山的,他们说了一大推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大家都要看看我们家的世界冠军,就要结婚的儿媳妇马娜。

 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世界举重冠军马娜,也是我们的老乡,新民市人。我们家也能有个世界级的冠军?我没有想到。冠军是一张多么靓丽的名片啊,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可是草根一族的平头百姓啊。亲朋好友也都为我骄傲,都想看看冠军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于是间,就借我去北京的机会大家张罗聚一聚。后来聚一聚的范围就膨胀了,乡里的同志也来凑热闹,党委秘李世和自告奋勇为之策划相聚的“内容与形式”。

经过我与他的讨价还价,我们打成了共识:

1。不要请上司;2。规模不要扩大;3。除了本乡人员外,约请在新民境内我的高中同学……

1998年9月22日晚上,也就是聚会的前一天,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回忆我那些形形色色的上司们。

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老师作为上司,尽管我遇到那么多不讲情面的老师。我也没把班级的干部称为上司,虽然我们之间似乎从不存在同窗的情意。被我称为上司的第一人,则是下乡务农后的队长。

60年代,生产队的一把手叫做“政治队长”,负责春耕夏锄,干“民以食为天”正业的是“生产队长”。我们8队的政治队长,就是被我称作萧何的李队长。李队长比我年长六七岁,早年就当大队会计,1964年初回到生产队,挑起一百多人政治方向这副重担。

1960年,我家从那家窝棚搬到德盛堡后,我和李队长家住一条街。我上高中后不久就认识他了,去他家开一张证明信时认识的。也许是为了群众办事方便吧,公章就像他的拳头一样随身携带。

那是一天清晨,我第一次踏进李府。

他的家两间房子,里屋有南北两铺炕。给我的第一印象,炕上黑压压的全是孩子。不经意间,我数了数,那时一共6个孩子。(1967年又生了一个,和我的孩子同龄叫李成义)。人口是多了一点,可生活内容却不少一点,有用的没用的陈设随处可见,摆满了靠西墙的一溜炕柜。一看就知道他们家很富裕,其他人家那时是没有什么摆设的,挺多有一个“老祖宗”贴在炕柜上面的西墙上。

李队长见我来了,脸色和没洗脸前一样,问我有什么事要办。我叫他大叔,说要开一张证明信信,证明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学校需要大队证实盖章。他没有说什么,就给我盖了,我很感谢他的爽快。

祖母没少告诉我,在农村说话要有大有小的,嘴甜点没有亏吃。今天办事大概是“大叔”起了作用吧。

母亲也是这样叮嘱过我,所以无论住到哪,我的叔叔、大爷、大婶……越来越多,比我小的都是我的叔叔了。我有点不情愿,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总想兄弟相称。在那家窝棚住的时候,妈妈管我们的房东叫姑爷,我就叫他姑姥爷,管他和我同岁的儿子叫舅舅。其实妈妈和他论亲家才对,我表哥的岳父和房东同辈。后来我大了,明白了一些道理——那个社会背景,那个受歧视的家庭,就得处处矮人三分。

李队长的父亲和我的亲表舅是姑表兄弟,我和李队长理应同辈,按妈妈的法则我又小人家一辈。在农村,怎么论辈分有许多的关系可以为据,但妈妈总是宁可不要同辈,也要管人家叫点什么,违背了“亲打近处论”的原则。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叫过“李队长”,见面就是“大叔”。李大叔不大懂得“务农”,一年四季的生产全由另一位队长毫无怨言地操持着经营着。他管的事就是一个“钱”字。

1964年末年,公社号召“冬季大搞副业生产”以弥补水灾造成的损失,我们8队选择了扎笤帚。笤帚在农村卖给谁?当然要到沈阳去推销。沈阳对于李大叔很熟,他见过这个大世面,李队长有了推销的用武之地。

李大叔一到沈阳就如鱼得水,乐不思蜀,不管我这个会计给他带多少钱,回来之后总是一分不剩。到结算差旅费的时候,我还得找给他几十元。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冬,几乎让李大叔花个罄净。社员们不敢怒,也不敢言,反对他就是反党,思来想去还是脑袋值钱。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分值只有0。36元,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也就100元。李大叔去一次沈阳,就要花掉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他好厉害呀!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知道有一笔副业款转到新民镇内的银行了。我没有请示李大叔,骑自行车往返跑了240多华里路去提款。这笔钱记得是800多元,我自作主张拿它“办电”,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用上电。

等我到家了,天早就黑了,我暗自庆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过年了,家家亮堂堂的,只有李大叔因为再次出差无钱可花闷闷不乐。一年多,他又乐了,李大叔回到大队当上了记。

李大叔总算就位于一个能供养得起他的地方,8队的社员比他更乐,少一个能花钱的队长,等于增加了两成年景。但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李大叔对我“乱花钱”耿耿于怀,这才有“文革”初期李记在7队向我大开杀戒,摘去我的乌纱帽的革命行动。

李记当上了大队的党支部记,花钱的嗜好终于把全大队花急了。不久,因为“好吃懒做”,被公社党委“撤职”,安插在社办企业——采石场当记去了。那里比大队有钱可花,党委的决定太英明了。不过,可怜了一个大队的老百姓,却豁出去一个公社的“向阳花”。

一段时间里,李大叔“吃石头”的故事又演义成了传,他去了曹家中学当了不在编制的工友。他给老师烧水送茶倒也清闲自在,跻身与“干多干少没人问”八等人的行列。当然了,有时候连校长——他女婿办公室也要闹水荒。我的李大叔就是这么厉害。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厉害的上司看官你别急……

 1 厉害的上司(囚徒记)(2)

1厉害的上司(囚徒记)(2)

李大叔走了,8队的社员一致推举于海泉当队长,他既能当政治队长又可以做生产队长。队长的角色本来是由大队指派的,或是叫指定的,选举只是形式而已,但这次大队的指派不好使了。

李大叔走后,大队的指派其实就是李大叔的钦定,他是记也是“大队”,大队就是他的天下,任命个队长易如反掌。这回任命队长,不仅不易如反掌,反而“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他任命谁谁都不敢干!社员惹不起你记,但敢和你任命的队长叫板,这些“准队长”没有一个是党员,反对“准队长”不是反党,爱咋咋的。

大队没有办法,只好让8队海选队长,社员的目标聚焦在于海泉身上。

于海泉,本地人,当年40多岁。早年间因为受不了3年困难时期的挨饿,背井离乡跑到外地当了“盲流”。1968年从外地回到老家,和我住一趟街。老于跑盲流之前不怎么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是个“个别社员”,就像我在学校是个个别生似的背个“污点”。在官方眼里他有“污点”,在社员心中他是个有“道眼”的能人。大家就得意他那个“不听邪”的脾气,认为“不听邪”就是不听“上边”的话,才能吃饱饭。

经过海选,于海泉走马上任了。上任前,老于把“责、权、利”摆得很明白:

“既然我是大伙选上来的,大家就得听我的,我保证把分值整到全公社第一!”

老于当队长勤快,跟社员一样的干活,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做好,自己的子女更不例外。一次,他的女儿铲地落草了,老于当场让我这个会计扣她的工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六亲不认”,都说老于太厉害了。

他这样治理8队,效果可想而知了。

到了秋天结算,老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分值突破了1元2角,粮食单产一跃名列全公社第一,党委记亲自给他披红带花。

他当队长,我做会计,我们合作了2年。1970年我要去学校了,老于再三挽留我,无奈我决心已定。老于很惋惜,他说过,当会计不吃不喝不贪不占的太少了。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队长基本上都是大老祖,不懂得帐目,好多生产队实际上是会计当家。会计使个花招贪点花点,队长都找不到北,连憋气带窝火,和会计往往合不来。

我走后,老于又干了2年队长,说什么也不干了,大概和会计有关,心灰意冷了。他自己也知道,骂他的人太多了,都是原来生产队“八等人”以上级别的人。他当队长心眼太死,总不给这些人一点便宜,于是,“八旗子弟”们个个跃跃欲试都想当队长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会孝敬他们的“太上皇”。

老于之后,8队几乎所有的老少贫下中农都当过队长,就像隋末的18路反王,乱了8队的江山。大队和8队的“江山”一样地“乱世出英雄”,这些“英雄”也是我的上司,因为我做过生产队的会计,做过大队的团总支记啊,与他们都有扯不断的瓜葛。

李大叔任大队党支部记之前,原来的记姓刘,刘生仁,50多岁。他不是本地人,50年代初的老党员。刘记苦大仇深,为人忠厚,说话有点口吃,不善言谈。刘记除了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外,其他的字能认得的就微乎其微了。

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农村的党员没有几个,组织发展得很缓慢,强调“慎重”的原则。从我回乡务农时起,直到“文革”,好几年也没听说有谁入党了,有的村屯连一个党员都没有。为了体现党在农村的领导,刘记便从三道岗子公社调到我们大队当记,已经有10多年的光景了。我们大队当时只有4名党员:

贺文礼老党员,有一定的文化,合作化时也有些名气。无奈他一则年龄过大,二则成份是中农,不适合当记。

王玉昆没有文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记性不好忘性不错,外号“三倔子”当队长都不行,哪能当记?

李秀清有文化,在大队当过会计,混了好多年,“知道”里外轻重,只有他鹤立鸡群,当记“够”资格了。

1964年末,刘记思乡心切,辞职迁回了原籍。他走的时候,只用一辆马车就搬走了全部家当,扔下了结发老伴的骨殖。他为什么思乡?落叶归根此其一。其二,是他倍感孤立无助。

就是因为他老实,很多觊觎权利的人挤兑他,包括大队的一些人,还有生产队的某些队长。这个时候,他赶上了一个风头——所有异地当官的,只要你自己想回原地,公社一律开绿灯放人。和他一起回家乡的,还有临近团山子大队的王记。

刘记走后,李记和另一名叫张国生的党员轮流坐庄。

张国生,老党员,解放初就是月牙河村的干部,说话办事都很麻利,小时候在月牙河念的时候我就认识他。1959年在“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中,张国生受“地富反坏右”的牵连被捕入狱,所以他不再是德盛堡大队的“四名党员”中的一员。1964年得到甄别,但组织关系一直没有回复。释放后不久,刘记告老还乡,他的党员身份也得到了恢复。不久,张国生由政治囚犯戏剧性地衍化为党支部记。

我当团支部记的“任命”,就是张记责成李大叔和我谈的话。

“老腿旧胳膊”,又逢“新官上任三把火”,德盛堡大队的各项工作有了不小的进展。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一吹过来,张记顿然倒地。他的成份是不折不扣的中农,红卫兵说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富裕中农路线”,根据是他提拔了我,毫无依据的逻辑推理,使他一败涂地。李大叔则是坐收渔利,走上了“土皇上”的宝座。

红卫兵真有这么大神的力量吗?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三支两军”开进了农村这块阵地,把张记像打扫战场那样,清除了“皇室”,下放到二队(他的家)劳动改造。他没有怨言,觉得比监狱好多了,队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十分听话。

冬天赶大车往地里送粪是个苦差事,此时此刻没有“种子马料换酒喝”的美事了,只有顶风冒雪地在野外跋涉,任凭“北风吹,雪花飘”,咬紧牙关当苦难的杨白劳。其他社员把粪装上车就回屋里闲着没事抽烟,享受温暖去了,等送粪的车回来再出去,好不自在。

那一天,左等右等也不见张国生回来,出事了。他的一条腿被车挤成了骨折,好多天卧床不起。

他若还是记,前来探视的一定是门庭若市,眼下则是门可罗雀。所以,我去看望,他感慨万分。

我与张记是有几方面情谊的。是他主动提拔我做团支部记,他说我有文化,能够深刻地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工作有利,这叫做出以公心,是革命的情谊。我爷爷的第一任夫人,是他们桑树子(辽河边的一个村屯)老张家的姑奶奶,他就是我的表叔了,我们存在亲属的情谊。但是,我有一个党员又是记的亲戚,并没感到有什么可以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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