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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难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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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
“你对我就像兄长。”
“我们是一家人了？”他问。
“甚至更亲。”
“我想知道你到底怎么了，玛吉！”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我想我现在一定还没察觉。”
“你没事吧，玛吉？我是说你的身体。”
“我整天与你在一起，吉多。如果我有事，你怎么不知道？”
他双臂交叉在胸前，满脸怒气，一副要吵架的样子。带着指责的口吻，他说：“你母亲星期天早上来的，现在应该还在你家吧？”
“妈妈的来访对我们来说太好了。你母亲不也飞来陪你了吗？”
吉多整个人突然变得僵硬起来，我显然伤害了他，是我对他的忽略伤害了他，因为我故意把话说得像两家人。
他又开了口：“是四频道新闻台的莱姆·法林顿周六晚在西奈医院追踪一起汽车肇事后逃逸的线索，他看见麦克把你送进了急诊室。”
“所以他马上给你打了电话，告诉你这条头条新闻？”
“他很为你担心。他说看见了好多血，还听见你在哭喊。”
“他是想知道那里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我说。
“真的有事吗？玛吉？”吉多打断了我。
我啜了一口啤酒，却哽咽着几乎吞不下去。吉多伸过手来抓住我的手，我却把手缩了回来。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时我丧失了镇静，感情就会如洪水一般一发而不可收拾。
星期六傍晚时分，整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分成了两半：了解内情的和不了解内情的。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他们是麦克、孩子们以及我的父母。
我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咽下那口酒。我的目光越过吉多的肩头，说道：“我们忘了要米丹的签名，得回去一趟。”
“玛吉？”
“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拍一点他的小屋作为背景。”我迅速站起来，“你准备好了吗？”
“既然你已经好了……”吉多不再看我，我想他是忍着才没哭出来。他把钱扔在桌上，站起身来帮我把椅子拉开，就像我突然问变得娇贵起来，需要人帮助似的。
米丹已经离开了我们一起吃饭的地方，我很庆幸他已经走了，因为我其实根本不想再见到他。也许以后想见也说不定，但绝不是这会儿。
我们顺着自行车道往回走。一路上，我和吉多闲扯着些不相干的事情：什么数字胶片的质量啦，剪辑时把35毫米胶片和VHS录像带混用其实很容易啦等等。这些内容表明了我们之间的疏远。不管现在我俩之间距离多近，吉多都无法插手我和麦克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
我们几乎是与污水道并行的。这时，我突然看到了那张曾作为米丹家的门的百威广告牌在河里飘荡。和它连在一起的还有硬纸板、蓖麻树的大叶子等等那些曾作为他家的墙啊、房基啊之类的东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翻卷着流入了大海。
我心中一惊：米丹所谓的“家”就这样消失了。
2
米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曾以河岸为家的惟一证据是一小圈被熏黑了的岩石，那是他曾经生火的地方。我在这地方转了好几圈，想找到点什么能为他的去向提供线索的东西。但是，放眼望去，除了一滩碎石岩屑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
“再见了，神秘先生。开始我们的A计划吧！”吉多有点趾高气扬，仿佛他已经胜了一局，“《孩子杀手》，由玛吉·麦戈温导演。”
我举手示意这轮我认了，其实心里头压根没认输。我朝站在河岸上头的吉多走去，心里想的是：对我而言，包贡才是A计划，不管有没有米丹。我会追查下去的，我会拍出一部更精彩的纪录片。这部片子，以在美国的越南人为主角。
米丹告诉我们的故事并不完整，有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漏掉了；但实际上，这些部分我已经略有所知。我没把这些告诉吉多，而且不到时机成熟时也不打算告诉我的上司兰娜·霍华德。
没有哪个导演在选材时是完全客观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与单纯的个人兴趣之间还是应该有界限的。为了寻找包贡，我已经有些超越界线了。所以，我必须想方设法保证这一切在既不丢面子、又不失职业信誉的前提下进行。我必须尽快弄清楚阮凯到底要干什么。
我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我们和兰娜有个会，最好马上返回电视台去。”
吉多开车，沿着渐渐进入车流高峰的405号公路——常常拥挤不堪的圣地亚哥高速公路行进。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流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在为生活而奔忙，要想生活在好环境中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我想。
在洛杉矾警署干了25年的麦克·弗林特急切地想离开这座城市，甚至于离开任何城市。而我只是受不了洛杉矶和它的高速公路罢了。
我们到达位于伯班克的电视台时已经迟到了。我之所以安排这次会面是想介绍兰娜和阿洛·德尔加多认识。阿洛是一个擅长找人和搜集秘密信息的私家侦探，而且有执照。
我们匆匆忙忙地上楼，路过办公室前厅时顺便取了电影图书馆为我们剪辑好的一盘盒带。这里面的东西统统是从去年一年的头条电视新闻中剪辑出来的。我要这些是想把它作为影片某些部分的背景材料，并想让吉多和兰娜抽时间看看。
“你会讨厌这些东西的。”我一边说，一边把盒带递给吉多。他只是哼了一声。
我还从芬吉——我的红头发的助手那儿拿到了一堆留言，其中大多数与工作有关但并不紧急，可以留着过后再处理。还有五个备忘录，我得看看：女儿要钱买新舞鞋；麦克·弗林特要工作到很晚；妈妈——永远充满精力的人，与一位老校友去了植物园，两个人还要共进午餐；我的前夫斯科蒂留下一个呼机号；最后一个是父亲的。
爸爸从来不会仅仅为了问候我一声而在工作时间打电话来的。而且，那天早上他已经打过电话了。我拨通了他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电话，想知道他目前情况如何。
今年五月份，我们就将为爸爸庆祝他的72岁生日了。妈妈年轻他几岁，两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伯克利那所又大又老的房子里——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总的来说他们都很健康，身体还算硬朗。即便这样，突如其来的电话还是令我有点紧张。而且，我也很想念他们。我怀念生活在旧金山的那段日子，在那儿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我都可以乘地铁很快赶回家。
电话铃响了三声，爸爸的电话留言机讲话了。还是没弄清他为什么打电话来，我只好留了言，挂断了电话。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爸爸会先打电话找妈妈的；找不到她，他会再打给他的弟弟——我的叔叔麦克斯，接下来才是我。想到这些，我觉得心里稍稍好受了一点。
出门的时候，我告诉芬吉继续和爸爸联系，一旦联系上了就把电话打到兰娜的办公室。
我和吉多到达兰娜的办公室时，阿洛·德尔加多已经把他的电脑摆在了兰娜的大会议桌上，电解调制器也已接上了电话插头。而兰娜显然已经被这一切弄晕了。我们要他帮忙去找一些我们正在采访的孩子们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并想对这些少年犯的成长历程有所了解。此外，我们最起码要了解这些孩子的家族中是否有过吸毒或酗酒的历史，而阿洛现在摆弄的这一套却把我们弄糊涂了。其实，帮我忙只是阿洛来这儿的部分原因。
阿洛年近50岁，秃顶，有点大腹便便，颇有些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兰娜面临着第三次离婚，正是孤独无助的时候。他们是很好的一对儿。看着我们的制片人在阿洛面前那温柔淑女的派头，我就知道：这次我可是找准了对象。
我很早就明白，在电视网络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里，即使一个项目主管早就不管什么事了，但是你还得不断地向他通报情况。如果他们认为该项目尚有一些创造性贡献的话，便很少随随便便把它取消，也不会用令人讨厌的方式强加干涉。这次与阿洛的会面其实是无足轻重的，但这已经足以吸引兰娜的注意力了。
我知道阿洛想成为这里的中心人物，而我和吉多请他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获取信息。
“我们在车上给你打过电话。”我边说边握住了阿洛伸过来的大手，“你已经离开办公室了。”
“我和菲力·PD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学到了一个道理。”他吻了一下我的手背，“永远别做晚会上最后到的一个。有什么事情要通知我吗？”
“只是想告诉你别着急，我们遇到堵车了。我知道你的时间很宝贵，很抱歉让你久等了。”
他冲兰娜眨了眨眼：“我没关系。”
吉多没有过来与他寒暄，而是径直走到对面的墙壁前，那里安装了一套电视系统。吉多把我们刚刚取来的盒带放入了影碟机中，调低了声音开始播放。扬声器里传出画外音：“女孩分别为11岁和14岁，因杀害一位老邻居而被捕。”“男孩6岁，因虐待婴儿被拘留。”“家庭保安，被控强奸。11岁的女孩过于早熟了……”胶片还在依次播放，快镜头闪过：两个面带笑容的女孩，露着不洁的牙齿；一位警官的副手带着一个在押的弱小的身影走出一座破旧的公寓楼；一个衣冠不整、头发蓬松的女人，手指间夹了一支无过滤嘴的香烟，在咒骂着那些带走她儿子的人和好不容易出了这口恶气的邻居们……
会议桌上，阿洛把他的椅子稍稍退后，好让我和吉多看看他带来的一些设备。他身上散发出咖啡、威士忌和汗的味道。
“知道社会保障号码吧？把它敲进去。”电脑屏幕一页一页闪过，阿洛不停地敲着旁边的桌面。“罗纳德·科菲先生的生活和境况。太简单了，我亲爱的玛吉，这些我在哪儿都能做。我需要的只是一个电源插座和电话插座。我并不需要一间办公室。”
“看见了吗？”阿洛厚实的拇指敲着屏幕，“罗纳德·科菲先生在俄勒冈比瓦图市斯布鲁斯大街3号有一座用于抵押借款的房子，他订的《汽车司机》和《花花公子》杂志就寄到这个地址。他从俄勒冈汽车租赁公司租用的一辆旧切诺基的租用凭证上也填了这个地址。”
“大有趣了。”兰娜纤细的手指从椅背上移到了阿洛的背上。
“有趣？”吉多反问道，“简直太可怕了。”
罗纳德·科菲的私生活——包括他那不光彩的历史——一一从屏幕上显示出来。吉多一边看一边拉紧了自己的衣领，仿佛怕有人把他剥光了似的。我也深有同感。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梦见自己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或者只穿着睡衣站在办公室所有正在工作的人面前。看着科菲先生的私生活一览无余地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我觉得好像那个噩梦已经成为现实了。我们好像真的在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因为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了。
我两手交叉在胸前，读着科菲的个人档案：他的军人生涯；他因不付费停车而遭罚款；作为债务人部分工资停发；以及一张病理化验单：患的是前列腺肿大而非恶性肿瘤。如果我在这计算机时代制作一部反映私人生活的影片，题目定为《剥光》，肯定再合适不过了。
我把鼠标指向他的病历记录：“这是违法的。”
“合法与不合法，那是专为纳税人服务的警察们考虑的问题，不用我去想。我只是个私家侦探。”阿洛不屑一顾他说。他从未提过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费城警署的；可我有种感觉，那可能多少与他不守规矩有关。
他接着说：“对我来说，合法与否的关键在于我以什么方式工作。多数情况下，我总是为那些有理由又有钱请我帮助的人去寻找一些不愿被人发现的人。我怎么工作是我的事，而我保证不会给我的当事人任何多余的信息。我可不想有一天让人带着一张起诉书或一支装了子弹的枪来找我麻烦。”
“债务报告是一回事，而病历报告是另一回事！”我的声音中充满了火药味，“你要了解这些信息，必须经过许可。这样的信息是受保护的。”
“我是经过许可的。我在这儿拿了执照，又在那儿注了册。虽然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可能会让你吃惊，但我做到了。我能得到医务信息是因为我从事收集工作，收集最原始最详细的账目。可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不需要什么特别帮助。看见这个了吗？”阿洛举起一张光盘，“这里包括了全国的电话号码簿上出现的所有号码，你在任何一家计算机商店都能买得到。”
阿洛把光盘放入驱动器，屏幕上随即出现了罗纳德·科菲在比瓦图的电话和地址。“我敢说这一定特刺激。你一定想找他，玛吉，而且我想你也一定能找到他。你甚至可以打个电话通知他你要来了。”
“被他遗弃的女儿正需要帮助。女儿想杀死她的母亲。”我说，“我怀疑科菲是想躲开她。但是如果他真想逃避，对他来说那也太容易了。”
“那可说不准。”阿洛明目张胆地把兰娜的手从他的肩上移到了他的脖子上。“如果科菲是一个假名，他从不与朋友和家人联系，只使用现金；他不拥有任何东西：租金、工作、电话、邮件、纳税单，甚至不生病，那样就比较困难了。但如果真是那样，恐怕就要诉诸法律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把所知的任何线索都提供给官方，让他们去工作。”
“与司法部门合作是个好主意。”吉多越过阿洛的肩头敲击键盘，屏幕上出现了包贡和一堆电话号码及地址。“要得到电话号码不成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公开的信息。而真正困难的是其他东西。警察若不经许可也不得查看。”
“记录。还有其他诸如有关经济方面的记录，也是需要传票才能搞到手的。至于医务方面的资料，根本就不能查。”
“所以大家愿意雇我嘛！”阿洛摊开两手，“除了那些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家伙，没人会找我的麻烦的。”
“如果要你调查的人是一个名字极普通，而且只有一张他21岁时签发的侨民身份证的家伙，你怎么办？”我问道。
“没有社会保障号码吗？”
“没有。”
“那就难办了，亲爱的。”
吉多敲了几下键盘，包贡的地址和电话便被打印机打印出来。
阿洛接过来说：“你们要找这个家伙？”
“是。”我回答。
全美国居住着好些个包贡，但没有一个符合我们的条件，如年龄和进入美国的时间。
我问阿洛：“你能查到侨民身份证吗？”
他摇摇头：“除非有社会保障号码或国家税收档案作参照，可是他没有。移民来的人不好办，我调不到有关他们的资料。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他们的聚居地去打听，用越南语写一张广告。你们只知道一个名字就想办成事，那可没门。”
“只有名字，那怎么找呢？”兰娜第一次张口说话了。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找！”阿洛咯咯地笑了。“必须有人真正认出这个包贡。很多人移民后改了名字，也许他现在的名字叫贝基·萨切尔呢。”
“可问题是怎么去找他。”我说。
吉多盯着对面墙上的电视屏幕：一个优秀的女高中生因杀害了她酗酒的母亲而被定罪，因此被剥夺了上哈佛大学的机会。这种故事太悲惨了——她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没日没夜地学习——但它一样被当做一个电视话题公布于众。整个一盘盒带里全是这些令人痛心的故事。少年犯罪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吉多转向我，我问：“我说对了吧？”
“是，我的确讨厌这些东西。”吉多把列满了包贡的那张纸折起来，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
“玛吉。”兰娜不理会吉多说什么，也不理会其他任何东西，除了她眼前的这个阿洛。“阿洛的这些资料怎么办？”
“让他上电影可不行。”我说，“我们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坐在计算机前的镜头，不能拍摄屏幕上的东西。那都是些私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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