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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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江淮之间将逐渐全为我所有。既得江淮，就用那里的百姓，扬我大周的兵勇，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到江南，那么桂州（后楚）、广州（南汉），皆为“内臣”，巴蜀诸国，可以传檄而定。如不至，我已得四方之地，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

吴、蜀平，幽州（等十六州故土）亦望风而至。

只有河东，并州北汉，是必要拼死一战的敌寇，不可以恩惠信义诱导，必当用强兵制之。但自从高平战后，他们已国力虚、士气丧，必不能再主动兴兵，故此地当无太大边患，我们应暂放以后图取。待天下已平，看好时机，可一举擒获。

如今士卒精炼，甲兵有备，部下懂得畏服军法，诸将愿意效力疆场。再有一年时间就可以出师了。现在，应该从夏秋开始，积蓄粮草充实边境。

史称世宗柴荣看完这一篇《平边策》，“欣然纳之”。

柴荣时代群臣多因循守常，苟且偷安，很少有人考虑天下问题。故柴荣《求言诏》下后，群臣所上言，很少有可取者。只有王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神采俊朗、气度劲迈，有谋略，能决断，所有的战略规划，都能让世宗满意。从此以后，柴荣格外赏识王朴，很快将其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以后又进入枢密院。





底定中原路线图


今日读《平边策》仿佛再见“隆中对”。那一种规划分明、指挥若定的气概，五代雄文，似无出其右。所以后来周世宗、宋太祖，基本上是按照《平边策》战略构想行动，虽然次序有不同，但思路是一致的。在五代末年大棋局中，这是一篇名垂青史的“底定中原路线图”。

但这个“路线图”也有两个地方，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准确。

一是“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这句话说得未免过满，后来的事实证明，幽燕十六州并没有“望风而至”，虽然世宗柴荣征讨契丹时，幽州以南确实是“望风而至”。历史无法假设，但终宋太祖、宋太宗两代人，没有解决契丹问题，终北宋九朝百余年，也没有解决契丹问题。显然，“幽州亦望风而至”不现实。小觑契丹，是不明智的。

二是关于路线问题，按王朴设计，平天下的程序是：

先下江淮；

次下江南；

再下荆湖、南汉；

再下巴蜀；

尔后北向幽燕（契丹）；

最后下河东刘氏。

世宗柴荣按照王朴的意见，果然平定了江淮，但没有去下江南，兵锋转向契丹，兵不血刃征服燕南等地，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宋太祖继承后周事业，已经得到江淮之后，首先征服了与北汉勾结的潞州李筠，而后平定了扬州李重进。接下来，没有动江南，而是从江南西侧的南平、武平、南汉开始用兵。等于在南唐和后蜀之间的湖北、湖南、两广等地撬开一个巨大的裂痕。而后还是没有动江南，而是转向巴蜀。一直到巴蜀灭后，才将兵锋指向江南。南唐下，宋太祖没有按照王朴的意见先去解决幽燕问题，而是转向了河东之地，结果没有达到目的，顿兵而归。

周世宗在征讨幽燕时，遗恨而终。

宋太祖在征讨北汉时，遗恨而终。

而幽燕、北汉，事实上都是契丹的势力范围。

故柴荣虽然接纳了王朴的意见，但又做了战略调整，按照柴荣后来实施的“路线图”计划，大略程序应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

再下江南（与王朴异）；

再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尔后下巴蜀（与王朴异）；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按照赵匡胤的“路线图”意见，大略程序应该是：

江淮已下（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异）。

但老赵的这个“路线图”被赵普所修订，赵普坚决不同意下幽燕，甚至不同意下河东。所以最后老赵实施的“路线图”是对赵普“路线图”的折中：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与王朴赵普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赵普异）。

关于“平边路线图”，王夫之《读通鉴论》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大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与柴荣同）；

再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同）；

再下巴蜀（与王朴同，与柴荣异）；

尔后下江南（与王朴异，与赵匡胤同）；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王朴、柴荣、老赵、赵普、船山五人意见用图表展示，如下：



人　物

顺　序

王朴

柴荣

赵匡胤

赵普

船山



一

江淮

江淮

江淮

江淮

江淮



二

江南

幽燕

荆湖、南汉

荆湖、南汉

幽燕



三

荆湖、南汉

江南

巴蜀

巴蜀

荆湖、南汉



四

巴蜀

荆湖、南汉

江南

江南

巴蜀



五

幽燕

巴蜀

河东

不下河东

江南



六

河东

河东

幽燕

不下幽燕

河东



我赞同船山意见。

船山王夫之认为柴荣下江淮后，即转向幽燕，作为大棋局的第二步落子，非常正确。而这一个意见，不仅王朴没有认识到、赵普没有认识到，连赵匡胤也没有认识到。船山先生盛赞此举。他说道：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即指江淮之地）而后止。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南唐主向柴荣要求得到海陵之地，以供给国内用盐。柴荣不给地，但每年给南唐三十万斛盐；战争中俘虏的江南兵，也陆陆续续放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

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导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契丹内乱）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指契丹在燕云十六州的兵力），犹未易折棰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是说“雍、豫、兖、青”之北已经属于契丹），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边境与敌国直接接壤，地缘形势无安全感），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强起而问燕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后晋末没有收复江淮就向燕云用兵，导致亡国大败），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行密）、徐（知诰）、李（李昪）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李璟（李昪之子）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俘）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指契丹），以功罪而择其才（在攻打契丹时发现并挑选日后用于讨伐江南的将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南平国等）且遥为效顺。

于是逾年而（周世宗）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指柴荣早逝），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

现在来看船山先生主张江淮一定，即将兵锋指向石敬瑭割地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道理如此，更因为柴荣有此一役，已经尽得关南之地，再努力，就足以克服幽云。可惜英年早逝。

赵匡胤后来没有按照柴荣的战略展开，结果幽云始终在草原帝国手中，为北宋带来一百余年的压力。





历史的多种可能


江淮、北汉、契丹不论，关于南方诸国，先下荆湖巴蜀，还是先下江南南唐？王夫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他赞同太祖赵匡胤的战略，认为老赵此举优于王朴《平边策》。他说：

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叶得势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虽云割据，而自杨氏、徐氏以来，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无殃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慝（意思是说李璟李煜没有大恶）；严可求、李建勋皆贤者也，先后辅相之；冯延巳辈虽佞，而恶不大播于百姓；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

孟知祥（后蜀第一代君主）据土以叛君，阻兵而无保民之志，至于昶，骄淫侈肆，纵嬖幸以虐民也，殆无人理。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固不容旦夕缓也（意即后蜀比南唐恶，理应先讨平之）。

岭南刘氏积恶三世，民怨已盈，殆倍于孟昶；而悬隔岭峤，江南未平，姑俟诸其后，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

先吴后蜀，理势之两诎者也（如果先下江南再下巴蜀，从道理和形势看，两方面都不利）。此宋之用兵，贤于王朴之策也。

但王夫之也从“道理”和“形势”两方面立论，分析了平定河东或幽燕的利弊。这方面，他赞同王朴的意见。船山说：

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是说后汉第一代君主刘知远有捍御契丹之功）。刘崇父子（刘崇、刘承钧）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夺其国，而又欲殄灭其宗祀，则天理之绝已尽（说郭威灭汉隐帝，又杀刘赟，违背天理）；抚心自问，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因为理不直）。虽在宋世，犹有可悯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阑入塞内，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义之所不容隳者（中华道义不能沦丧），莫此为甚，驱之以复吾禹甸（大禹所奠定之九州岛之吾土），乃可以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缓河东，必矣（因为幽燕是吾华之故土，不应在契丹境内，故应先下幽燕）。

即以势言，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说契丹对幽燕之地无恩可言）。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膻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污秽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说幽燕之地有人在盼望王师来讨）。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幽、燕举，则河东失左臂之援，入飞狐（今河北涞源）、天井（今山西襄垣）而夹攻之，师无俟于再举，又势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当初赵匡胤曾有先下幽燕之志，惜没有实施；反而先去下河东，结果没有成功。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还是坚持先下河东后下幽燕，等于还在犯战略错误。其实，不能先下河东，这个见识不仅王朴有，赵普也有，柴荣也有，张永德也有。据《东都事略》，太祖受禅之初，曾经向永德问“并汾之策”（并州、汾水，都在河东）。永德说：“刘氏虽然兵少但是很强悍，再加上契丹的援助，未可遽然而下。可以用间谍来离间他们君臣之心，设游兵以扰乱他们农耕之事，待等到它疲敝不堪时，才可以图谋。”这个意见事实上是深化了王朴的意见。老赵初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继承了王朴、柴荣、张永德和王夫之的意见，对太祖、太宗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罝中兔耳（幽燕平定，河东太原就像笼中的兔子），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指太原）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打河东之后，兵已疲敝，再打契丹以致失败）。

王朴《平边策》虽然是一个可以调整的战略规划，但大辂椎轮，结构架子是出色的。他提出来的平天下次第，至少启发了柴荣、老赵，从地缘、形势、天理各方面来评估用兵先后，决定路线逻辑。王朴所谓“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取江南先取江淮以获得战略先手主动权的思路，都是攻战战略中值得称许的大见识。不同的只是：“后北”的“北”有两个方向：河东与幽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赵匡胤犯了错误，赵光义也犯了错误。没有犯错误的是柴荣，但他可惜死得太早了，以至于王夫之要慨叹：

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后周征伐江南，其兵威刚刚开始震慑天下，还没有衰竭，周主柴荣如能赶紧乘其兵威而用之于幽燕，天假之年，中原就可以在后周时代底定了吧！

在老赵那里，持“先南后北”战略最坚定的人物是赵普。

但钱穆认为“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钱穆认为这个“先南后北”战略是错误的，正因为一开始就在南方用兵，结果“兵力已疲”，再向北方用兵时，力量开始削弱，等于给后人（赵光义等）造成了难度。这也是一个意见。历史已矣，无法复盘，可留给人的是思想的无限推演。推演中，各有家法。钱穆意见，也是一家之言。





西征军首战失利


周世宗柴荣常常因为自唐僖宗时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自从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而生削平诸国、一统天下的志向。正好后周西边的秦州，有人到汴梁献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柴荣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当初后晋末年，契丹入主中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杀死传诏的契丹使者，率秦（今甘肃天水）、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三州，归附后蜀。现在，后蜀听说后周有异动，就派出客省使赵季札来到这三州巡视东北边备。

赵季札与史上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一拼，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但他又没有赵括的勇气，只会吹牛。所以他巡视了一圈之后，对后蜀主孟昶说：“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凤州（今陕西凤县）刺史等人，都不是将帅之才，不足以御大敌。”蜀主问：“那谁可镇守那里啊？”赵季札说自己行。蜀主就任命他为雄武监军使，并将宿卫精兵千人作为他的亲兵部队。

蜀主又命知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