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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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偶然力量”，我愿意说说我的历史观。

我相信“耦合”（coupling）力量决定文明之展开。

所谓“耦合”，是借用物理学中的一个名词，简言之，耦合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譬如，一个电路部分到另一个电路部分的能量传递，就是一种耦合。有多种耦合方式，各有不同。但大致是说一种“合力”导致某种结果。开灯，灯亮了，看上去是按下开关的结果，但事实上经由了无数“合力”才导致灯亮，如果线路没有参与“按下开关”的动作，灯就不会亮；如果发电机没有工作，开关按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变压器没有转换电压，灯也不会亮起来；等等。循此思路，可以找到一万种以上的“耦合”事件在参与“灯亮”的结果。

学界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制度决定论”。我对这个说法持有不确定的怀疑。在我的阅读史和我的理性结构中，我知道：“耦合”的力量是一种整全性质的力量。进入历史哲学演绎、进入历史经验归纳，就可以得出一个虽然粗糙但足以自洽的结论性意见：“决定文明展开”的是各种力量的耦合。

耦合的种种变量难于预测。“制度”实在不过是各种变量力量之一，它远远不能“决定”文明之展开，也远远不能决定历史之方向。

我愿意重复说：历史之展开，不存在单一推动力。“制度”不能“独自决定”历史之展开，“文化”也不能，“经济”也不能，“圣贤”也不能……推动历史展开的恒是它们“耦合”的“合力”。历史哲学之讲述，心下宜先存此念，方有望免予胶柱鼓瑟。理性有限，不宜于夸大某类单一力量。

各种单一的力量（制度、文化、经济、圣贤、偶然力量等）不过是耦合中无数“电路组件”之一，或种种“输入”“输出”的作用力之一。取消其他“电路组件”，或其他作用力，单一的“电路组件”无能达致能量量度，灯不会亮。

文明的展开，亦然。

但在诸合力之耦合中，如果一定要肯定某一种力的比较优势力量，则“偶然力量”为最。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偶然”短一点，整个世界史都会改写；费迪南德大公不在萨拉热窝事件中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就会改写；罗马尼亚共和国广场上如果没有人发出“梯米苏拉”和“呸呸”“嘘嘘”声，东欧的历史也会不同。耦合力量难于设计，偶然力量也同样难于设计。埃及艳后的鼻子不是罗马帝国设计的结果；费迪南德大公遇刺不是大战策划者设计的结果；罗马尼亚广场的嘘声甚至不是齐奥塞斯库政敌设计的结果。

这些偶然力量，成为“耦合”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

思想者可以也应该就己所长的方向独立讲述，譬如，可独立讲述制度的重要或经济、文化、军事、圣贤、偶然力量之重要，等等；但是应该明了：你不能逾越理性有限性，将你的独立方向讲述为“唯一”的“决定力量”。“唯一力量”“决定”历史进程或文明展开的说法，是问题重重的。

这就是我的基本历史观。

基于这个历史观，陈桥兵变中的“阴谋推戴”，在我看来，就是整个“耦合”“合力”中“偶然力量”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历史事件。





“权反在下，下凌上替”


“偶然力量”，与“权反在下”有关。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言：唐代后期至大宋建立约二百年间，华夏政局局面是：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

王室政权失去责任大纲，造成权力反而在下不在上的局面，于是，以下犯上，上位变迁，国家祸乱接踵而至。五代以来，不仅藩镇大员看不起朝廷，就是普通军士也往往凭武力胁迫主帅。从古以来，僭伪祸乱最疯狂的，没有超过五代的。

我极赞赏这一史见。“权反在下，下凌上替”乃是唐五代间种种“阴谋推戴”的真实写照。从公元756年开始，到公元960年为止，两百年间，中原地区上演了N多次这类“阴谋推戴”的故事。

我来择要陈列一下这类故实——

公元756年，著名的“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叛军破潼关，唐玄宗西逃至马嵬驿。李亨被玄宗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平卢节度使，总理平叛大计。李亨为将士百姓所留，不与玄宗西逃，而是取道北上。就在这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被拥戴”即位，史称肃宗。唐玄宗则被遥尊为“太上皇”。

公元783年，泾原（今甘肃泾川北）节度使奉命带领将士五千人，赴关东与反抗朝廷的节度使作战。士兵冒雨路过京城长安，希望得到皇上赏赐。但那时朝廷正在过“苦日子”，长安城里米珠薪桂，斗米钱五百。唐德宗未给将士星点赏赐。京兆尹在城外犒军，也不过是一顿素菜糙饭，不见荤腥。泾原士兵光火。认为拼死作战受这待遇，一口腌臜气不吐不快，于是抢了长安城，吓跑了唐德宗。叛军索性迎同平章事、太尉朱泚为主，史称“泾卒之变”。朱泚在胆战心惊中“被拥戴”，做了短命的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次年又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

本书中记录的“权反在下”事件，已经看到的就有：

公元926年，后唐无赖军士皇甫晖劫持军将、小校不成，最后又劫持赵在礼。赵在礼“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公元926年，后唐李嗣源“被拥戴”为帝。

公元934年，后唐李从珂“被拥戴”为帝。

公元951年，后周郭威“被拥戴”为帝。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拥戴”为帝。

我不厌其烦列出这些“阴谋拥戴”的故实，就是想考出“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之僭乱现象，正是“权反在下”的结果。事发偶然，事实上不存在首领的“预谋”。我知道熟练操习“辩证法”的朋友会来说：“偶然”的背后存在着“必然”！我认为这类说法没有思想含金量——“被拥戴”的历史现场由“偶然”的力量忽然介入而起，是最直截的逻辑起点，继续往前推，连“必然”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连“必然”都一定有一个起因，那样，就要最后推到创世纪或宇宙大爆炸。这类文字游戏，对我，没有吸引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对我，是一种忌讳。

此话表过，再看军士们为何乐于“阴谋拥戴”。

还是赵翼说得好：

……乃其所以好为拥立者，亦自有故。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此将校之所以利于拥立也。

将士们为何愿意冒着风险玩阴谋拥戴这个活儿呢？自有它的缘故。因为拥立藩镇大将，则被拥立者心存感激，但又心存畏惧。只好隔三差五十天半个月的不断地大兴犒赏。被拥戴者视这些将士如“骄子”，即使“骄子”触犯法规，也不敢过问。如果拥立新的天子，那就获利更大，将校能得到升迁，军士也能得到赏赐，还能恣意剽掠抢劫。

所以拥立新主成为最合适的“买卖”，红利极高。失去了礼义廉耻的现场，将士们在跟主人玩这类游戏时，无所忌惮，几乎就想起一出是一出。假如他们聚谋道：“今天要主子给我们点赏赐，有啥招数啊？”有人可能会临时起意，想起一个法子，而后，将士们觉着有意味，就会闹起来。

这样的故实很多，本书也已经说过若干。

如当年凤翔的藩镇李从珂，在赶跑了后唐闵帝李从厚，进入京师，也要发赏。因为凑不齐赏金，甚至不惜搜刮士庶，就是怕“权反在下”的士卒造反。

后周显德元年（954），郭威时，还有过一个故实。

太祖郭威病重，到郊外祈祷上苍，祈福，史称郊祀。军中将士们忽然有流言说，这次搞郊祀，赏赐没有后唐明宗时多！于是军中汹汹，不满情绪开始流布。郭威听说后，召集众将到寝殿，责备他们说：“朕自即位以来，节衣缩食，专门把保证军需一事放在心上。府库蓄积，四方贡献，除去军用供应，很少剩余。你们难道不知晓？如今却纵容痞子恶人乱说，全然不顾君主的勤俭，不体察国家的贫匮！又不想想自己有何功劳而受赏，只知抱怨，你们心下能安吗！”

众将素知郭威并不奢靡，节俭程度为历来君王少有，想想也是，就都惶恐告罪，退下。然后郭威搜索军中不逞之徒立即正法，流言平息，由此中止了一场可能的兵变。假如不是辣手处理此事，军中“聚谋”，遇到不可测的偶然力量推演，很可能又有某人“被拥戴”，郭威危矣。

若干年后，赵匡胤在一次郊祀之后，也遇到了类似事件。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说，老赵平蜀后，曾在蜀卒中选择亲兵骁勇者百余人，补内殿直，别立班院，号“川殿直”。这是禁中值班亲兵的一种建制，一般都待遇优厚。

有一次南郊祭祀，循例要有赏给。但对这一支新成立的“川殿直”，本次“赏给”比照本班减少了五千钱。这帮蜀卒不干了，于是相率来到宫前击登闻鼓上诉其事，一时闹得纷纷扬扬。

老赵闻言大怒道：“朝廷给赐，自我而出，哪有什么不变的规定！”

于是将联名上状者四十余人，全部抓捕，斩于市。其余没有联名的，也都悉数配隶下军，从此撤销了“川殿直”这个建制。

这一次正法量刑过重，但实有必要。将士所以愿意玩“阴谋拥戴”，实在是利益驱动使然。必须防患于未然。此事若不能平，可能就会有川人“被拥戴”，如是，则一场更大规模的流血不可避免。

郭威、老赵此事处理得果断。这是杜绝他人“被拥戴”，扑灭部下侥幸之心的铁腕手段，有其可以理解的政治合理性。





“上位”经验总结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五代藩镇以来“权反在下”之后，没有更好的政体可以演绎时，“中央集权”就是一种可选择模式。这也是对天下负责的姿态。

《续资治通鉴》记录老赵一个故实。说老赵宫中的内臣有一个人曾经在后唐时做过事，老赵就问他：“你们唐庄宗李存勖那么英武，底定中原，但是没有几年，就被颠覆了，这是什么原因？”

这位内臣说：“庄宗好打猎，总是姑息将士。每次近郊打猎时，总有禁卫兵卒控制住庄宗的马辔，跟庄宗说：我们儿郎都很饥寒，请皇上接济我们。庄宗一般都会随其所欲颁赏给他们。实在是威令不能行，赏赐没有制度啊！”

老赵听后，拍着大腿说：“后唐与后梁隔着黄河大战二十多年，最后才得到天下！因为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放纵他们没有满足的请求，用这种办法来管理部下，实在是儿戏一般！朕，今天抚养士卒，不会吝惜爵位和赏赐，但是如果犯我大宋法度，只有刀剑说话！”

老赵一番话，是对李存勖“失位”的经验总结，也是对自己“上位”的经验总结。老赵就是在混乱不堪的二百年惯性中，被将士们拥戴为帝的。

老赵对“阴谋拥戴”的将士言：“尔等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实是真实写照、真实心语。

到陈桥驿时，老赵自殿前都虞候再迁殿前都点检，掌军政已六年。六年间多次跟从大帝柴荣征伐，屡立大功，“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归之”。而当时后周的形势已经有多部史书用到四字概言：“主少国疑”。五代以来，几乎无圣贤道义观，无社稷正统观，有的就是长枪大戟打天下观，兵强马壮得天下观。

陈桥兵变的特殊性，就是一场“主少国疑”条件下的拥立。

与以往各类兵变相似，老赵也是“被拥戴”的；但老赵的杰出之处在于：同样是兵变，他的“约法三章”却直指了人类了不起的三大价值：

一、不得杀害后周少主与太后，是为古来“兴灭国、继绝世”之传统价值观，它与“敬畏生命”有关。

二、不得凌暴后周公卿大臣，是为古来“克己复礼”之传统价值观，它与“责任权利”有关。

三、不得纵兵劫掠京师市肆，是为古来“藏富于民”之传统价值观，它与“私有财产权”有关。

考三大正价值，总起来言，是一种“规则原理”。老赵在游戏中不背离人伦规则、价值原理，这就是道义担当。此三大正价值，于兵变之始，出自老赵之口，可见老赵气象上通古来圣贤，下接现代文明。莫怪王夫之要慨叹，中国历史能与老赵媲美者，唯有汉光武帝刘秀一人而已。

史有一个说法：“逆取顺守”——逆夺政权，奄有天下，却遵循常理，治理邦国。

大宋王朝就是由“逆取”后周而来，但从一开始就是“顺守”道义而行。说大宋不同于以往之改朝换代，大义在此。

这是传统中国革故鼎新之后难得的富有“天下目标”而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个人目标”的气象所在。汉光武帝刘秀试图建构并推演一个文明邦国，赵匡胤亦然。故东汉、大宋，是中华历史两大文明高峰。

陈桥兵变中，有几个重要人物，值得注意。

苗训，不过是一个散指挥使，无甚实权，但他凭借一番舆论准备，成功地鼓动起“权反在下”的北征将士“阴谋拥戴”思潮，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演绎了陈桥兵变。他应该是最先洞烛先机的人物。没有苗训，很可能就没有陈桥兵变，也没有大宋帝国。故苗训先生在大宋受禅之后，被擢为翰林天文，不久又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

楚昭辅，是老赵在归德军时的老相识，史称“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甚信任之”。陈桥驿大军，回师汴梁之前，老赵担心母亲杜太后，专门派遣他回城预先告知，昭辅具言士众推戴之状，太后乃安。楚昭辅为大宋栋梁之一。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享尽荣华富贵。

李处耘，都押衙，是五代时期开始有的军中衙门总管，其功能大约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居于军中机要地位，李处耘当此，率先参与了将士聚谋。其功甚大，故多年来一直得到老赵重视。

赵普，身为掌书记，秘书官，也颇机要，赵普当此，临机决断，将一场惊心动魄的兵变处理得有条不紊，线条无比流畅。故终赵普一世，为太祖、太宗两朝元老，除了几个特别的时期，他一直得到两位帝王的信任。

赵匡义即赵光义，当时所居官职为门下省文官的清要闲职，但可能负有后勤供给之实，以被拥戴者的兄弟身份，镇定指挥，推波助澜，并在马前率先献上保护私财的道义意见，堪称“策功茂实”。

陈桥兵变，一场将士临时起意，“阴谋拥戴”老赵践祚的偶然事件，主角就是苗训、楚昭辅、李处耘、赵普、赵匡义五人，也许还有王处讷。

值得注意的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时任镇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张永德，他的藩镇就在今河南濮阳，距离汴梁很近，又做着国务大臣，但他静谧如山，没有任何消息。他动也不动。如果他动一动，陈桥事究竟如何，还很难说。





玖　赵匡胤践祚




老赵的目光如果越过整个汴梁，往北，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再往北，就是被那个“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那是汉唐故地、虞夏旧封。那里尽是吾土吾民……他能够想起去年跟从大帝柴荣北征契丹的一幕幕……





张永德的远见卓识


名将张永德在后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永德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