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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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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落实“讲话”的受益者，也是有关领导落实“讲话”树立的典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这样的定位，是不为过的。
“讲话”过后，“重在政治表现”的空气浓烈于全国，很多地主富农的子弟都入了团。辽宁日报也刊出了女青年孙云杰，同地主家庭的父母决裂，光荣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我打算看它三遍，但看了一遍过后，我的心情就十分的矛盾了。
看标题，我为她感到高兴，那是她一生的幸运，因为我入团都是那么的艰难，何况她能入党啊。当我看到她入党的经历时又感到万分的酸楚，最后不忍心再看那篇报道，把报纸烧了。然而，烧不掉情节难以化为灰烬叫我遗忘。
为了入党，和父母决裂，孙云杰搬出了家门，甚至不管她的父亲叫爸爸。在生产队的大会小会上，孙云杰毫不留情地揭发她父亲的“罪恶”……以这种革命的行为换取一个党员的称号，写在“文革”时期的小说里还可以，把它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令人惊骇。
我没有像孙云杰那样背叛家庭，那是我的祖父祖母没有什么罪恶需要我来忏悔，我心安理得，没有一点的精神上的压力。
我是一名团员了，觉得前程一片光明，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好自己的工作了。李队长对我更加放手放心，他不再背什么用人不当的包袱而缩手缩脚。打那以后，很多“内政外交”都交给我来处理，即使日理万机我也在所不辞，难得对我的信任，仕为知己者死嘛。
流行的“十等人”中，我排在第四，但我问心无愧，也有目共睹。于是，那个时候我的威信为人如日中天。
1965年5月，大队党支部对团支部进行了一次改组，决定由我担任团支部记，并得到公社党委的批准。和我同时任大队团支部记的，还有团山子大队的曲作星，他的家庭成份也是上中农。虽然那时的政治空气布满了春风，但“异己份子”能像鸡毛一样上天还是麟毛风角，我们有了自尊自爱的空间。
团支部记，是大队的兼职干部，身份仍旧是农民。兼职干部不能再兼职会计了，8队的会计由比我小3岁的董向国接任。好长时期我帮他当会计，不多挣一个工分，还得负责帐目，直到他“独立”为止，我才撤出“殖民地”。
大队的兼职干部不脱离生产劳动，干“公务”由大队记工分，秋后再和生产队算帐。大队没事可做的时候，你就回生产队劳动，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的“级别”高了，“地位”却下降了，“声誉”则与日俱增。
60年代的团员是很受人尊重的，可以用“形象高大”来概括，决不夸张。你是团员，用人的部门或单位就高看一眼，同等条件下就优先录用你。换言之，团员是一种荣誉与资格，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那时候，没有一个青年不要求进步的，要求入团的申请随时交给你。每天里都有青年要求和你谈话，许多家长也加入与你的谈话中来。每每这时，我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从来不把他们按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区别对待。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大队的团员由原来的20几名，发展到了近40名。
“谈话”是一项耗时费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各项活动却是易如反掌。
或开会，或活动，只要你通知一两个人就行了，然后一个传一个，保准一个不落地准时到会、到场。用不着你用广播大喊大叫的，那咱也没有广播。开会和义务劳动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不占用劳动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但每个人有一颗火热的心，去燃烧着每一个人。一群青年人在一起，就是一团不息的篝火，燃烧在今晚，照亮的是明天。
那时候我21岁，还没有处对象，也没有心仪的人。屈指算来，16年前还是旧社会，而封建的习俗依然占据庄稼院的心田，人们最厌恶的就是“品行不端”。男女青年可以在一起“共事”，但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控制你那微妙的眼神，否则就会闹出是非来，一辈子都洗不清的“前科”。所以，我和青年谈话都要带上一个男性的支委，在即不受干扰又很公开的场合下进行。是的，好多团支部记就因为不加检点而身败名裂，甚至遗臭万年。
等我到一把的年纪了，闲聊的时候还有人取笑：“那时候，你搞几十个女人都不费吹灰之力，他们都追你……”
“那时农村有几个高中生啊？你又是帅哥……”
团支部的工作很多，这完全是我“自找”的，或者说是团员与青年的热情鼓励着我，推动着我，感染着我。我一边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要给新会计充电，还要把我的主业干好，构成了我“双管齐下”的年代。尽管有些透支，但回顾起来还是值得我慰藉的啊。我无愧我的“雄心勃勃”，那是我当时的心声；我无憾我曾经的“野心勃勃”，那是我一路的足音。我有过辉煌，有过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页，永远为之骄傲。
1 地道的农民（死里逃生）（3）
1地道的农民（死里逃生）（3）
那时的会计靠算盘吃饭，没有计算器之类的工具可用。小学4年级我们就学珠算了，只不过左耳听右耳冒，什么口诀也记不牢。我只能靠自学打算盘，来解燃眉之急，你想，谁有时间掰你手教啊。还好，仅仅半年的时间吧，在全公社的会计堆里，我便跻身于“铁算盘”的行列中。
1965年初夏，我认识了一个走街串巷买“幂差法珠算”的，我和我们大队的9名会计（其中一名是大队会计曲作明）都买了他的。这是一本很薄的油印小册子，1套3本，1元2角1套，至今保存完好。
用幂差法在算盘上做乘除法运算，算盘就成了当今的电脑，计算速度快无比。比如，9999乘9999，用不了半秒钟就可以得出99980001的结果来，只是它的“原理”对于初中生水平的人很难明白，也就不那么好掌握了。那个人走了，我就成了另外八名会计的老师，后来我也是全公社120多名会计的老师了，时常有人向我“请教”，我也不吝赐教。
在算盘上进行加减运算时，常常会遇到小数减大数的情况。例如，算盘上的钱数是58元3角6分，要从132元5角1分中减去它，你就得在算盘的另一端打上132元5角1分，然后计算。倘若你用的是个小算盘，或者被减数的位数很多，那就麻烦了，你就得先把减数写在纸上，接着清空算盘……然后再计算。
经过思考，我悟出了在算盘上可以“小数减大数”的操作，具体的办法如下：
你把58元3角6分，看作是158元3角6分，（以此类推）这样就可以减去132元5角1分，得25元8角5分。25元8角5分，并不是所要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与25元8角5分的和数为100元，那就是75元1角5分。75元1角5分，不用计算了，看看算盘的“空档”就能得出来的，你借的100元，在归回去就是了。到了1966年，这个方法在一个刊物上出现了，叫做“倒刨”，和我的“小数减大数”的原理一模一样。虽然那不是我的专利，但我也为自己骄傲。我骄傲的不仅仅是我也有这个头脑，而是我觉得我12年的寒窗没有白白地付之东流，我还会有更多的思妙想。
1965年8月，那是42年前的时光，也许就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我记得它，有两个人更会记得。这比我“小数减大数”，更值得骄傲与欣慰啊。
那年盛暑阴云，暴雨连连，一夜间辽河洪水四溢，辽河滩所有的旧河道都灌满了水。那天我趁中午休息，去还没有淹没的套堤上打柴禾。突然，我发现一老一小要淌过那条旧河道，心里不禁一缩。
那旧河道看上去很窄，但却很陡，滑下去很危险。我边喊他们祖孙俩不要下河，边向他们跑去。还没等我跑到他们跟前，危险就发生了。
那老人背着孙子已经走进水里了，脚下一滑，只露出两个脑袋……
还好，我晚来一步，或者我跑慢一步，就够不到老人的那只胳膊了，两个人就会被水冲走！幸好那孩子也死死地搂住爷爷的腰，才被我一起拉上岸来，但孩子已经喝了几口“老汤”。
他们下水的地方有一条明晃晃的小路，没有水的时候人们都从那里往北走。人走多了，路也“光滑”宽敞，就被祖孙俩认为是一条没有危险的路，就准备从这里去辽河北……他们是外地人，怎么会晓得暗藏的“杀机”啊！
老人一个劲地谢我救命之恩，我没有说什么，带他们走另一条路，淌了三道平缓的水沟，一直送他们到辽河渡口。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尽管一个劲的追问，但他们告诉我祖孙俩是法库县苗家沟的。
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三道水沟变宽了，水也深了，我是游泳过来的。
我的水性很好，小时候即使下雨也要去游泳。老师禁止野浴，对于我只当成默默的鼓励与提醒我去游泳。母亲也不那么管我，父亲根本不过问，那时我家的周围处处是水，怎么管我？
说实话，救人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想，更没想起雷锋，只觉得那是人命。
1958年我家在郭家沤麻坑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初中，我曾经一个人去辽河“野浴”。游到河中央时，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呼吸急促，心里很紧张。我也想到了会淹死，会……。可我不想往回游，害怕一转身就是去了方向，不知道会游到哪里，那样会更糟糕了。我改变仰泳的姿势后，呼吸得到了缓解，游到了对岸。休息了好半天，我才慢慢地往回游。我所以坚持过来，就觉得自己死了妈妈会很伤心的，因为我见过那撕心裂肺的场面，就这么简单，活过来了。那天，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我也想有人来救我才好……
这个回忆是我等他们祖孙俩上船了才想起的。现在我还记得，那个五六岁的孩子吓得哭都不敢了，双手始终没有松开爷爷的衣领，真是可怜啊。
柴禾既然没有打成，就有愧于母亲那顿午饭，我是下班后没有吃饭就出来打柴禾的。经过这么一番惊险，我比平时多吃了两碗饭，却两手空空的回家了。母亲也觉得有些怪，但没有问我缘由，我也没有说那事，怕她为我担心。因为那次“辽河惊魂”被母亲知道了，是邻居看见我在辽河里挣扎了，告诉母亲好好地管教管教我。
但是，有些事不是母亲能管教得了我的。
也是1965年，正当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一股不祥的政治风浪向我袭来。
在一次全大队团员青年的大会上，我带领大家学习了辽宁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以此来增强我们的政治觉悟。这篇文章报道的是北京“三家邨”的内容，读罢，我还做了心得发言。大体是号召大家提高政治敏锐性，关注“文化斗争”的新动向。“文化斗争”是我的提法，不是很准确，但大家都能理解。也许是我过于敏锐了吧，反正我闻到了异常的味道，那是那年的夏秋之交吧。
到了1966年，“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掀起。没有多久，这场亘古未闻的政治大混战便正式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一时间，“大毒草”、“黑五类”、“走资派”……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天下，令人窒息。
随之，“重在政治表现”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我闻到了自己将被屠戮的血腥味。取而代之的则是“红卫兵”、“革命派”、“造反派”，继而，所有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便冲出校门、闯进社会、占领各个领域，像天兵天将一样所向披靡！
从此，死里逃生的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966年7月末，那是农闲季节，我却没有闲心享受清闲。如火如荼的政治气候和七月流火的季节灼热在一起，人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匆忙忙。有的是忙于火上浇油，烧毁整个旧世界。有的是希望有人“釜底抽薪”，回到恬静的氛围中，创建一个新世界。愿望，往往是美好的，结果常常是背道而驰，一个高低悬殊的落差，摔得你失魂落魄七窍流血。
那是一天晚上8点多钟，太阳已经落山了，晚霞也淡淡地隐去，西天边只剩那么一抹鱼肚白。整个天空显得苍白无力，星星都不眨一下眼，安详地睡了，连一点梦幻都做不出来似的沉寂。
新上任的大队党支部记李秀清，也就是我们8队原来的队长，在7队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我是团支部的第一“领导”，开会的事却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是我看到许多人朝7队走去才知道的。开什么会？多数人都明白了，只有少数团员还在梦中。
“不会撤职吧，他干得多好啊！”人们在议论着，还在说梦话，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我很清醒，撤我的职易如反掌，就像打到一个牛鬼蛇神那样，何况我具备许多牛鬼蛇神没有的“特征”啊！
家庭成份、社会关系，那是臭名昭著的老字号，新开张的招牌——走资派！
前不久，父亲被专政了。他是校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过伪警察（仅仅7天）、国兵……只戴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怎么能让走资派的子弟领导贫下中农的后代啊！
李记严肃而又郑重地宣布撤销我的“官职”，会议就在一分钟后结束了，就好比一颗流星闪过用掉那一瞬间。
还好，撤职已永远不可挽回，但他没有宣布开除我的团籍。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从那时起，团员的真正作用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直到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也许就是“文革”的功绩，人们不会忘记。
从加入共青团到被罢官，自我陶醉的灿烂时刻，最恰当的四个字当属“昙花一现”了，也可以用“南柯一梦”来描述。霎时间，我从农村中的第四等人跌落到第九等人，与四类份子属于同一类人。我没有什么怨恨，更不能怪李记对我无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古有之，古为今用。
每年里，我们九等人冬去春来，扶着犁把，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熬稠了岁月，磨碎了光阴，集聚了年轮；脸色如黝黑的土地，皱纹似纵横的田垄……锲而不舍地，年复一年地种下希冀，收获着艰辛……
或许年轻就是快乐的音符吧，于是，酸甜苦辣也就成了我们成长的节奏。熬稠了岁月，结晶出一派无所不能体魄；磨碎了光阴，使我的思维更加细腻；集聚了年轮，懂得了固步自封是突破的障碍……
我不再想团支部记的事了，何苦白日重温噩梦呢，何必自寻烦恼啊？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像样的农民，别叫人家瞧不起你，说你嘴行手不行。因为我在摸爬滚打中，具有相当优越的体力，做事有了严密的思考，只要我想做到的就没有任何的阻碍拦住我。我，终于赢得“是把好手”的赞誉。
铲地割地，我不再“打狼了”，都是第一个到头，活计干得干净利落。等我割好了几捆柴禾，大队人马才到地头，都羡慕我这把“好手”。
拔麦子他们都是事先“打要”费时费力，我是“手出要”，一边拔麦子一边随时“打要”省时省工。这个“先进程序”没有人会，我是听老农民讲旧社会抗活的有人会这个手法，我自己硬是悟出来的。这是个技巧，就像在单杠上做某个高难动作那样，谁都能看明白，但轮到你就做不出来一样的。
割高粱的时候，人们习惯把镰刀放到地上再去“捆要”。有时候一着急，捆完了高粱又找不到镰刀了，常常闹出笑话来，能不耽误干活嘛。我捆高粱时，镰刀从不离手，捆得即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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