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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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俱明，无须啰唆。

但是也要明白一个交流原理：即使都已经看到问题，但是将问题作为“问题方向”提炼出来，还是需要智慧的介入。就像人人都已经看到蒸汽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蒸汽”到“蒸汽机”，还是需要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能力来介入。这是一种“变形能力”，它与人类的创造性才能相关联，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由A而A，不是变形；由A而B、而C、而D……才是变形。所以，当老赵问“其故何也”时，尽管已经接近了试图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边缘，但还是没有进入转化，问题，没有变形。因此，老赵这类提问，还是在智慧的外沿打转。我相信，五代十国以来，已经有人像老赵这样思考过或至少是观察过天下的问题在哪里。但他们没有控制住问题的方向，更没有经由思想的转化，也即没有将问题转化为战略。赵普直指“侵削藩镇”，一下子就把握了问题的方向，进入了智慧介入阶段，于是，“问题”开始以“问题方向”即“战略”呈现出来，循此方向，解决方案也即策略组合，随即呈现。由“藩镇”变形为“侵削藩镇”，无论其转化或变形的程序多么简单，但它们是不同智慧量级的问题存在。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时刻，是生命中罕见的巅峰时刻、醍醐灌顶时刻。孔子为何肯认“一言兴邦”？晏子为何肯认“君子赠言”？皆因为这类话语都是在进入问题论域后，催动或点化问题变形的思想转化智慧。人生的丰富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与君一席话”。赵普与老赵的这一番对话，其智慧含金量，不亚于“隆中对”。大宋三百年基业，就此展开；一次性地终结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君臣遇合莫逆于心


自秦郡县制以来，地方一直施行中央派出文官管理。汉代以后，开始有割据者，渐形成藩镇模样。地方州牧掌管军政大权，中央往往奈何不得。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恢复郡县文官制度，但末年再次回到藩镇独霸格局，终于酿成魏晋之乱。到唐代好转，但中晚唐后，由安禄山之乱开始，再次形成藩镇叛离中央的军政乱象，一直到五代。五代，五个朝廷，其实就是五个大的藩镇在“打天下”。宋初，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也是试图以一藩镇之力与中央抗衡。南唐、吴越、荆湖、南汉、西蜀，也是事实上的藩镇，但他们都自称“国”，甚至自以为是中国正朔。这在中央王朝看来，就是“僭伪”。

远的不说，五代以来的藩镇，除了有个四朝元老冯道，曾经暂时代理镇守同州（今陕西渭南）、后晋桑维翰暂时代理镇守相州（今河南安阳）、泰宁（今山东兖州），算是文职官员外，其他藩镇，几乎全是武夫。这些武夫自己制定地方法规，法由心出，自我裁量。要命的是，他们大多因为有武功，骄恣之际，无人制衡，史称“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

有些不隶属于藩镇的州郡，除了朝廷任命刺史之外，也多是武人“管理”。欧阳修《新五代史》有言：“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但这种武夫管理地方的局面，百余年来，朝廷根本无能改变。

但老赵要改变！

大宋初期，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都是老赵旧交，各人不仅有刺史头衔，还在中央典禁卫，握有举国军权。说得刻薄些：这些人，都有割据一方、自为州牧，成一大藩镇的潜能。

防微杜渐乃是人类大智慧，在军政领域，尤其如是。就像识英雄于微时一样，料结局于事先，也是一种大智慧。老赵、赵普，都有天才的前瞻眼光或预见能力，有消祸乱于未萌之际的洞察力。大见识对避免祸乱的言行格外看重，忠言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为受言者提供免祸的可能，“曲突徙薪”就说这个道理。

“曲突徙薪”故实见于《汉书·霍光传》。

说某甲造访主人，发现主人家中厨房烟道笔直，附近堆积柴草，某甲就指出这样容易失火，建议将烟道改弯（曲突），将柴草搬走（徙薪）。主人不听，果真失火，四邻来救，房屋被焚。主人备宴席招待四邻，救火中烧得焦头烂额的人成为上宾，但没有请某甲。有人说：“当初如果听某甲的话，根本就用不到今天破费了来设酒席，因为不会有火灾的祸患。”主人于是醒悟，邀请了某甲。

能事先看懂就要“失火”祸患的某甲，是大见识；懂得某甲忠言价值的，更是大见识。

老赵、赵普于“曲突徙薪”之道有默契，此即古来反复被人赞誉的“君臣遇合”，“莫逆于心”。这个看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风云际会”，即使在人类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人们太容易忽略简易的东西，看不到它的思想或智慧含金量。无数的悲剧起源于对“曲突徙薪”意见的忽略。

但在“侵削藩镇”的问题方向上，赵普要比赵匡胤更坚决，也更有想象力。老赵在很多时刻，陷于“仁者之愚”（船山评老赵语，是一种肯定性评价），往往会忘记“侵削藩镇”的策略组合，他还需要赵普以“帝王之师”的姿态继续催动或点化。





削将权老赵遇瓶颈


那一次“君臣遇合”之后，赵普多次请老赵给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改授别的职位，意思是“侵削”其兵权。老赵暂时没有答应。此际，老赵头脑中的“藩镇”还仅限于“外人”，对自己的亲信，他是从不怀疑的。石守信等人，都是多年老友，老赵对他们深信不疑。赵普看到了老赵这个特点。于是找了个机会，再来说这个事。他进言的大意是说：要提防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可能的叛乱。

老赵道：“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定不会背叛我。你担心什么啊？”

赵普道：“臣亦不担心他们背叛啊！但是我熟观这几个人，都不是统御之才。这就决定了他们难于制伏部下。如果不能制伏部下，那么，陛下想想：如果军中万一有作孽者，这几个人恐怕临时临事亦不得自由啦！”

赵普这一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唐末泾卒之变中，太尉朱泚“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唐李嗣源，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汉郭威，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后周恭帝时，老赵，也是“临时临事不得自由”，被将士拥戴为主。

赵普在这个事件上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洞悉人心的光明，但更洞悉人心的黑暗。他不相信人会感恩图报。他相信大权在握的人物，只要有可能反叛，就会反叛。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人心的光明，必须从人心的黑暗之处找到制衡的法则。我在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圭恰迪尼那里找到了足以支持赵普的智慧。《圭恰迪尼格言集》记录了一段话：

对于那些你心存疑虑的人，最佳也是最为保险的防范措施就是安排妥当，使他们想害你的时候无能为力。把安全寄托在别人的好心和明事理之上，丝毫不值得称道。人性没有那么美好和忠诚。

马基雅维利主义无可厚非。这个思想与《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著名的“十六字教”，有相近之处。“十六字教”，是传统中国最为接近政治现实品格的政治智慧。它承认人性之恶，恶不可测；但符合天道的解决方案又很深奥微妙；如何能够寻找精准的唯一之道？这就需要叩其两端而问之，以求达到“中”而不是“过”与“不及”的境界。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传统中国之大智慧。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讲述中庸之道，但可以说明的是，中庸，不是中间，而是平衡，是一种问题解决的平衡态。在政治领域，尤其需要平衡态。

考察下来，权力受到威胁之际，存在四种解决模式。

第一种是民主票决模式，由此而完成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和中华民国经常出现的模式。

第二种是传统禅代模式，无论是否可以诉诸武力，都放弃武力，而以和平禅代的方式来重新分配权力。这是尧舜禹汤及逊周、逊清看到的模式。

第三种是暴力解决模式。大国间，以暴力打天下；内部，以肃反清洗为手段。楚汉倒秦以至于后来的改朝换代，都是这种模式。内部剿灭可能的叛乱更是屡见不鲜，如汉高祖、明太祖诛杀功臣之类。

第四种是推位让国模式。主动放弃权力，如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之类。如孙文出让大总统之类。

赵匡胤在得天下时采用了禅代模式；在解决内部权力分配时，遇到了瓶颈。他可以诛杀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一干开国功臣——但这不是宅心仁厚的老赵愿意做的事，他宁肯相信他们。在这一个优柔时刻，老赵有一种“政治庸人”的习气。是这位世事洞明的赵普给了老赵一个棒喝，让老赵从“政治庸人”的颟顸中倏然觉醒。他知道此际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人心惟危”是一个事实，“道心惟微”也是一个事实。如何在恪守“道心”仁政之际，达致政治治理的平衡？老赵想到了赎买。他在内部管理中，率先寻求到了一次性解决兵权过重问题的方法。他不需要杀戮功臣；也不需要在不可预知的某个时日，拱手让出君权。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权问题，就在赵普的棒喝中，推上了解决日程。史称“上悟”。





杯酒释兵权


老赵在赵普的催动和点化下，有了与昔日众弟兄、今日诸将军的一次酒宴。

酒酣之际，老赵屏去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道：“我没有你们几个的力量，得不到今天；平常念你们的大德，没有穷尽之时。但是你们不知道啊，做个‘天子’也太艰难，真是不如做个节度使更快乐。我真是一天到晚，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人不解，忙问：“陛下，这是何故？”

老赵说：“这也不难知道啊！你们想想，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得到啊？”

石守信等人虽然是武夫粗人，但对历史上那些“兔死狗烹”的故事还是知道不少的。老赵这一番话出来，他们有了恐惧。于是，石守信等人都避席顿首道：“陛下何为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啊！”

老赵不慌不忙：“不然。你们想想啊！你们是没有这个‘异心’啦，但是怎么能知道你们的部下，那些梦想富贵的将校士卒，一旦有一天，要把黄袍给你们披上，你们就是不想干，还有可能吗？”

石守信等人闻言大惧，他们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最后的晚宴。史称“皆顿首涕泣”。石守信说：“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老赵这时不失时机地说出了一番道理：“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就是多积些金钱，好好的自己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你们，何不释去中央兵权，出守大的藩镇，选些好的田宅，为子孙立永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如果这样，我愿意与你们互相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众人皆拜谢道：“陛下照顾臣等如此周到，真是让我们白骨生肉，死而复生啊！”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上表请罢禁军之职。

老赵很高兴，给了他们很多赏赐。

然后，免去石守信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出为天平节度使；免去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出为归德节度使；免去王审琦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改为忠正节度使；免去张令铎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改为镇宁节度使；等等。这些人的中央禁军之职，一时全部罢免。

在这一轮收取兵权中，有四个要点值得注意。

一、“杯酒释兵权”只收回了将军们的中央军权，并没有收回藩镇兵权。此前，从收回慕容延钊之殿前都点检这个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权开始，诸将之中央兵权再一次被收回。五代以来，中央禁军就是王朝的野战军。典禁军，即意味着掌管了全国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而一旦掌握了这支精锐武装，就有了“黄袍加身”的可能性。远的不说，郭威当年就是以中央军权职务职称“枢密使”身份，率领这支禁军“班师回朝”，有了后周天下的；老赵当年就是以中央军权职务职称“殿前都点检”身份，率领这支禁军“班师回朝”，有了大宋天下的。所以，老赵“收兵权”，首自中央禁军之兵权开始。从此，中央禁军已经不再由藩镇大员兼任。至于诸将作为藩镇，其兵权之收回，要在以后的文官派遣，也即“知州”制度中慢慢解决。老赵后面还有安排。可见，“收兵权”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活儿。这里不过是一个开始。

二、各藩镇节度使，得到一次“移镇”。这就相当于大军区司令的调防，为后来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做出了制度性安排。这个安排，也在事实上限制了藩镇的“坐大地方”的可能性。

三、诸将在遭遇“收兵权”和“移镇”这两大布置时，无人反抗，甚至无人有反抗的念头。应该说，“移镇”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举动，汉、唐、五代以来，“移镇”凶多吉少。但老赵“移镇”顺利得有如神话。除了老赵赫赫武功的威慑力和人格力量之强大气场震慑之外，他的推诚布公也感动了诸位藩帅。老赵没有权谋意识，他做事襟怀坦荡，出口就见诚意。

四、老赵答应与诸将“约为婚姻”，有“政治联姻”的意图，在大宋初造之际，将这些勋臣纳入“帝室”也确实不失为一种策略组合。据《宋会要辑稿·帝系》，老赵的三个女儿，两个嫁给了武将之子，一个嫁给了文臣之子。太祖开宝三年六月五日，以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审琦之子，内殿供奉官都知王承衍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昭庆公主。开宝五年闰二月四日，以故镇安军节度使、中书令石守信之子，郓州牙内指挥使石保吉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延庆公主，赐袭衣、玉带、涂金鞍勒马。从此以后，凡是尚公主者有所赐给，就按这个规格对待。后又加赐绒毛暖座。另外，尚书右仆射魏仁浦之子，东头供奉官、右卫将军魏咸信也做了驸马都尉，选尚承庆公主。





消祸乱于未萌


王审琦，是赵匡胤老友，“义社十兄弟”之一。

他为人纯谨，有方略，善骑射。跟柴荣征淮南时，舒州（今安徽潜山）坚壁难下，诏郭令图领刺史，王审琦等以精骑攻其城，史称“一夕拔之”，擒舒州刺史、获铠仗军储数十万计。郭令图入城，王审琦等去救黄州，没几天，郭令图被舒州人逐逃。王审琦又选轻骑衔枚夜进，一晚至城下，大败舒州叛军，郭令图得以回到治所。攻伐楚州时，王审琦为南面巡检。楚州城将陷，王审琦估计楚州守军一定会从南门逃遁，于是以逸待劳，设伏等楚人入套。果然，城中兵凿南门而溃，王审琦伏兵四起，斩获近万人。

进入大宋后，王审琦出为忠正军节度。史称“在镇八年，为政宽简”。有一件事可以知道他的“宽简”。辖区有县令，县令属下有录事（秘书）小吏，犯法，县令将其罢黜。有幕僚向王审琦告密说：“这个县令太专断，罢免下级竟然不先来州府报告，请办县令专断之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县令不得专管县事，事无巨细，都要藩镇做主。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节度，而部下县宰能主动斥去黠吏，实在值得嘉勉，何罪之有？”王审琦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