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故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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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说，没有问题。反正我们都不说了，你自己决定，就这样吧！听他这么一说，我倒觉得这个人更是我可以信赖的人。然后我就作出决定说，那好吧，我跟你去大使馆。”
在瑞典的韩国大使馆登记结婚后，焦志敏和安宰亨飞抵汉城，等待着他们的是盛大的欢迎队伍。韩国体育部长亲自出来迎接他们。昔日球场上的对手，那些韩国的乒坛精英们更是倾巢而出，热情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媳妇。此时的焦志敏心情特别激动，她用刚刚学会的一句韩国话说：大家给予我们俩这么大的支持，非常感谢！应广大民众的要求，韩国体育部为焦志敏和安宰亨在汉城奥林匹克公园举行了三天公开而隆重的传统婚礼，一时间汉城可谓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有人曾开玩笑说，不知道焦志敏和安宰亨的人，一定是刚从北面过来的间谍。
结婚后，焦志敏和安宰亨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秉勋。秉勋从小喜爱高尔夫球运动，现在已经成为韩国很有实力的少年高尔夫球选手。每次观看儿子的比赛，这两名曾经风光无限的体育明星马上变成了一对最平凡的父母。
自从在自己的颠峰时期选择退役后，焦志敏十多年来一直刻意远离乒坛。同期的中国女子乒乓球名将何智丽因为世乒赛的让球风波几度成为新闻焦点，而同样因为让球失去了奥运冠军的焦志敏却选择了沉默。在儿子比赛的高尔夫球场上，焦志敏终于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是她第一次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细述当年。
1988年，乒乓球第一次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时排名世界女子单打第一的焦志敏被认为是最具备夺冠实力的运动员。然而在争夺决赛权的比赛之前，她却被通知要让球给另一名中国队员。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打假球是剥夺了运动员的基本权利，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去年大陆一篇报道引用某位中国体育官员的话，称赞焦志敏当年让球是发扬了集体主义精神，似乎要立她为顾全大局的楷模。对此，焦志敏不以为然。
离开乒乓球的焦志敏开始涉足商场，在韩国展开自己全新的事业。经过十年的磨砺，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当初运动员的稚嫩，拥有一派商业女性的风范。目前，焦志敏是一家信息服务公司的老板，她正计划把韩国的手机增殖服务业务引进到中国。
韩国著名企业SK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到焦志敏的时候对她赞赏有加：“一般人认为运动员只擅长于运动，可能对做生意不是很在行。但我的想法恰恰相反。焦志敏对中国很了解，而且又在韩国生活了13年，对韩国也很了解。作为世界级的选手，她应该也很聪明。我跟她见了几次面，进行了交流，发现她对生意的悟性同对运动的悟性一样好。所以我觉得跟焦志敏一起做中韩之间的生意会有比较好的前景。这样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会继续合作下去。”
除了生意方面的悟性外，焦志敏还不乏艺术方面的天赋。初到韩国后，她受韩国国家电视台的邀请出演了一部150集的长篇情景剧《媳妇三国志》，饰演一名性格倔强的中国媳妇。焦志敏对那长达8个月的拍摄经历感到记忆深刻。在安宰亨的大力鼓励下，她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导演交待的任务。虽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触电”，却也在韩国观众中颇受好评。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为数众多的中国大陆运动员出国寻求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批乒乓球国手们，出国后形成了实力强大的“海外兵团”，代表各自所在国家与昔日的亲密队友在赛场上激烈搏杀。而像焦志敏这样在出国后彻底放弃原来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的人并不多见。尽管退役后的焦志敏一直刻意回避着乒乓球运动，这个小球似乎并没有停止给她带来困扰。安宰亨现在是汉城体育大学的乒乓球教授，还两次被聘请为韩国国家男子乒乓球队的主教练。正因为如此，就曾经有大陆报纸指责焦志敏是韩国队的“间谍”，为安宰亨提供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情报。
当然，对于焦志敏来说，乒乓球带来的所有欢乐和苦恼都已经不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这里—韩国的汉城，她的避风港，她的幸运地，还有她人生与事业的新起。


第三部分塔坝——恒河三角洲的中国城（1）

在印度，第一大都会加尔各答是一个充满神奇传说、异域色彩纷呈的地方。加尔各答位于恒河三角洲胡格利河以东，靠近蓝色的孟加拉湾，人口超过1000万。尽管圣洁的恒河流到入海口已经堆满了污垢，但在印度人的眼中，这里仍然是一片能产生奇迹和财富的地方。加尔各答是个相对年轻的城市，300多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69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建立起贸易点，从此加尔各答在欧洲人对印巴次大陆的殖民史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1858～1912年期间成为“英属印度”的首府。在上个世纪初，加尔各答成长为与上海齐名的亚洲商业中心。加尔各答也是印度最国际化的城市，聚居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和侨民，这其中就包括了印度最大的华人组群。他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叫塔坝，是加尔各答70多个卫星镇中的一个，总面积大约10平方公里。
中国人移民印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叶，据考证，最早的一个人来自广东省。清朝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移民印度的高峰期，在此期间许多人从广东梅县和湖北天门陆续漂洋过海来到印度，其中许多在加尔各答落脚。在华人移民最多的时候，全印度大约有华人5万人。但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大批华人在印度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转而移居他国，使得印度华人总数逐渐减少到目前的大约几千人，其中许多都生活在塔坝这个印度唯一的中国城中。
从外观上看，塔坝就像一个中国南方的小镇，随处可见贴着“福”字的红漆大门和高悬的大红灯笼。春节时分，印度唯一的汉语学校培梅中学的操场就是华人聚会的地方，热闹的气氛绝对不亚于中国乡间的庙会。平时在塔坝常住的华人有大约1000多人，但每逢春节前夕从海外回来过年团圆的能超过万人。塔坝华人99％是广东梅县客家人的后裔。由于印度的水牛皮资源丰富，最早的客家人从家乡带来了中国传统的皮革加工手艺，办起了许多皮革作坊，使塔坝从一片荒凉的沼泽地逐渐发展成一个靠皮革业维系生计的小镇。前后四代华人在这里安居乐业，用100年的时间把塔坝变为全印度的皮革业中心。目前这里每天加工处理的皮革数量仍占全印度加工量的的五分之一。
叶启炎是一位在塔坝出生的华人。他继承了父亲留给他的皮革工厂，生意规模在当地颇有名气。他介绍说，我们这里的厂房都跟住宅连在一起。进入华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后，外来的人往往会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还有硫酸的味道，那就是皮革厂的废水气味，不过长期住在这里的华人已经习惯这种味道了。现在皮革生意不好做了，以前最鼎盛时期这一带有250家皮革工厂，现在还剩下100多家，许多以前的皮革工厂都改成了中餐馆。在这种环境中把餐馆开起来是不是令人很奇怪？我都感到奇怪，他们印度人为什么会跑到这边来下馆子。有些客人进到这个地方觉得很臭，一下车就马上冲进餐厅里面去。
塔坝的华人工厂和住宅每家都有一道大铁门，而且还聘请了保安负责晚上的警卫工作，可谓壁垒森严。问其原因，当地华人说是为了安全和防盗。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但自己家人与财产的安全却始终是第一位的考虑。把大铁门一关上，就好像在城堡中，就像客家人以前那种围屋。也许是由于历史背景和乡土文化传统的原因，他们不愿意走出自己的生活领域，而是宁愿在这样一个外人看来非常难受的环境里住在一起。在和当地人打交道时似乎也奉行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中国古训，来往不多。因此在印度人眼里，这些聚居华人总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以前印度人甚至不感晚上来塔坝，说怕进去了出不来，现在的情况已经好多了。
在华人区的边缘上有一条水沟，这是华人聚居区同印度人聚居区的自然分界线。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古老民族的人群终于找到了共同点，能够友好相处。华人的温良恭俭让与印度人的乐观通达使他们最终都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建立起共处共生的关系。在塔坝，华人吃的蔬菜要靠当地的印度人种植，而种蔬菜的种子则是由华人提供的。印度妇女们在卖菜时甚至会用客家话讲价钱。让塔坝华人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的信用。他们自称这个信用比信用卡的金卡还好用。在这里，如果华人到印度人开的电器商店买比较贵的东西，而身上又没有带够钱，店主人会毫不犹豫地说，拿去吧，改天再给钱，中国人我肯定能相信。


第三部分塔坝——恒河三角洲的中国城（2）

谢应兴是塔坝中华食街上“碧宝思”餐馆的老板，以前他也是一个皮革工厂的老板。与这里大多数华人不同，他出生在广东梅县，6岁时由母亲带着从香港乘船到了印度。他与牛皮打了几十年交道，自家开办的皮革工厂在1986年前后达到黄金时期，生意很火。但是后来地方政府加强了管理，对污染严重的皮革企业和华人的违章建筑物进行清理整顿。几年前当局要求华人把所有的皮革工厂都迁走，祖传的行业受到了冲击，许多人无法负担搬迁的经济包袱，纷纷变卖家产，移民海外。留下来的许多华人改行做餐馆，于是造就了塔坝有名的中华食街。在这条不长的街道上，人们可以看到“广东酒家”、“金陵饭庄”和“北京饭店”的招牌。
“碧宝思”餐馆刚刚开业不久，三楼还在施工，谢应兴对的生意前景并没有很大把握。但他认为，当代的印度人都很欢迎正宗的中国菜，虽然眼下印度的经济情况还不太好，但将来会有改善，餐馆应该有前途。谢应兴每个星期都要和太太一起亲自去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批发市场采购。他说，因为自己是新入行，所以非常艰难。不单是钱，还有精神上，精力上都压在一个事业上了。从前都是太太去市场买菜，但现在开餐厅了就要慢慢学起来，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马虎，最好是自己干。每一件事都要自己经历过，干一段时间后再看有没有可靠的人能当个帮手。谢应兴把自己的餐厅称为他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拼搏。他说，“如果失败就完蛋了。我已经50多岁了，还有什么时间？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份感情，在这里住了差不多50年了，所以不想一下子离开。假如我的儿子能跟我留下来就太好了，将来这里应该是很好的地方。”
塔坝小镇上有一家全印度唯一的中文报馆，出版《印度商报》。这张由塔坝华人联合创办的报纸诞生在1969年。报馆现任的负责人叫陈其蕊，他手下还有几个合作了许多年的好同事。报馆的工作人员不多，但报纸每天按时出版，发行量有几百份，而且多年来它始终保持着手工抄写的传统，这在资讯发达的21世纪更加显得与众不同。报纸的内容不仅包括重要的国际新闻和有关中国的时讯，而且包括华人社区婚丧嫁娶的消息。有时，编辑们也会把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广播的消息和互联网络上的信息也刊登出来。几十年来，塔坝的华人已经习惯于在每天清晨收到这份传承着自己的历史和对文字的小报。但是近年来报纸的订户越来越少了。老一辈的华人中懂中文的很多，会讲英语和印地语的很少，所以他们离不开《印度商报》。现在，整个华人社区中懂中文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报纸的份数也日见萎缩。抚今追昔，陈其蕊非常感叹：“报馆前一任社长移民到外国去了，也不再做这个工作了，他享清福去了，只有我还在这里。我觉得担子很重。我们在受苦，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方。我年纪大了，小孩子他也不太长进，他的工作连自己都解决不了。所以我还是要继续挑这付重担。不过我还是希望能走到柳暗花明的另一个地方。”
陈其蕊的老伴认为，做报纸有助于老爷子的健康。她说，这样可以锻炼他的脑筋。很多老人家有老年痴呆症，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用脑，整天坐下来无所事事。那么他就不同了，天天用他的脑筋，用他的眼神，发挥作用了，就不会那个样子，身体就比较好一点。陈其蕊并不同意老伴的说法：她们的想法是这样，不过我们的想法不是。我们是想维持中华的文化，让它在海外传承下去。当然，他并不否认，没准儿以后这张中文报纸会停刊：我们这一代华人还可以看中文报纸，我们的孩子们就不看了，他们读英文，看英文报纸。在老伴眼中，陈其蕊老人努力维持的报纸，只是帮他排解晚年孤独的一个消遣。报社已经多年没有年轻人愿意加入了，陈其蕊无力改变这些。不管《印度商报》的前途如何，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凭借对祖国文化的执著，守住心中最后的信念，一直坚持到到自己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天。
塔坝最热闹的时候同中国一样，都是每年的农历腊月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过春节时，塔坝家家户户都要按照传统习俗来布置，还要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焚烧红黑两色的所谓“天地衣帽”。叶启炎说，中国人总是说不要忘祖，就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地上，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天神地神，但总有一种感恩的心。一年过完了，要感谢他们给我们丰衣足食。这里的华人对宗族还是很怀念的。春天的时候，大家所有宗族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祭拜祖先，然后还有会餐，联络大家的感情。国内现在应该都没有这些了。有一次我回国到梅州农村去，当地人发现我们比他们更保守传统。传统有它自己的价值，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一直传下来，一定有它的优点。
叶启炎的两个女儿是在塔坝长大的，她们已经在加拿大有了工作。春节期间她们都请假回到印度和家人一起过年。对于她们来说，塔坝这边就是自己的家乡，而中国大陆那边则是祖先留下来的文明。这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情感在看体育比赛时体现得最鲜明：“如果是印度和中国比什么项目，我们都是帮中国；可是如果印度跟别的地方比赛，那当然是帮印度啊！”她们表示，不仅她们非常热爱中国文化，还要让自己的下一代继续保持中国人的传统，使他们在这个急速变化的大千世界上永远展现华人的特色。



第三部分江湖往事——金边访陈启礼（1）

“教父”，江湖上的风云人物。当《教父》这部电影风靡全球的时候，“教父”这个词就成了义气的代名词。它代表着刚烈，强硬，血腥，不怕死，敢打敢拼……亦正亦邪。一月是柬埔寨的旱季，尽管这是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季节，但这时气温仍然高达三十多度。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我们就拜访了这样一位台湾江湖道上的风云人物。
陈启礼，被称为台湾黑道的“教父”。60年代年仅17岁的他统一了竹联帮，成为总堂主，在以后的几年间，他把竹联帮迅速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帮派组织，把触角深入到台湾几乎所有领域，甚至在全球各地都有势力。竹联帮涉及很多台湾的大案要案，政府指幕后主脑是陈启礼。80年代他制造的“江南命案”更是震惊世界，现时他仍被台湾政府以“竹联帮精神领袖”的罪名通缉。
从绚烂到平淡
江湖老大的故事总是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