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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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的“三条宝带”


建国伊始，老赵率先做了三件事：从漕运和赈灾开始解决民生问题；从政策改进开始解决偃武修文问题；从礼葬韩通开始解决士大夫道义问题。

东京汴梁是当时一大消费城市。帝室、百官、士庶、军马所需，大多仰仗于漕运。四方流往汴梁的各类物资，匡算下来，仅仅几十万士卒，每天就需要几十万斤口粮。史称“岁漕百余万石”，假定是一百六十万石，就有近十万吨的规模，每天必须有两百吨粮食从外地运来。这还不算近百万市民所需。而这些南方的粮食北上，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水运。所以河渠通畅，多年来都是执政至为关心的问题。老赵上台伊始，往汴梁的几条河道，因为战争，已经连年淤积，更需要浚治。就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老赵提出了漕运问题的解决方案。

老赵之前，历朝历代，调集丁夫开挖河道，所有糗粮皆由河工自备。老赵认为此类历史性盘剥过于苛刻。于是下诏，从此河工食用“悉从官给”，都由官方供应，且“著为令”，并且从此以后，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

帝国的文明之象开始了点点滴滴的推演。

当时的漕运，有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黄河四水，史称“漕运四河”。但黄河治理是另外的故事，实际上历代所着力的是其他三条河。

汴河，也称“通济渠”。隋炀帝时已经开挖，属于大运河的一段，自洛阳西苑引两条天然河水入黄河，再入汴水。然后循春秋时吴国开挖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到淮水。主干在汴水，人工开挖，故也称汴渠。

惠民河，在开封西南，大宋开挖的运河。

广济河，是接收山东潍坊一带收取租赋的漕运河道。先经由清河（也称济水）起运，跨黄河，过几个州郡，进入广济河，由广济到达汴梁。这河，后周时已经开始治理，大宋继续，先后引汴水、金水注入广济，与黄河勾连。河在开封城东，西流，经过今天的河南兰考，到山东，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因为河道拓宽至五丈，故又称“五丈河”。工程不小，后周、大宋两代人的时间都在“五丈河”上付出了汗水。

诸河都有淤浅的时候，尤以五丈河最为严重。于是老赵借春初的农闲季节，调集河工，大兴力役，史称开浚之后，“始得舟楫通利，无所壅遏”——才开始舟船通行便利，没有了阻塞拥挤的现象。为了修治五丈河，老赵还常常要到治河现场去“督课”，亲临现场监督考核。最初，这些河工们是没有口粮的，老赵看着一个个黑红的脊梁在河道上起伏挖掘、穿梭来往，有了恻隐之心（史称“上恻其劳苦”），特别下诏：每人每天给米二升，并命令天下各地的役夫，都要照此办理。这个办法一直贯彻大宋帝国始末。史称“遂为永式”，于是成为永远的规则制度。

修浚河道，解决了大汴梁城的日常用度问题，老赵也有得意的时刻。有一次，吴越国的国王钱俶入朝，向老赵进贡了一条“宝犀带”，也许是由犀牛皮制作，嵌满了珠宝的腰带，老赵看过后，回过头来对钱俶说：“我有三条宝带，与你给我的这个不一样。”钱俶很自信，认为“宝犀带”乃是吴越国良工精心打造，世间罕有，于是请求老赵拿出那“三条宝带”来开开眼。老赵笑道：

“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钱俶听后，顿时明白了帝王之道在民生不在享用的大道理，不禁大为愧服。由此可见宋太祖赵匡胤的格局，远不是钱俶这样的国君可以达到的。

老赵践祚的前一年，河北谷物丰收，导致谷贱伤农；老赵登基伊始，即下令“高其价以籴之”，高价收买农民手中的粮食，以此保障农民利益。

但中原诸道，有地方丰收，有地方绝收。老赵知道后，又派出使者到各地分赈闹粮荒的州郡。

这是由政府介入而解决民用、战备粮的储备问题，是传统中国的荒政（荒年政制）、良政之一。战国时代的魏国、汉代初年，皆有此类设计，古称“常平仓”。方法是：某地粮价低时，由政府适当提价收购；某地粮价高时，由政府适当降价出售。这类“金融政策”，既避免了谷贱伤农，也避免了谷贵伤农，应该是调节粮价、平抑市场、储粮备荒以供官需民食的一项优良国策。

但这类工作操作起来有难度，故历史上考察，并不经常施行。大宋帝国在太宗赵光义时代，完善了这个“常平仓”制度。大宋帝国的文明力量就在于：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举，几代人都会为之努力，万难不避。

元代佚名撰《宋史全文》引吕中议论老赵开仓放粮事，大意说：

太祖甲辰即位，第二天乙卯日，即遣使往诸州赈贷。岂有得天下之初，要用这个来沽名钓誉的事吗？上天惠民，应该遵从天命。当时之民，苦于干戈、赋敛、刑役很久了。为人父母，见子弟之饥寒，则万难不避也要救助。太祖赵匡胤此举，与周武王下车之后，就散财发粟给饥民，那种圣贤的仁爱之心，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

老赵赈灾是常事。

翻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触目皆是“赈灾”“免租”的故实。我据该书统计，太祖一朝十七年，“赈”字出现二十四次，“蠲”字出现三十二次。“赈”是国家放粮给百姓；“蠲”是国家免收百姓租赋。这样放粮、免收，国家自然就会减少收入，但这样自动减少收入，实实在在给百姓利益的国家调控，每年要做三次以上。我在阅读历史记录中，还没有发现哪个朝代曾经有过这样令人感动的民生政策。

乾德二年，更有一道诏书给地方长吏言：

如果地方有灾情，“即蠲其租，勿俟报”。

如果遇到灾害，正赶上收租，就要马上蠲免，不必等到上报后批准。

这一德业，三皇五帝以来，不曾见有。尤为令人钦敬的是，这类德业，只在历史记录中夹带提过，不仅帝王不再自我吹嘘，大臣文人们也不做恭维逢迎之语，似乎：这事就应该这样做！

大宋帝国“做好事”一向如此——从不做自我旌表。





盘剥寻租的恶性


官方的制造业场所称为“场院”，地方的“场院”，除了由所在地直接调用租赋维持“场院”工作外，还由朝廷拨给粮草支持“场院”工作。等于“国税”“地税”都有一部分流入“场院”。“场院”工人多为军人，属于半军方机构。但朝廷负责盐铁、户部、度支的财务官三司使，下达的文件中又有规定：拨出的经费如果有“羡入”（盈余），可以上报朝廷，朝廷将据此而给“场务”官提成。这个法子五代以来一直如此施行。

宋初，有个地方官名叫张全操，他反对这个做法。他认为这样将会助长“场务”官从中渔利。乾德四年，他给皇上上书说这个事。赵匡胤马上下诏：

孔子有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如果在规定之外还有盈余，这一定是对下属的克扣所致。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场院主吏，有羡余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这么多盈余，如果不是多倍收纳民租，私减军食，如何可以得到？要追问此事，不要颁行三司的做法。以后，除了官方规定的消耗数额之外，一切严加禁止！

“羡余”也即“盈余”，这个事，值得一说。

这是历来对地方官考核的指标之一。官方要组织国家力量经营各类制作，就要有预算。一般的预算都会做得比较公允，年底核算，一般都差不多用光。但场务官有时在组织地方租赋时，往往会“超指标”榨取，这样就有了所谓的“羡余”。而朝廷鼓励“羡余”并愿意从“羡余”中拿出一部分奖励场务官时，场务官榨取百姓租赋就有了“动力”。朝廷如果不知道这个局面，那就是无能；如果知道，不来终止，那就是无道。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明知此事也睁一眼闭一眼。无论无能抑或无道，纳税人都要承担这个被剥削的恶果。

史上对唐德宗时的“羡余”恶政记录颇详。大意说：

德宗时国用不足，因此有专门聚敛的心思。地方藩镇知道德宗的心思，就向朝廷进奉“税外方圆”“用度羡余”来买好。其实，这个“税外”的“方圆”（就是孔方兄啦），以及“用度”的“羡余”，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扣留“常赋”，假设：朝廷拨给一万，他留三千；地方收取一万，他报七千。这样里外里，就有了六千的“方圆”或“羡余”。第二个部分是“增敛”，这一块主要在“地税”，假设：按规定要敛税一万，他敛一万三千；如此，又有了三千的收入。总合起来，他额外寻租九千。这还不包括他可能克扣的工人报酬。但这九千，他并不完整上报为“方圆”或“羡余”，他报二千（史称“所进才什一二”，进奉给朝廷的不过是扣留“常赋”和“增赋”的十分之一二）；朝廷再返还给他一千作为奖励；这样，一年下来，他可以净得八千。

这里的数字都是设想的，但路数就是这个路数。

也有一类“忠诚”于朝廷的地方官，“竭府库以进奉”，竭尽地方府库向朝廷进奉贡物。但这种做法对地方百姓和场务工人的盘剥更为凶狠。但往往就是这类“竭府库以进奉”的地方官，得到皇上青睐，很快就会因功而提升。如唐德宗时的宣歙道（宣州、歙州为一道节镇），一位留守的判官就在干这个活儿，德宗大喜，召他为朝官，做了刑部员外郎。因此，在无道政权之下，盘剥百姓，进奉“羡余”是升官的终南捷径。

这不是孤例。

唐宪宗时，一位以户部侍郎名义主持财政工作的度支官，知道皇上骄侈奢靡，于是多次进奉国家“羡余”，供其挥霍，从此“有宠”，不久升官，加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继续主持财政工作。这是直接做了国务大臣的财政部长。当时国人知道这个组织决定后，朝野哗然，以至于市井的小贩们都知道此事，不禁对朝廷这个昏妄举动嗤之以鼻。

唐穆宗时，有一位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临时负责修建先帝陵寝，但他的部吏盗取陵寝的建设物资，又不给建筑工人应得的报酬，这样聚敛了十五万贯财富，进奉给朝廷。穆宗很高兴，但怨声载道。不得已，罢了官，但还是到地方做了省部级大员。

唐敬宗时，有个盐铁使（负责国营盐铁专营的部长），克扣榨取盐铁业的租赋特别狠戾，但他上报的专卖收入往往不足，却将各类办公经费“省下”了“绢百万匹”献给朝廷，而且还源源不断。

……

这类故实证明了盘剥寻租的历史惯性，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皆然，而且愈演愈烈。但在南唐李璟时代、后周郭威时代，这个恶政也曾得到过短暂遏制。

公元940年，一个管理仓库的官员，岁末时向南唐朝廷献上了“羡余”的赋税租米万余石，想以此博得南唐中主李璟的赏识。但李璟说：

“国库的支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数额，你如果不是聚敛百姓、克扣军粮，哪里来的盈余呀！”

李璟是个明白人，并不想在无道之路上走下去。

公元951年，郭威刚刚建立了后周帝国，当天就下诏：凡仓场、库务的掌纳官吏，不许收受“斗余、称耗”（在规定的名目外另立名目巧取民脂民膏）；以前规定的进贡“羡余”制度，全部作废。

李璟、郭威的德政应该影响了老赵。但老赵诏书中一句话，引用孔子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证明了老赵治理天下的自觉性。老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这个事件上升到文明建设工作中来认识。传统儒学，孔子学说，就是老赵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有没有这个思想资源，处理政事，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天下意识”的自觉性。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有司”是有关部门的意思。在《论语》中，孔子将它看成邦国治理的“四恶”之一。

孔子的弟子子张问：“何谓四恶？”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译这段话就是：平时不加教化（老百姓不知道犯法而犯法），就要逮捕杀掉，叫作酷虐。百姓还没有准备好，官方就要看成果，以至于（百姓没有完成工作而获罪）叫作暴戾。政令迟缓不下，却突然限期要百姓完成工作，叫作害人。还有，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干的这个活儿就叫作算计。

“四恶”为孔子所痛恨。因此圣贤人物在推进文明建设时，往往要到孔子这里去寻求思想资源。“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在后来的种种诠释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应该颁发给人的财物（报酬、薪水、奖励等），却吝啬而不肯出手，有司这么干，实在非人君之道。圣贤话语中，破毁规则，是一种败德。

“增羡入之数，收倍出之赋”，表面上是“吃盈余”，而且奉献给国家，为国家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应该称之为“爱国”之举吧，但在实际上成为“害民”之举：加倍收租又克扣颁给。老赵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不允许“爱国”而“害民”。他一旦知道邦国治理中存在恶政、秕政、暴政，就立即做出政策调整。他不做秦孝公、始皇帝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改革，只求点点滴滴的改进。这是思想家王夫之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也是我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老赵对国家政策的星星点点的调整，深得现代政治哲学“社会零星改造工程”文明之相，又具有悠远历史且雄深厚重的保守主义之神。故，在赵匡胤时代，自从大宋之后，百余年来，社会动荡较少、士庶幸福指数较高。北宋百年，其繁荣与文明，超过了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所谓的康乾盛世，这方面，与老赵的稳步改进、自我更化有直接关联。这是儒学“仍旧贯”（坚守旧有的习惯法）与“日日新”（每天都做一点努力更新）的巧妙平衡，是一般人难能企及的“中庸之道”奥秘所在。现代英美的“民生”治理，基本就在“仍旧贯”与“日日新”之间做策略组合式平衡。

老赵瞩目于“民生”的功夫，就这样在千年之前获得了现代性。

说到赵匡胤的“民生”，不能忘记大帝柴荣。他在柴荣这里获益良多。

柴荣征淮南之后，知道国家财用并不富有，而后马上又有了征契丹之战。但是这时候，有人来报淮南饥馑。柴荣正在征调粮草北征，但他还是要求地方将粮草借贷给当地士庶，以度荒年。

有人对他说：“百姓穷，恐怕不能偿还。”

柴荣说：“百姓，是我的子女啊！哪有子女遭受倒悬之苦，而父亲不为他解脱的道理！我不要百姓必定偿还！”

在战争准备期间，柴荣也没有忘记百姓苦难，这方面与那些动辄以战争来要挟百姓，四处搜刮军粮的无道之君有了鲜明差异。

赵匡胤继承了大帝柴荣的“民生”理念、王道理想，终其一世，没有向百姓搜刮过一粒粮食，还在著名的遗言“誓碑”中，规定了“不许加赋”的制度。老赵是中国优良政制的继承者和创制人——地方有灾，“即蠲其租，勿俟报”，就是一项优良创举。这样的创制还有很多。他在进入汴梁之前，曾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不许剽掠京师士庶。老赵要做到“秋毫无犯”；但在实际上，老赵做得比“秋毫无所犯”还要仁义。

大军入城，东京汴梁“市不易肆”（店铺正常开业）。但总有刁民以为机会来临，趁着大军入城之际，借机打劫。此事在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

老赵的“天下目标”容不得这种刁顽败类，于是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