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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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之初，孟昶有鼓励言论自由的肚量。他好打球、好走马，又好房中术，还多次从民间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宋无名氏《五国故事》记载，孟昶曾在民间海选“有殊色”的女子充实后宫。民间害怕，纷纷寻找媒人快速结婚，史称“惊婚”。当时有个枢密副使名韩保贞，见民间“惊婚”怨声载道，于是恳切劝谏。孟昶听后大悟，当天就把良家女子放出宫去，还厚赐韩保贞。有人上书，说台省官应该选择有名望的士林清流充任。孟昶慨叹道：“光说意见，干吗不说具体要什么人来出任台省啊！”左右请以此来质问这个上书的人。孟昶道：“我见唐太宗初即位，臣下上书言事，皆见嘉纳，你们奈何劝我拒谏呀！”

他还特意在朝堂门外置放了铜匦（音轨），史称“以通下情”，也即用这个东西来与朝堂之外的士庶交流。

所谓铜匦，就是铜箱子。当初发明这个东西的是大唐武周时期的鱼保家。鱼保家投武则天所好，制作了一个铜箱子，分为东西南北四格，各格有口，信函投入，即无法拿出。四格分别命名为“延恩”“伸冤”“招谏”“通玄”；是将投信分作四类分别投入，“延恩”就是赞美朝廷，“伸冤”是诉说冤情，“招谏”是议论朝政，“通玄”是报告机密。考武则天当初也有“以通下情”的初衷，但这个东西久之就成了打击政敌的工具。它成了名副其实的“检举箱”。孟昶用了这个东西，并没有看到有效的政绩。显然，铜匦作用有限。

但孟昶所作的《令箴》是至今读来震撼人心的好东西。《令箴》共二十四句，宋人笔记《蜀梼杌》《容斋续笔》中都有记录。史称《御制戒石铭》。到了宋太宗时代，将这二十四句删繁就简，缩为四句十六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十六字，今人已经耳熟能详。宋书法家黄庭坚书写这十六字后，被人刻碑，又简称为《戒石铭》，复制到全国各地，千年来，长久地影响了帝国的各级官员。

于此可见孟昶也确有励精图治之念。

孟昶还令人在成都翻刻石经，又刻木版，批量印刷古籍。九部儒学经典也即“九经”就在乱世中得到了流传。今日为人所重之“宋版书”，很大程度上以“蜀本”为佳。主持西蜀“九经”工作的是毋昭裔。

此人少年博学，有见识，后蜀高祖孟知祥，曾在后唐做太原市长也即北京留守（后唐以太原为北京，首都为洛阳），镇守今山西地区，这时毋昭裔效力于孟知祥麾下为秘书长。后唐大军攻灭前蜀，随即以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使，毋昭裔也随之前往，任掌书记之职。李嗣源时，孟知祥阴有割据称帝之志，引起后唐注意。为了防止孟知祥割据，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特派李严为监军，督察孟知祥行动。消息传入蜀中，毋昭裔与诸将吏请不要接纳李严。但孟知祥另有所想，准李严入境后，威风凛凛地将他杀死。不过毋昭裔劝拒李严入蜀，迎合了孟知祥的野心雄心，从此得到重用。称帝后，以毋昭裔为御史中丞。

孟昶时，毋昭裔做到宰辅之职。





王昭远的蜡丸密信


中原后汉建立时，汉将赵思绾、王景崇据守西北反叛，都有礼物送给孟昶求援。孟昶贪利，拟出兵接应。毋昭裔反对，为他陈说利弊，但孟昶不听，结果赵思绾、王景崇都被后汉所灭，蜀军也大败而归。

“九经”，在五代时期，有两处翻刻，一处在中原，由冯道主持，一处在后蜀，有毋昭裔主持。蜀本刻经告竣时间大约在公元953年，与冯道先后差不多。据记录者言，毋昭裔少时家贫，曾向人借《文选》《初学记》等书，那人面有难色。此事给多才敏感的毋昭裔刺激不小。他叹道：

“遗恨我家太穷不能靠我的力量得到这些书。他日我只要稍稍发达，就刻板因帅，争取给天下学子们阅读。”

此即传统所谓“圣贤发心”。

当他做到宰相时，就开始践履早年的誓言。他用自己的私财百万经营学馆，请人将儒学九部经典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奏请将《九经》刻板印刷。书成后，海内得之，无人不珍爱。五代时，南北两部“九经”的出版印刷，是罕见的文明亮色。

除了“九经”之外，他还令门人刻成《文选》《初学记》等，完成了少时的一个夙愿。

毋昭裔开中国私人出版图书之始，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读史至此，值得浮一大白。

后蜀宰相李昊已经看出了天下大势正在走向分久必合。于是对孟昶说：

“臣观宋氏启运，与大汉、西周不异。老天厌乱很久啦！一统海内，恐怕应该就是这个时期！我蜀若与大宋通好，进贡，也是保安三蜀之长策啊！”

孟昶也知道战端一起，恐非大宋对手，于是同意李昊意见，准备发使，通好大宋。这时候，枢密使王昭远出来，坚决不同意李昊意见。

王昭远正在读兵书，知道了很多兵家见解。这个没有经历过战阵的枢密使大员，以为万一蜀宋开战，巴蜀凭借天险地利，足以当百万雄兵。

他说服了孟昶同志。

孟昶将国防任务交给他全权处理。王昭远于是以景处瑭等人率兵屯峡路，又派遣使者往涪（今四川涪陵）、泸（今四川泸州）、戎（今四川宜宾）等州检阅水手，增置水军。

在他排兵布阵之际，有个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来向他献计：

“王公您一向没有勋业，现在担当枢密使这个要职，必先建大功以塞众人之口。观天下形式，我蜀地当西南，汉主地当东北，如果能约定北汉与我们一起出兵，夹击宋国，则中原表里受敌，我蜀即可出黄花（今陕西凤县）、子午谷（今西安南），一举恢复关右旧地。以此进击中原，则退攻都可获得主动。”

王昭远听罢大喜，一听说“出子午谷”，他就来劲了。这正是当年孔明几次“北伐”的要津，但诸葛胆小，居然不敢出子午谷！我王昭远建不世之功，就要出一次子午谷玩玩。

《乾隆御批纲鉴》说到此节，有眉批道：“以诸葛亮之用兵，尚不敢听魏延之说，出子午谷以侥幸成功，昭远何人，乃欲从廷伟轻举？是徒启宋兵端以速蜀之亡耳！”就是诸葛孔明那样的人用兵，当初都不敢听魏延的意见，出子午谷以图侥幸成功。王昭远算什么人，竟要听什么张廷伟的轻率意见？这是白白地开启大宋兴兵的理由，加速蜀国的灭亡啊！

王昭远决计听张廷伟之计，告知孟昶后，派了三个使臣带着蜡丸密信去联络北汉。

但三使臣有一人名叫赵彦韬，行至汴梁时，带着蜡丸偷偷交给了赵匡胤。





宋师未出，巴蜀已定


老赵正在与诸臣研究川陕地形，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开战的借口。

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那个蜡丸，让后来的乾隆帝说着了，果然，老赵大笑：“吾西讨有名矣！”我讨伐西边的后蜀，师出有名啦！

老赵已经奄有荆襄，此地当后蜀之东，水路可抵蜀地。拜柴荣所赐，老赵还同时拥有秦凤，此地当后蜀之北，陆路可抵蜀地。赵彦韬等指陈后蜀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将这些关隘要塞画成地图。老赵命诸州造轻车，供山地输送之用，以备陆路攻蜀。一面又在开封城南朱明门外凿池引蔡水，造起楼船上百艘，训练水军，号“水虎捷”，以备水路溯江入蜀。又设西南面转运使，调度调运攻战物资。

乾德二年，公元962年十一月，宋太祖点将，兵分两路：

第一路，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

第二路，命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

后勤部队则由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转运使。

并转运使麾下后勤兵马，总合步、骑六万，择日分路进讨。

出兵之前，王全斌等赴阙来辞，赵匡胤在崇德殿开宴，赐给金玉带、衣帛、鞍马、兵器不一。

老赵又拿出西川画图来授给王全斌等，并因此问他们：“这一趟，西川可取否？”

王全斌等人答对道：“臣等仗天威，遵妙算，克日可定也！”

有一位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前奏道：“西川若在天上，那可拿不到，只要在地上，臣等到时即平。”

老赵听后很高兴，史称“上嘉其果敢，慰勉之”。又特意嘱咐王全斌说：“凡克城寨，只需要登记器甲、刍粮；有钱帛之类，全部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老赵最后叮咛王全斌说：“西川将校北人不少，多是投奔过去的中原人物。可以诏谕他们，令其转祸为福，有能为大军向导、供给粮草、率众归顺、举城来降者，朕当议给优赏！全斌你行营所至，务必告令军士：不得焚荡庐舍，不得殴掠吏民，不得开发邱坟，不得剪伐桑柘，违者当以军法从事！切记！”

老赵的战略安排是：王全斌、崔彦进率所部主力三万多步骑出凤州（今陕西凤县），拟南下后入蜀，为北路。刘光义、曹彬率所部两万多步骑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拟溯江入蜀，为东路。二路分进合击，拟会于成都。

宋师两路出汴梁南门后分道，一奔北，一奔南。一时间，大梁城外浩浩荡荡，尘埃蔽日。

蜀主听说北师已动，就正式拜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左右卫圣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崇韬为都监，山南节度使韩保正为招讨使，洋州节度使李进为副招讨使，率兵拒战。并告知皇太子孟玄喆也做好准备，必要时出师抵抗宋师。

行前，蜀主对王昭远说：“今日之师，爱卿所召也。你可要勉力为朕立功啊！”

昭远读兵书正在劲头上，领兵之际认为建功机缘已到，下令全军士兵都打了黑乎乎的花脸，以壮声威。

蜀军始发成都，孟昶命宰相李昊等在城外为之饯行。

王昭远手执铁如意，以为自家有兵法方略，大有睥睨天下之志，一时不免顾盼自雄。酒酣，攘臂，对李昊说：“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小儿，取中原如反掌耳！”

“攘臂”，古汉语说某人激奋冲动，常见“攘臂”一词。“攘臂”者，捋胳膊挽袖子也。

宋师将要“征服”的，就是这样一群活宝。

宋人陶谷《清异录》，说孟蜀遭遇宋师，派兵捍御，大军首领乃是皇太子孟玄喆、平章事王昭远。史称“玄喆乳臭子，昭远仆厕材”——孟玄喆实在是乳臭未干之小儿，王昭远不过是充当下人之才具。太祖听说后蜀以如此干部队伍对付久经训练的大宋雄师，笑叹道：“孟昶都无股肱爪牙，其亡不晩矣！”

孟昶全都算上没有个像样的得力人物。他的灭亡不远了！

此际，老赵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大兵西行之时，同时下令在汴梁右掖门，南临汴水处，为蜀主孟昶修建宅邸，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一应生活用品俱全。以此待孟昶归降。这事有点像当年英美联军攻打伊拉克，战端未开，诸军就已经在开始研究战后安排问题，萨达姆的命运已经事先确定。老赵也事先确定了孟昶的命运。平蜀，在赵匡胤这里没有悬念。他心情出奇平静，甚至安排宋师出征后，偷闲到近郊玩了一次狩猎活动，借以消遣寂寞。





攻占利州大获粮草


乾德二年十二月，北路王全斌等攻拔后蜀多处关隘、要塞，将蜀兵盘踞在陕北的据点兴州（陕西略阳）攻克。击溃蜀兵，获军粮四十余万石，后蜀刺史蓝思绾退保西县（陕西勉西）。全斌又攻破川北二十余寨。蜀招讨使韩保正听说兴州已破，就放弃了山南，与蓝思绾合兵一处，退保西县，依山背城，结阵自固。

宋师先锋都指挥使、凤州团练使张晖，督兵开辟川陕咽喉大散关一路，他亲身劳作，慰劳士卒，史称“且役且战，人忘其劳”，一边与蜀兵打仗，一边建设沿途要塞。到青泥岭，劳累过度，病死。赵匡胤下诏“优恤其家”。平蜀战役中，宋军士气之高，前所未有。较之征潞州、平扬州、扫荡湖湘，士卒似乎更愿意效命疆场。大宋带出了一支具有空前战斗力的部队。

宋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率先锋进攻西县，韩保正望见宋师军旗严整，将士威风，吓得不敢迎战，一味坚守。但不久被史延德击破，韩保正被擒。宋师获军粮三十余万斛。

崔彦进、史延德等率部南下，越过三泉（陕西勉西南），直抵嘉川（今属四川广元），俘虏、杀伤甚众。

蜀军韩保正余部为阻宋军南进，烧绝栈道，退保葭萌（今属四川广元）。

王昭远、赵崇韬率军屯驻利州（治所在广元）及利州北部的大、小漫天寨。此地当嘉陵江东岸，乃北边入蜀之咽喉要道，群山险峻，宜守不宜攻。又因烧断栈道，宋军一时被阻。

王全斌乃命崔彦进率一部兵力紧急抢修栈道。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九国志》《十国纪年》《蜀梼杌》等记载，言“蜀人虽烧栈道，而江水浅涸，岸路平阔，王师皆徒步而进”。但《长编》认为此说与国史记载不同，又认为“事恐不然”，没有采取这个说法。我恰恰以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时当冬令，万木枯槁，江水或有浅涸之处。若河床收缩，自能露出两岸平畴，大军踩着江床鹅卵细石而过，是可能的。

此时，崔彦进已经攻克小漫天寨。王全斌自率主力从嘉川（四川广元东）东南的罗川小道迂回前进，与崔彦进约期会师深渡（小漫天寨南嘉陵江渡口）。不数日，攻占几处要隘、桥梁，王昭远集合蜀军精锐作困兽斗，但被宋军夺气，三战皆败，最终放弃大漫天寨。宋军又连拔多处要塞，俘义州刺史王审超等多人。

利州，几乎没有惨烈的攻城之战，宋军在城外已经击溃蜀军精锐，十二月三十日，顺利进占利州。获粮草八十万斛。此役之后，宋军粮草已经无须远途转运，兵法谓之“因粮于敌”。朝廷派出的随军转运使给事中沈义伦、西南面转运使均州刺史曹翰，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不必担心粮草问题了。





水陆夹击攻克夔州


沈义伦为人“清介醇谨”，清廉耿介而又淳朴谨慎，老赵对他很信任。老赵车驾外出亲征或巡视，几次都令他留守京师。沈氏拜佛教，信因果。曾经盛夏时坐在室内，任凭蚊蚋叮咬，孩子们拿来扇子替他赶蚊子，还要遭到他的叱责。在相位时，正赶上荒年，乡人向他陆续借粮达到千斛（一斛十斗），到了年末，他将乡人借粮的借据全都烧了。建隆三年正月，任户部郎中，从吴越出使回来，看到江淮之地闹粮荒，有人饿死，就向老赵上疏道：“扬州、泗州很多饥民饿死，但郡中有战备粮百余万，可以贷给饥民，等到了秋天收上新粮再补充军粮。”朝廷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说：“如果连岁粮荒，秋后收不上粮来，谁能承担这个责任？”沈义伦回答：“国家正在施行仁政，自应感召天地和气，如此可有望得到丰年。难道还担心水旱吗？”老赵爱听这话，于是下诏：“淮南道官吏发仓廪以赈饥民。”

沈义伦有民生倾向，饥年当活人不少！赞一个！

利州一下，后蜀北部大门洞开。

王昭远应该第一次体会到了“仓皇”的感觉，于是持铁如意，伏鞍南奔百余里，退保剑门（四川剑阁）。逃跑时，他倒是没有忘记焚毁浮梁（浮桥）。

宋师东路水军更顺利得一塌糊涂。

时归州路副都部署刘光义，都监、枢密承旨曹彬所率两万步骑已入三峡，连破松木、三会、巫山等寨，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