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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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

老赵的“天下目标”容不得这种刁顽败类，于是辣手惩处。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之入也，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赀。”

大军入城，首重治安，不仅保护私有财产，甚至当私有财产因为强盗败类“乘便攘夺”而遭遇损失时，竟由官方来赔偿补还，弥补其损失。这样的义师，我在三皇五帝以来到大宋，大宋以后到公元21世纪，多种史料中，尚未发现有第二例。尊重私有财产，实为政治文明之第一门槛。老赵因为有此义举，从此进入政治文明，开辟传统正道。

以我对政治哲学之理解，老赵“官偿其赀”之举，实在是预表了传统文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之价值观，意义重大，论中国圣贤理念，此事乃一大案例，不可等闲放过。这事在历史记录中不过是寥寥几十字，却是老赵一生德政中的华彩乐章，是传统中国的亮色高光。





老赵登基，天下平静


建隆元年，大宋第一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遣放一批江南降将，这些人都是在后周时代被世宗捉获的战俘。

命原后周的宗正少卿祭祀周氏庙宇和陵寝，并制定了法令，以时朝拜。

开始铸币，史称“通元宝钱”。

诏有司按前代旧式斟酌损益，制定新的权、衡标准化，颁行天下。

册立了夫人王氏为皇后。

做人口普查。据各州道报上来的版籍统计，共有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人家。史称这就是“国初版籍之数也”。按户有五至六人匡算，老赵的天下初初不足六百万人口。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契丹、北汉、燕云十六州、南唐、吴越、荆湖、南汉、吐蕃、大理，以及西域诸地。

当然，老赵没有忘记陈桥兵变以来的文武官员。于是论翊戴之功，提升并赏赐了一批人。老赵的第一参谋赵普，也被提升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皇弟赵匡义加睦州防御使，为殿前司都虞候，赐名光义。

赵光义原来官职为内殿祇侯、供奉官都知，大约相当于中直机关的后勤处长，官不大，但禁军殿前司都虞候，则相当于中央军的司法局长，官职升得较快。史上已有记录说陈桥兵变，赵光义其实是不在场的。直到老赵率六军进入东京汴梁，他才带着后勤处和家中的人出迎。此事自从北宋王禹偁《建隆遗事》、赵普《飞龙记》记录以来，被各类史书反复征引，更被人反复辩难。故赵光义究竟在不在陈桥现场，其实至今依然是一个聚讼中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在这类问题上，除非有更有力的逻辑和证据，否则，只有选择。我选择赵光义在陈桥现场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兄弟在场，“阴谋拥戴”的逻辑才更清晰，整个程序似乎更为流畅。一个掌书记赵普，在那个时候，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石守信、高怀德等人，也都有了晋升。

又封赏吴越国王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老赵，并没有像近代以来坊间想象的那样“大刀阔斧”做些什么“兴利除弊”的“大事”。相反，老赵登基，天下平静。后周的中央地方各级官员，基本悉数留用；国家政策法规，基本不做修订；各类文化设施也一仍其旧。前已说过，这正是儒学“仍旧贯”也即尊重传统经验的基本思路。

但在这一年，老赵并非万事“仍旧贯”，他还是做了若干“改进”（不是“改革”）。其中有四项改进有点意味。一个是军队改进，一个是朝会改进，一个是法治改进，一个是科举改进。这四个“改进”体现了“日日新”的帝国机制，但又安全地守望住了往日的经验世界。

四个“改进”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偃武修文。

他在这一年下诏：要殿前、侍卫二司各自检阅所掌军士，从中简选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各州长吏选所部兵送到首都，以此来补禁旅的缺额。还特意选出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各州按样召募教习。等到诸道各州训练精壮后，即将这些经过训练的士卒送至京都阙下。从此犷悍之士皆隶属于禁军军籍。此举对地方的彪悍之气是一种收敛，却同时提高了禁军的战斗力。

国家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可控”的格局，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可控”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老赵选出的“兵样”规定是：不看身高（当然高个子更好），要选“琵琶腿”，大腿、小腿有肌肉；“车轴身”，虎背熊腰；“取多力”，身腰腿脚有力。唐代以来招募精锐军人，有“翘关”，抬举城门之力；“负石”，负重行远之力。老赵选“兵样”，除此之外，还有射箭能将弓把拽断，能将弓弦拉折，使用劲弓要能射倒箭垛，等等规定。

此外，老赵还吸取唐以来藩镇之弊，改立“更戍法”，即将训练有素的士卒轮流分遣，大藩由禁军戍守。这样，就让戍卒往来道路，以此练习勤苦、均分劳逸。这个方法有了期望中的结果：领军的将军，其手下士兵常得轮换，史称“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一次性地结束了中唐以来两百年间的“藩镇之祸”。据说，这些都是赵普所上的谋略。纳入五代十国的历史来看，就会发现“更戍法”的创造性不简单。增强军力，又天下太平，这是两百年间多少帝王藩帅梦想不及的。

老赵的另一个改进，与范质有关。

老赵之前，君臣议论重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完事后，常从容赐茶，宰臣乃退。古称“坐而论道”，非“立而论道”。唐及五代，还在遵守这项制度。

范质等人是后周旧臣，老赵留用为相。但范质等人自知原是周室人物，故内心常常不安，“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在范质之前，君臣议论军政大事，以口头议论为主；有些重要的号令、官员升迁、刑赏废置之类，只需要将写好的文书当廷呈上，君王画个符号，即可颁发施行。到了范质这个时代，他开始将所有议论之事均草成“札子”进呈，退下来时，就研究札子所得圣旨批语，中书同列在文件上签署姓名作为标记。范质以为如此做事有凭有据，可以免去种种失误。他曾对太祖说：“这样做，可以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由于呈札子，不需要即刻等待批复，故不必坐；而札子越积越多，有些札子要等到翌日或多日后批复，所以赐茶之礼也废。

野史中对此有些不同说法。《邵氏闻见录》说：太祖即位后一天，宰执范质等犹坐，太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范质等人起来呈送札子，太祖看时，范质等欲复位，但太祖“已密令去其坐矣”，于是，坐礼废。这个意见是说老赵玩阴谋，我不信此说。老赵如果有意废除此礼，只需要知会宣徽使一声，宣布为一种规则即可，哪里用得到如此心计？这是矮看了老赵。





“坐而论道”之礼


废除“坐而论道”之礼，自建隆元年始，造成这个礼废的是范质。

范质在相位，所下制敕，中规中矩，凡遇有官员除为刺史、县令之类，他尤其关心户口版籍。有使者要下去按查民田及狱讼，范质都要亲自召见，为之讲述天子忧勤之意，而后再派遣外放。

范质忧心天下，有汉萧何之风，故时号“贤相”。据说他生病之后，老赵多次想到范府看望他；又怕自己亲自造访，给老范添麻烦，就派了宫中女眷到范府问询。但范质家里迎奉贵宾的器皿都凑不齐，宫中女眷向老赵汇报，老赵就命翰林司赐给他果床、酒器之类。

后来再派人到范府，对范质说：“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

范质回答道：“臣过去在中书省，从无私交请托，所与饮酌来往的，都是贫贱时的亲戚故旧，用不到那些器皿，所以因循下来，一直没有添置——不是我买不起啦！”

范质病逝后，老赵曾对左右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真宰相也！”

后来的宋太宗亦看重范质，曾对近臣称累朝宰相，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没有人能与范质比。但太宗也有一句批评意见：“范质所不足者，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这个说法，在砥砺名节的大宋时代，是意味深长的。

太祖太宗两代人表彰文臣，有引领天下向着文治方向迈进的大战略意图。老赵表彰文臣，又能控制文臣，这样就演绎了帝国的政治平衡。

这兄弟俩都重视文臣。现在看，也许这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在宋初，此举就有“拨乱反正”的功能。按照船山先生的观察，整个五代时期，从后梁开始，朝代更迭，天下混战，血流成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动辄被武夫夺走，而武夫之所以能够夺得兵权，此仆而彼兴，“无他，唯无相而已”，没有其他理由，唯因没有宰辅而已。说“无相”，不是说没有这个充任宰辅的人，而是说国家权柄皆操在武夫之手，宰辅文臣不能执掌国政而已。甚至，即使君主想把政权交到宰辅文臣的手中，也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建国”之际，根本就没有文臣什么事，都是长枪大戟打下来的天下，派出一个两个文臣，要他们在功高天下的武夫之上，就跟个摆设一样，谁也不服。甚至像李存勖这样的能耐人物，很早就想称帝，对国家也有规划，甚至延聘了像冯道这样有点影响的文人来做官，但举目望去，最后推他上位的还是武夫，冯道，只能做点笔墨工作，根本没有参与到社稷兴衰方向上来。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宰相无能，如冯道，不能谋划天下；一方面是君主无意，如庄宗，不能推演文治。船山先生说道汉高祖刘邦，当初封赏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而以萧何为功最高，史称“天下第一侯”。当时就有武夫不服气，但高祖就是有格局，当下即叱责武夫们不过为“功狗”：就像打猎一样，追杀兽兔者，狗也；但控制并指挥猎狗到那里去追杀兽兔，却是猎人的活儿。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功狗而已；发现踪迹指挥猎狗，才是功人。一番话出口之后，武夫不怒，实在是让他们听了心服口服而已。

天下如“无相”，实际上也往往就“无君”。因为既然比的是肌肉，那我也有可能肌肉不差。这样，就有了李存勖对朱温的轻蔑，李嗣源对李存勖的轻蔑，李从珂对李从厚的轻蔑，石敬瑭对李从珂的轻蔑，安重荣对石敬瑭的轻蔑，郭威对刘承祐的轻蔑……都是长枪大戟，谁怕谁啊？于是，价值观被省略，人臣大义被省略，剩下的就是肌肉。这就是五代十国“丛林”风景的由来。所以史家有一个定见：“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君主的主要职掌，在选择宰辅。能够得到推演文治、价值观、天下意识的宰相，得一二人，不仅是天下黎民之福，也是君主子嗣之福。这个道理，五代乱世之中，藩镇，以及由藩镇而翻牌为帝王的武夫们，不懂。

但赵匡胤懂，赵光义懂，于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演绎了三百年大宋王朝的文明。





天子“护法”


我想象中的范质，似乎是个胖子。

偃武修文，离不开法制环节。这一点老赵和赵普也想到了。

五代乱世的司法权基本都在藩镇手里，史称“刑典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自古以来的刑罚法典都被废黜了，各个州郡掌管监狱的官吏，大多不懂法律，藩镇大帅多为武夫，大都率意行事，随意解释司法，全凭自己的意愿断案。这就意味着，生杀予夺，都由藩帅们一句话。故枉法杀人，所在皆有，朝廷一直无能干预。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专章说“五代滥刑”。五代乱世，本来就没有什么成文法，视人命如草芥，动不动就“族诛”，灭人全家。

从后梁开始就干这个活。梁祖朱全忠因为“旧怨”，在夺得天下后，派遣人到洛阳族灭河阳节度使王师范全家。王师范闻讯，设席与宗族宴饮，对使者说：“死，这个事，人所不免。但我担心少长失序，下愧先人。所以要按次序去死。”酒半，命宗族两百余口按照少长次序先后就戮。

后唐庄宗灭了后梁，将后梁大臣赵岩等人“族于市”。又派大将李绍奇去诛杀朱友谦全族。朱友谦的妻子张氏率家人两百余口见李绍奇说：“我们朱氏宗族当死，愿不要滥杀平民。”于是将其婢仆百人挑选出来，放走，以其族人百口就刑。张氏又取过“丹书铁券”向李绍奇出示说：“这是皇帝去年赐给我们家族的，我是妇人，不识字，不知道这上面写的什么。”李绍奇看后很惭愧，但还是杀了朱氏全家。朱友谦旧将七人，时为刺史，也连坐“族诛”。

也是后唐时期，有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谋叛，被杀后，又搜集他的同伙共三千人“并族之”，还杀掉了与之有关联的军士数百人，“夷其族”。

后汉时，三司使王章被杀，他有个女儿已经嫁给他人，而且病了多少年，但还是带着病被人架到刑场“就戮”。故相李崧之弟李屿，有个仆人名葛延遇，他贪污李屿的货财，李屿责怪他，他就到朝廷去告李屿，说他谋反。于是李屿并李崧等被“族诛”。

……

赵翼评论道：“族诛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孙并女之出嫁者，无一得免，非法之刑，于兹极矣！……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

这种由朝廷和藩镇实施的族诛滥刑，可称“毒痛四海，殃及万方”。就军政混乱、刑罚深重而言，较嬴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人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大宋之初，滥刑之诛，还时有所闻。

史载一案例，影响了大宋刑罚制定。

说金州府有一庶民马从玘，他的儿子马汉惠是个邪僻无赖，曾经害其从弟。此人又好抢夺他人财物，乡里乡亲对他恨得要命，但又没有办法。马从玘与妻子和次子三人商议，无奈之下杀死了马汉惠，算是“为民除害”。但此事传到当地官府，有防御使名仇超、判官名左扶，二人竟审得案子来龙去脉后，将马从玘夫妇和他们的次子一并诛杀。

这一大案传到汴梁，赵匡胤认为仇超等人故意将马从玘等判为死罪，实在过分，并果断下令给宰臣道：

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闻奏案，付刑部详覆之。

事实上，从藩镇手中收回司法权，在南唐先主李昪那里，就已经开始施行。李昪曾有“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即地方藩镇必须将死刑上奏朝廷，由朝廷反复查验复核，而后决断犯人生死。如此方有望减少或避免冤狱发生。先贤有道，老赵应有借鉴。

马从玘案是大宋有司详细核查的第一案例。核查的结果是：将仇超等除名，并流于海岛。史称自此以后，“人知奉法矣”。

但不久后，又有一案例，可见推动法制之艰。

河南府有一个尼姑名法迁，她私自使用师傅的财物，被告官。但按照“挪用他人财产”例，罪不当死；可是赶上了一个用法严峻的河南府判官卢文翼和法曹参军桑植。这俩人给尼姑罗织了一个“盗”的罪名，竟“置于极典”，将尼姑“正法”。事报到朝廷，因为河南府没有将死刑案上报刑部复核，老赵干脆将卢文翼“除名”，桑植则被“夺两任官”。

老赵“护法”之严，于此可略见一斑。





颁诏书为民雪冤


大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