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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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召来上访者，问他：“你家丫头可以嫁给什么人啊？”

上访者答：“可以嫁给农家的。”

又问：“李汉超没到关南时，契丹何如？”

对曰：“每年都被契丹侵暴得很苦。”

又问：“现在怎么样啦？”

对曰：“现在契丹不敢来了。”

老赵说：“你看看。汉超，是朕的贵臣，你的女儿给他做妾，不比做个农妇生活好吗？况且，汉超要是不在关南，你家还能保有财富吗？”

说罢，把这个上访者嗔责一顿，遣送回关南了。

老赵却秘密派人晓谕李汉超说：“你赶紧把人家的女儿还了！赶紧把欠人家的钱也还了！朕这一次暂且饶你，以后再也不许有这类事！再有这类事，决不饶你！再说了，你钱不够花的，干吗不跟朕说啊？”

李汉超得到这个处理结果，感动得哭了。

从此以后，李汉超更加注意政理之事，在职期间，可称政治清明。当地很多冤案得到平反。他后来与当地的庶民关系处理得也好。以至于到后期，当地人对他的德政很感动，史称“吏民爱之”，纷纷上书给朝廷，要求为李汉超树碑立传。太祖闻讯很高兴，就令当时的率更令，从南唐过来的大才子徐铉撰文刻碑，礼送关南士庶。这个碑文全文都在今存徐铉《徐文公集》中，名曰《李公德政碑》。李汉超病逝时，很多将士边民为之落泪。

按这一段事，《宋史》《东都事略》都据《归田录》系于李汉超名下；但《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据《涑水纪闻》将此事系于张美名下。这应该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传闻异辞”。了解一下这类“传闻异辞”，可以感受一点历史记录的复杂性。《续资治通鉴》的记录是：

（乾德五年）三月，戊戌，以前安国节度使张美为横海节度使。美至沧州，久之，有告其强取民女为妾，又略民钱四千馀缗者，帝召告者，诘之曰：“张美未至，沧州安否？”对曰：“不安。”“既至，何如？”曰：“无复兵寇。”帝曰：“然则美之有造于沧州大矣。朕不难黜美，但念汝沧州百姓耳。”因命官为给直，还其女。复赐美母钱万缗，使谓美曰：“乏钱，当从朕求，勿取于民也！”美惶恐，折节为廉谨，未几，以政绩闻。

事情经过大同小异。

还有一位镇守西北环州（今甘肃环县）的将军董遵诲，老赵待他也很优厚。

想当初，老赵“微时”，曾投奔董遵诲的父亲随州刺史董宗本，遵诲仗着父亲的势力，很是轻视老赵，史称“常侮之”。

据说遵诲曾对老赵说：“我常见城上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尺余，俄化龙飞腾东北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老赵没有回应他的问题。有一次纵论战事，遵诲理多屈，拂衣而起。老赵想了想，也辞别董宗本而去。据说从此天上的紫云渐散。

等到赵匡胤即位，一日，在便殿召董遵诲，遵诲想起往事，伏地请死，老赵令左右扶起他来，对他说：“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遵诲再拜呼万岁。

不久他的部下有军卒击登闻鼓，起诉董遵诲不法之事十几桩。老赵也略过不问。董遵诲知道此事，更加惶愧。老赵于是召见他，对他说：“朕方赦过赏功，怎么会念旧恶呢！你放心，不必担心自扰，我将重用你。”

遵诲感动得哭着再拜不已。

老赵又问他：“母安在？”

遵诲奏道：“母氏在幽州契丹那里，经战乱，两地暌隔难见。”

老赵即命人厚赂边民，偷偷地将董遵诲的母亲从契丹地迎接出来，送到遵诲家里。遵诲派他的外弟刘综向老赵贡献马匹回谢。老赵当场解下自己穿的真珠盘龙衣，让刘综转赠董遵诲。刘综说：“遵诲乃是人臣，如何敢穿陛下衣服！”老赵道：“我正将边防大任交给他，告诉他不要避嫌，一件衣服，穿就是。”

老赵授董遵诲通远军使，让他到西北去打理边防。遵诲既至，召边地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杀羊酾酒，宴犒诸酋长。史称“众皆悦服”。后数月，边敌又来扰边，遵诲率兵深入其境，击退边敌，俘斩甚众，获羊马数万，史称“夷落以定”。太祖嘉赏他的功劳，就拜为罗州刺史，继续留在西北。

董遵诲是一个从五代乱世走来的武夫，不知书，但为人豁达，无崖岸，多方略。能挽强弓，武艺高强。他镇守通远军凡十四年，安抚西北，史称“夏人悦服”。有记录说，灵武镇进奉使曾经遭遇夏人剽掠，抢走了鞍马、兵器等。董遵诲即部署帐下，准备讨伐夏人，夏人闻讯甚为惊惧，将所掠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来拜伏请罪。董遵诲认为夏人能悔过就好，于是慰抚之，放还。从此以后，夏人于边关行事格外谨慎，秋毫不敢来犯。

西北平安，赖董遵诲。





边帅忠心北境大安


在军事方面，前已说过，由各州郡选送骁勇进京充任禁卫军，又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由地方召募教习，等到练成精兵，就送到京师。还有“更戍法”，也如前述。这类制度规定的结果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应该说，中央管理地方的权知制度，革除了地方的世袭习惯；中央的财力、兵力管理也由此得到强化，地方藩镇再想依靠“兵强马壮”而叛乱的可能性已经冰消。

名将郭进，年轻时就是个任气豪侠，他比老赵还大五岁，老家就在河北深州，对河东、河北很熟悉。“微时”在河北巨鹿富家做佣保。结交健儿，嗜酒好赌。富家的少年对他有点恐惧，想杀害他。富家的竺氏知道了少年的阴谋，就告诉郭进，郭进于是逃到晋阳投靠刘知远。后晋开运末，契丹犯边境，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后进入汴梁。郭进请以奇兵间道先趋洺州，因此平定河北诸郡。发迹后，使人访竺氏，竺时已死，家甚贫困。郭进访得其女，把她当自己的女儿抚养成人。女儿长大后，要将她嫁给大校为妻，女儿说家世一辈子都在种地，不想改换门庭。郭进于是为她选了民家子出资嫁出。

后周广顺年间，郭进管理淄州（今属山东），迁登州（今属山东）刺史。当时群盗劫掠士庶，郭进率藩镇兵平之，境内清肃平安。那时就有民吏千余人到宫中来请为郭进立“屏盗碑”，后周太祖郭威同意了。后来四境又有盗贼，依山带河，潜出剽掠，官吏抓捕，盗贼遁去，故多年不能平定这些打游击的盗贼。郭进派出细作，周访士庶，备知其情状，于是设计捕获，几个月内，将四境盗贼剪灭。郡民又到宫中来请立碑记事。

郭进在做洺州团练使时，有善政。他还令人在城东四面都种上柳树，城壕里则种植荷芰蒲苇。多年后，郭进不在世了，但洺州一地却绿影婆娑，植被繁茂。州人见之，有人会怀念他流下泪来说：“这些树木，都是郭公所种也！”

进入大宋后，郭进奉命守西山。他有才干，轻财好施，但性喜杀人，士卒小有违令，必置于死地。当时老赵已经实行了“更戍法”，就是戍守边地的士卒由中央禁军训练后派遣。每次往西山派遣戍卒时，老赵都会对戍卒训话，对他们说：“汝辈要恭谨守法！在我这里，可以原谅你们，到了郭进那里，犯了法可就没命了！”郭进御下之严毅，就是这样有名气。但他也懂得“权道任人”，就是任人有方，并非一味杀戮。

曾有一个军校，从西山跑到宫中来诬告郭进。老赵亲自调查，经诘问，知道这个军校是怀了私怨来中伤郭进，便对左右说：“这小子因为有过错，害怕郭进罚他，所以到京城来诬告。”

于是，特意派遣了使者将这个军校送还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理。

使者到时，正赶上北汉入寇。郭进对这位军校说：“你小子敢到宫阙去编派我，也算是有胆气。现在我姑且放过你的诬告罪，能掩杀太原的敌寇，我不但不惩罚你，还会向朝廷推荐你；如果败了，你可自己去投太原，别回来了！”

史称这个军校“踊跃听命”。果然打了一个胜仗，诱降了北汉一座城。

郭进将这个军校送到朝廷，推荐他做官。

老赵说：“你诬告本部大帅，现在立功只不过抵偿死罪而已，不能封官。”命人将他再送给郭进。郭进再次请求说：“陛下如此处理，使我失信，以后就不能再用人了！”

老赵最终同意了郭进的意见，给军校加官。

开宝年间，老赵因为郭进有功，令有司造宅赐郭进。所用建筑材料包括筒瓦。有司认为不妥，对老赵说：“旧制，非亲王公主之府邸不可用筒瓦。”老赵生气地说：“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之忧！我视郭进岂能比儿女还差吗？赶紧去督役完工，不要胡言乱语啦！”

太祖赵匡胤，任命边帅一般都是多年不换人，史称“久任”（这方面与后任的大宋帝王有不同）。“久任”边帅，多年不换，这是后来的宋帝达不到的战略安排。边帅就相当于五代以来的藩镇。而藩镇作乱百年来连绵不断。老赵为了长治久安，需要对这个百年老问题做出“收兵权”性质的调整，但边帅似乎是个例外，不仅军权未动，财权也未动，甚至还给他们更大财务支配的权限。意味深长的是，这样的格局，放在五代，估计个个都得是石敬瑭，人人都做了刘知远，但在赵匡胤时代，这些边帅人无异心，为大宋的北边安全，尽心尽责，流血流汗，在虎狼般的草原铁骑觊觎下，先后成就为百年和平。

《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对此有议论道：

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甚推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以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

陈邦瞻这一番话的意思是说：

太祖与赵普偃武修文的国家战略自有成就，但后世子孙错误理解祖宗大义，更有奸臣之辈，借杯酒释兵权为借口，一味对敌退让，只知道削兵权，以至于南渡之后，还削三大元帅的兵权，与仇敌连和。导致国势反弱，这笔账难道可以算到太祖和赵普的头上吗？

观陈氏口吻，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一面肯定收藩镇兵权为“识时势、善断割”，为“英主之雄略”；一面又认为后来导致“国势反弱”，虽然不能算在老赵头上，但是当初的收兵权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云云。

关于这个问题，千年来，诸说不一，迄今犹有各种不同意见。南宋人陈亮在《龙川集》中的说法，我认为公允而又有见地。有鉴于五代之乱，故收兵权“以定祸乱”；后世不懂“以定祸乱”为收兵权之战略诉求，而一味诉诸收兵权、收兵权、收兵权！这才导致了“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若太祖太宗在，必以“定祸乱”为目标，而不会以“收兵权”为目标。这就是太祖太宗与后世“弱宋”管理者有异的家法认同。

陈亮原文是：

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太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用儒学“体用”说就是：“收兵权”是用，“定祸乱”是体。如果还有一个“法”的话，那就是“久任”。定祸乱为体，收兵权为用，久任则为法。大宋三百年，明此理者，太祖之外，寥寥。

老赵统御边帅，如臂使指，得心应手，这与老赵的制度性安排和推诚相见关联甚大。就驾驭边帅而言，两汉、隋唐，以迄于明清，无人可与老赵媲美。宋初的边境管理，是中国军政管理的极致。边境安宁，然后有安全大后方，然后老赵才可以腾出空间和时间，经营江南、荆湖、后蜀、岭南。史上对老赵这一军政管理艺术，评价甚高。





谋士赵普的锦绣货


征潞州、平扬州，两大战绩，并没有给赵匡胤带来愉快心情。扬州回来后不久，杜太后病逝，这事也让老赵黯然神伤。

他在扬州城头瞭望江南时，忽然萌生了种种不安。回到东京汴梁，他偶尔做错一点什么事，就想起母亲杜太后在他登基初始时，当着众大臣嘱咐他的那句话，“为君难”。

古来圣贤教诲在赵匡胤这里是一种精神实存。

这是赵匡胤区别于一般君王的特别闪光之处。

他也没有渴血意识，生性中总可以跟着天良决断政治疑难。

老赵宅心仁厚，禅代之初，他提出“不得伤害后周少主与太后”的约法，后来，他更将这个约法扩大到“不得伤害柴氏后人”，并且秘密立碑警示大宋历届帝王。

赵匡胤待武将也优厚，卓有战功的武将，他总是呵护有加，除非犯有贪赃枉法大罪，一般不过分处置。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动念。但他也知道，五代以来的藩镇们，反反复复，搅动起多少苦难波澜！他想改变这个格局。

建隆二年的春天，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免去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之职，改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从此以后，“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再不任人担任。大宋帝国再无“殿前都点检”。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帝国还是风险重重。五代十国，几十年间，那么多朝代变更，那么多黄袍加身，那么多军人哗变，以至于生灵涂炭，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改变……

老赵召来他最为倚重、信任的谋士赵普，开始讨论他郁结已久的心事。我想象这一番简易而又深邃的对话，是在东京汴梁宫禁便殿之中展开，应该是一个夏季的晚上。

他问赵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天下自从唐代末年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次，战争不断，生灵涂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平息天下的兵乱，为国家长治久安找到办法，天下太平之道应该是怎样的？

赵普一闻此言甚为兴奋，此事他已经筹之烂熟，早已成竹在胸，只等太祖一问。这个赵普，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常有主动献策时，也常有不扣不鸣时。一肚皮锦绣货于帝王家，需要待机而言。时不至，宁肯不言。这一次，他终于等到时机来临了，于是说出了一番在“赵匡胤时间”里最为重要的意见：

陛下今天说到这个问题，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说起来，天下鱼烂而大乱，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求天下大治，也没有什么其他权谋权术，只要稍稍侵削各藩镇的军权，控制他们的财权，将其精兵控制在中央禁军之中，则天下自安矣……

话还没有说完，赵匡胤已经心领神会，他说：“爱卿不必复言，我已经明白！”

所以不要赵普“复言”，是因为周围有人在记录，为以后的《太祖实录》收集材料。过去帝王一言一动皆有记录，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这类书写很难保证绝不外泄。太祖、赵普所言，事涉绝对机密，所以，各自晓谕，不必再言。

但此事还有一个原因。削弱藩镇之举，一般以为是赵普发其端，其实早在赵普之前二十多年，后蜀孟昶已经干过这个活儿。孟昶称帝后，在四川境内已经开始命文官出任地方节度。这是五代以来“削藩”的开始。赵普应有所知，故其说法并非天才创意；老赵也应有所知，故赵普才一开说，老赵即心领神会，蓝图已成。所以，各自俱明，无须啰唆。

但是也要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