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故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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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亚通今年七十七岁，贵州独山县人，是当年韩国军事情报部队华人特别分队的队长。战争过后罗亚通曾在小学里当过30年的教师。从学校退休后他又到一家中文报社打工。晚年的罗亚通在华人圈里是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人们都知道他是位参过战的老兵，但人们却很少知道，他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军官。那个时候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是相当光荣的事情。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热血沸腾地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潮流中。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们高唱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1951年，23岁的罗亚通风华正茂，那时他已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179师直属炮兵营的青年军官。刚到朝鲜时面对美军的优良装备，许多年轻的中国军人并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
罗亚通回忆道：
“解放军要送饭呀，你煮好了饭要到前线送饭给他们吃。回来呀，碰见两个老美了。这两老伙，他们没有枪啊，就拿那个扁挑，挑东西的那个扁挑就往美国人那里挺。美国人一看，我的妈呀，怎么中国发明了扁的这个武器，挑东西的那个东西不是武器呀。他拿在手上好象枪一样往美国人那里跑。美国人举手投降了。拿着扁挑俘虏了两个老美。”
1951年春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第五阶段战役。但是由于志愿军的战线过长，装备和补给又严重不足，美军在空中和陆地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发动了全面反攻。
“我们被包围了。包围以后我们还想着怎么样突围出去。和他们也是打了，可是我们伤亡惨重。我们是炮兵教员，只能带支步枪，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我们就是保护自己而已。要是我们是指挥官还可以呀。我们炮兵教员跟着部队就是自己保护自己而已，保护我们炮兵就可以了。我们没有作战的能力，被人家包围后就被俘虏了。没有办法，我们是牺牲很大啊。”
这次战役共损失了80000多名志愿军，其中5000多人被俘。这是中国志愿军自开战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罗亚通也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被韩国军队俘虏。罗亚通在解放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而审问他的许多韩国军事情报机关的高级军官都曾经在黄埔军校留过学。他们没有把罗亚通送进战俘营，而是劝他留在韩国军队。


第四部分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2）

1951年冬天，罗亚通脱下志愿军军服加入了韩国军队。罗亚通毕业于国民党的黄埔军校，他对自己在解放军中的政治前途本来就忧心忡忡。被俘后他打算另谋生路。1952年韩国军事情报部队让他筹建一支由韩国华人组成的特别分队，派到朝鲜做情报。因为他们做情报比较方便。
“我们会说中国话。我们碰到中国军队，就说是会讲中国话的韩国（北朝鲜）人。碰到北朝鲜的军队，我们就说是志愿军。北朝鲜军队就不会查我们了。那时中国志愿军帮助被朝鲜打仗。韩国人就利用这一点。”
至今罗亚通还与当年幸存的战友保持着联系。他们常常约定在汉江江边见面。汉江是韩国的母亲河。在战争时期，这条全长1300里的河流曾经是交战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人们休闲的场所。
七十三岁的王竹三是当年罗亚通的战友之一。他是当年第一批报名参加部队的华人，也是战后幸存并且健在的队员之一。他参加部队的初衷与罗亚通不同。朝鲜战争开始后，韩国华人对北朝鲜军队十分畏惧。“在那个时候人民军到韩国来，做了一些不怎么好的事，他们抓老百姓去干活，还不给饭吃，对我们华侨也是如此。他不管你是华侨，韩国人。战争嘛，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很多都被杀了。后来我们都撤退到釜山，大家自动组织起来，打的口号是援助韩国，保护华侨。”
罗亚通已经和王竹三已经有五六年没见面了。至今，罗亚通仍然对王竹三当年在军队的表现赞赏有加。
“他是过去在我们部队，韩国人叫分队长。就是中国叫排长，这是第二排的排长。这个人精明强干，虽然个子不大，但是动作特别快。在军队里面他是考第一的。作战各方面训练各方面特别有经验。”其实据罗亚通讲，在队里像王竹三这样能干的队员是非常多的，但最终能像他们这样幸运的毕竟寥寥无几。战争的残酷使他们都逃避不了成为炮灰的命运。
1952年1月，这支由110个华人组成的韩国军事情报部队HId。SC华人分队先在釜山进行秘密封闭训练，随后由美国空军将他们空投到交战区。
“大家都站起来一个跟一个。只要到门边，到地方红灯亮了，美国人就打我们的腿说go，就把我们推下去，你不下去也把你推下去。美国人做情报有时候他不管你死活呀。要派的时候就是派飞机把你降下去。你死就死活就活，拿人命不当回事啊。跳伞的人很多没有回来，十分之九啊，没几个回来的。只回来两三个。两三个就是运气好吧，没被人家抓住或者没摔死。有时候伞打不开就摔死了，有的挂在树上。飞机飞过去，人家听到这个声音，人家也知道这种飞机晚上去啊，一听到这个飞机啊人民军就出来了。有时候你刚落地，人家就把你抓了。能够落下来，把降落伞收拾好跑上山或者到哪去，能够跑掉就万幸了。”
当时北朝鲜的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韩国派遣的军事情报部队进行了严密的防范。因此特别分队的每次行动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停战和谈是1953年7月27日签的字。我们最后一次工作啊就是15号啊，派我率领30个人到北朝鲜的盖马高原甲山打游击。我们进去后走了五天被人民军发现了。发现以后就被包围了。我们大致有中国队员三个，韩国人（负责）电台的两个，加上我，六个人冲出来找了条船。人民军发现后拉了一门炮来打。有一发炮弹落在我们的船的附近，船差点翻了。我们使劲地往南逃，逃了一天一夜，遇上了美国的军舰。30个人只有6个人回来。”
当时许多队员潜入到北朝鲜后就失去了消息。他们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朝鲜战争中有40余万韩国军人阵亡。这其中包括100多名华人。罗亚通常常心酸地讲：“两年多，我们从陆地、海上、空中失踪和战死的华侨超过了100人。110个华人最后只生还了10名队员呀。特别惨。战争让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每一个家庭都经受了战争的苦难。我这个队长感觉对不起队员，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华侨！”


第四部分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3）

金亭义，就是当年特别分队的失踪的队员之一。1952年3月在一次行动中金亭义和10名队友被空投到北朝鲜，执行秘密任务。从此家人就没有了他的音讯。金亭义的弟弟金亭智说：“要是能知道他怎么了，是打仗打死了或怎么的。总是得有个消息。这什么消息也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更让人难过。过年过节都来了，儿女都来了，就二哥没有。所以过年的时候人家都吃，我母亲不大吃饭，就想二郎想的。”金亭义的母亲是韩国人。老人直到去世仍旧相信儿子还活着，嘱咐家人一定要到北朝鲜寻找失踪的儿子。
金亭智说起二哥加入韩国军队的原因非常简单：“韩国好像是我们家一样，觉得是跟中国一样的。所以比如这个有人损害的话，就是我也得保护这个家一样。因为在这里住的关系。”朴素的话语中透露着他们对韩国深深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感。但这个用他们的生命换来和平的国家却对他们的牺牲无动于衷。
韩国是一个不会忘记战争的国家，战争的伤痕至今仍旧深藏在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但所有的韩国人似乎都只记得他们的人民所受到过的苦难、他们的战士所作出的牺牲。没人会注意到还有一百多位华人同他们一样，为了和平而付出的昂贵代价，更没人会注意到幸存至今的当年的华人士兵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汉城龙山地区韩国陆军总部的旧址现在是韩国战争纪念馆。这里陈列着朝鲜战争中9500多件战争遗物。这里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回忆，因为他们不愿忘记。罗亚通和王竹三常常来到战争纪念馆。在纪念馆一侧的石碑上记录着朝鲜战争中韩国所有参战阵亡者的名字。他们在这里寻找着战友的姓名。
“就是我们看到韩国留的文件，各地都有了，就是缺少我们华侨。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们当时是一腔热血帮助韩国打仗，结果韩国把我们忘掉了。所以我们觉得不平。我们给你们出力，我们牺牲超过100人，我们失踪和作战死的超过100人。现在我们怎么样，（阵亡记录）一个也没有。所以怎么样，韩国对我们太那个了。感觉好像我们出的力，流的血都有点白费了。白死了。”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hid。sc华人特别分队战死或失踪的队员超过100人。幸存下来的10名队员被韩国政府授予保国勋章。但是韩国政府认为这些华人不是韩国人，因此不能享受退役军人的待遇。罗亚通常常因为这件事而内心充满了不安：“因为这个部队我上面有个负责人以外，我就是第二把手了，我就是队长了。管理作战，管理情报的都是我。可是后来我们战死、失踪这么多人。我这个队长的责任很重大。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家庭，对不起华侨。所以现在我感觉很内疚。如果我能够争取，韩国对我总有一天对我有交待的话，好像我这个责任就减轻了。不想白白叫他们孩子去牺牲了。”
金亭智的二哥金亭义在执行任务中失踪。他觉得在战争阵亡者的名录上应该有哥哥的名字。他说他们全家并不是为了政府能赔偿什么，只要是能知道二哥怎样死的，给个纪念留个碑，算是给后代留下了点什么。
金育安是特别分队队员幸存者金圣亭的儿子。他让我们看了他父亲留下来的勋章和照片并告诉我们，他父亲对自己曾经的军队经历特别重视，战争结束后父亲自谋生路开了一家餐馆，他经商成功后一直念念不忘那段战争的经历，即使是照全家福也不忘记戴他的勋章。
“这些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勋章，一直保存着。这个勋章属于是鸽子嘛，有鸽子嘛表示守护和平，以和平命名的勋章。像这个勋章是6。25参战的所有旅韩华侨都有的保国勋章。像这也是6。25参战以后，韩国政府给我父亲的，比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奖章要高一等。这个奖章后面有一个字据，字据它写的是保国表彰，是曾经参加韩战的军人。我们这些都是国防部都有他的记录，他的资料全在。这些都是他特别爱惜的东西。这是他亲身经历得到的一张纸张而已。这张几乎更惨，抛弃了中华民国国籍才得到的。不说了。为了让韩国政府承认华人参战的历史，获得应有的荣誉，他放弃了中国国籍，换取了政府颁发的勋章和参战证书，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2002年金圣亭因病去世，金育安一直在为这段华人参战的历史四处奔波，这也是父亲的遗愿：“对我爸爸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参战的同志们一点痕迹都没有。如果过了这几十年以后，所谓这实际的历史可能被慢慢的被淡忘掉。目前我积极想要做的工作是为了这些当事者，就跟韩国政府要求是，能得到一个精神上的补偿或者精神上的一个荣誉。然后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给他们树个碑，把当时所参战的人的名字一一列上，做个记录。以后希望我们住这儿的华侨们，也能知道一下当时6。25参战的还有华侨。”



第四部分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4）

战争过去了半个世纪。幸存者的心里想得已经不再是侥幸活下来的欣慰，他们反思更多的是这个特殊华人群体在战争中的生命价值。
最近韩国国会正准备通过一项赔偿法，对在战争中执行特别任务的军人进行补偿，罗亚通他们就抓紧时间向各个部门反映情况。2002年情报局接收了他们的资料，今年年初一月份情报局说能发给他们医疗补偿金，并收到情报局寄给他们的医疗补偿金申请表格。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罗亚通他们填完表，交了所需资料，现在情报局突然又说不能接受了。据说是因为现在有关特殊任务执行者的事情已交给了国防部管。他们说这事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
罗亚通为此还去拜会韩国民间团体，也就是曾经参战过6。25韩战的那些老兵们，跟他们商讨一下有关于后勤的问题，就是参战同志们的所谓的补偿或者一些待遇的问题。他们准备通过hid帮助他们搜集资料，提一些资料的问题，然后由hid直接跟国防部联系。hid是韩国军事特别情报部队的缩写代号，在韩战期间，这支部队主要在北朝鲜和志愿军阵地活动，因此伤亡失踪的人员很多。战争结束后，这个协会专门为参战者提供帮助。但hid的基本要求是那些曾经参战的队友加入他们的会员，缴了会费，他们才会一点点帮会员们整理。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为了让死去和幸存的队员得到应有的补偿，罗亚通执行着他一生中最后的任务。韩战结束后罗亚通无法回到大陆，也没有选择去台湾。1964年他在这里娶了一位韩国妻子生下一儿一女。罗亚通最开心的事就是远嫁到印尼的女儿带着他特别疼爱的两个外孙女来看望他。
比起那些阵亡的战友，能够尽享天伦之乐的罗亚通觉得无论如何他是幸运的。战争使无数家庭破裂，也使这些华人队员与祖国大陆骨肉分离。在战后的岁月里罗亚通每年都会到国军公墓悼念战友。但是在他心中这里并不是最后的归宿。
“每年我们都来祭祀。现在我们年纪老了。我们中国有句话叫落叶归根，还是自己想回家了。可是我到现在70多岁没回过家没祭祀他们（亲人）。总想回家去看一看。不管怎么样中国现在也进步了。各方面。始终是我们的国家。所以到现在我还计划回去看一看。我们中国月是故乡圆。现在我们家里面还有哥哥，还有侄子，还有侄女。所以每次来祭祀他们，别人感觉比较那个，我还有一种怀念家乡的思想。我想这个计划总能实现吧。在三年五年以内我想我总要回去一次看看。人老了总会有想回家的心理。我想人民政府也进步了。过去虽然我们犯了错误。现在年限久了就能既往不咎了吧。现在国民党上将大将都回去了，何况我这个小小的人物。我想没什么问题。我想总有一天。每年我都有这种感想。我的处境和四郎探母一样：一曲坐宫难忘，悠然百丈丝长，三十年禁锢属荒唐。四郎心事苦谁尝。十五载截成了寸寸柔肠。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这就是那群参战的韩国华人真实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同。但他们是值得记住的一代人。
注：6·25韩战，又称作‘朝韩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6月27日美国等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出兵干涉。9月15日美军舰队仁川登陆，并越过“三八线”北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朝。半年以后，双方军事力量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对峙。随着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告结束。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1）

1894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活动电影机，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拍电影的人和看电影的人。也是从那时起，这些人的命运都因为电影，而发生着或喜或悲，或起或落的变化。时空斗转星移，岁月匆匆流逝，在电影世界里，多少颗明星跃然升起，又有多少黯然坠落，今天的人们早已不得而知。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许许多多电影人为梦想而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