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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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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平，不爱用兵
李昪对宋齐丘所有的谋略都很赞同，唯独关于开疆拓土的意见，他不愿意接纳。他爱和平，不爱用兵，以至于跟随他的部下都有点瞧他不上。
那个大名鼎鼎的词人、高官冯延巳，在李昪时为秘书郎，受命与太子李璟交游。李璟登基不久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做了宰相。
他做宰相后，常在背后诮话李昪，《江南野史》记录冯延巳的说法是：“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不过是个乡巴佬，成不了什么大事。
马令《南唐书》的说法是，冯延巳常笑李昪“龌龊无大略”，说李昪过去打仗时，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要唉声叹气十多天。又夸奖当世的李璟说：现在的主上，数万将士在外打仗，根本不介意，“宴乐击鞠不辍”。不管外面打仗多么紧张，李璟照旧大摆筵席踢球玩乐，从不中止。他认为李璟这样不在意数万生命的主上，“则真英雄主也”。
这些故实透露出李昪、李璟的性情差异。但李璟也是初期好战，中晚年后，也是一个厌战的君主。
说到冯延巳，略说说他的姓名。“冯延巳”还是“冯延己”，史上说法不一。简言之，我赞同“冯延巳”说，理由：冯氏字正中，正中，是午时。午时，即现在标注的十一时至十三时之间。巳时则在午时之前，即九时至十一时。巳时一过就是午时。“延巳”，就是“延长巳时”，那就到了“午时”，故字“正中”。他还有一个号叫“延嗣”，也可以据此推想“延巳”“正中”与“延嗣”的关联。故，我以为，称他为冯延巳可能是符合他的名字本意的。
李昪时代，税赋很轻，徭役很少，守土之外，很少战争，与契丹、中原、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还开办了太学、开设了科举，人称天下衣冠之盛在南唐：“儒衣书服盛于南唐。”
李昪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他晚年，与宰相冯延巳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做南唐的“隆中对”。
李昪掌有南唐之后，江淮一带也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正好赶上丰年。江淮的丰收在传统中国经济史上一向都很重要。两湖之外，就是江淮，中国的粮仓在此。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于是，南唐朝中就有人主张举兵“广土宇”，也即开疆拓土，侵占他国领地，扩大自家版图。冯延巳更认为南唐地势不算广大，羽翼尚不丰满，故不可以远飞；国家还不够伟大，不能号令四方；财政赋税兵马粮草还不够富有，不可以兴事，因此，必须开疆拓土。他提出，如果开疆拓土，首先就要瞄准以下三个邻国：王氏闽国、钱氏吴越、马氏荆楚。他的意见是：南唐要有“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要想振兴南唐，必先灭此三国。
李昪反对这个意见，说了一段话，可见其不乏仁人之心。他说：
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患甚矣！吾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
我从军旅之中长大，看明白了战争对士庶的危害太大了！我不忍心再谈兵戈之事。让别人的士庶平安，那么我们的士庶也就平安啦！
随后，李昪历数史上开疆拓土导致社稷倾颓的故实后，又挨个分析了三国的政治形势，最后说：
如果一定要与三国开战，胜算也许有，但兵祸连结，所得未必大于所失，还同时得到穷兵黩武的恶名。孟子过去就说过，齐国夺取了燕国之后，因为恐怕四邻都来此争夺，形成兵连祸结的局面，这样，白得尺寸之地，却有了战争罪人的恶名，齐王不愿意做这种事。与其大动干戈，还不如节俭而待天命，与四邻敦睦，这样就相当于王氏、马氏、钱氏三国在为南唐守四邻，如此，则四境之外，使人自为守。等于我现在保存三国而不取，是以三国为我唐之屏障也。这样没有疆场之祸，我就可以专心于内政。我邦男不失农活，女不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家一定会更为殷足富有。而兵旅训练，很长时间不去打仗，士气则必然倍增。如果蒙天眷顾，中原有变，朕将投袂而起，首先倡议天下，如果能平定北方非正朔的中原伪政权，恢复我大唐故都长安，然后谦逊地号令江南诸国归附，那时，就是一封诏书的事。能够如此，何必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呢！
李昪一番话说了三层意思：
一、南唐真正的大敌在北方不在南方。宋人马令《南唐书》记录李昪说法是：“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蓄财养锐，以俟时焉。”这话的意思是：李昪不是简单的厌战，实是待时。他认为时机不到，宁肯不动，以免兵衅一起，胶着连年，且胜负未可知。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远见卓识。
二、南唐不能在四境开战，留有四境邻国，等于他们在代我守边。这个意见与赵普劝导太祖赵匡胤的意见一致：暂时留着北汉，等于让北汉为大宋守北边，这样与契丹就不会直接接壤为敌。而南唐在等待天命来临的时刻，可以北上扫荡中原，以成帝业。
三、生命珍贵，百姓无辜。兵戈之凶器，能不动就不要动。生灵涂炭，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苦难。这个意见正是古来儒学敬畏生命之圣贤精神所在。
关于地缘方向的军政战略，李昪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不要对邻境用兵，等待中原有了变化，北上与伪政权们去争天下。
李昪对冯延巳一番话，一时说服了诸臣。当时儿子李璟也在旁边。
李昪将这个意见坚持到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临终时，还对李璟说：宫里积有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死之后善和好邻境，以安社稷！万不可效法隋炀帝，依恃国家富有而穷兵黩武，那是自取亡覆之道。你如果能听我这话，我死后也视你为孝子，百姓也会称你为贤君！
《钓矶立谈》记录说：李昪死前，呼李璟登御榻，抓过他的手，咬他的指头到出血，戒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以后北方有战事，你可不要忘了我跟你说的这一番话！
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先主李昪，历史上是一个被众多英雄淹没的重要人物。他对南唐未来的划策，具有了不起的前瞻性。这是比起诸葛亮《隆中对》毫不逊色的战略规划。诸葛亮辅佐的蜀国，历二帝，共有国四十三年，李昪开创的南唐，历三帝，共有国三十九年。有国时间差不多，但就文化贡献而言，南唐其时比蜀国大多了。如果玩笑扯一句“幸福指数”，南唐也比蜀国高得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昪志在中原以待天命的国策，是一种不为俗见和短见所左右的大见识。
南唐中主李璟如果真能理解老爸一番远见卓识，真能积蓄实力，等待中原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历史格局。
但历史留给人们的恨憾实在太多……
李昪当政有一德政，早于赵匡胤时代，值得在此说说。
五代藩镇将帅不仅主地方军政，还兼管司法。但武夫们主持司法，往往轻断生死。在李昪这里，改了规矩。他规定“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由朝廷决断犯人生死，并要反复查验复核。这是避免冤狱的必要手段。如此司法，就有了“慎罚”的圣贤气象。
这不是个小事件——所有敬畏生命的故实，都不是小事件。这类德政，都是影响赵匡胤的传统故实。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禁止藩镇专断司法，将死刑判定的权力收归朝廷，应该就与前辈的德政传统有心性和制度上的渊源。
李昪有光明从政的意识，践祚前，根据他的行为逻辑，可以推演，他应该有过“权谋”性质的运作，但践祚后，则较少看到“权谋”性质的运作。这在帝王之间比较罕见。
有一个人进献“毒酒方”，说可以秘密处罚那些乱臣什么的。李昪说：“谁要违犯了我唐的法律，自有正常刑律，要这个干什么？不要！”关于他的记录中，有“鸩杀”大臣周本的故实，似与他这个说法矛盾，似乎是历史记录中的歧异，但要注意到：“鸩杀”案时间，在他践祚之前。所以我要说，李昪的“光明从政意识”是在他践祚之后。
李昪生性节俭，知者不多。据陆游《南唐书》，李昪常常穿用蒲草编织的鞋子。平时用的洗手盆都是铁的。夏天，寝殿施青葛帷，这是一种很便宜的布料。左右宫婢，只有几个人，而且服饰朴陋。南唐建国之始，就以他的金陵节度治所为宫殿，这意思是说，南唐帝国的皇宫，其实就是当时吴国齐王的王宫。但是王宫与皇宫还是有区别的，李昪只要求在殿脊加上皇宫才有的鸱尾，外设一些阑槛而己，始终没有大兴土木，另建皇宫。李璟做太子时，要用杉木做板障，有司请示李昪，李昪说：“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战舰，以竹作障可也。”杉木固然有不少，但我要留着做战舰，李璟要做板障，就去用竹料吧。
看陆游的记录，可知李昪是比赵匡胤还朴素的一个人。
他晚年服金石药，有求长生的意思。但这种江湖奇药服后让人躁怒，李昪也不例外。所以，当百官奏事时，他也常常厉声呵责。但群臣似乎并不怕他，也常常“正色抗辩”，很严肃地反驳这位开国皇上。这时，李昪如果听臣下们说得事理明白，“必敛容慰勉之”，他能当场收起厉害样，立刻温和地以礼待臣，并且十天之内，必有赏赐。这样的君臣关系，让人心气平和，都很舒畅，史称“人思尽力”，人人都有将全部智慧和能力贡献出给南唐的心思。
南唐后来在与大宋的对峙中，朝纲已经多有败坏，但仍然不乏忠勇良臣，与李昪这种礼贤下士之风不无关系。
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的很多作风，与李昪相似。老赵也是一个勇于认错的圣君，并且能够当场认错，认错之后，还会给对方优厚的奖励。
近代以来盛行一种“史论”，认为“统治者”的所有“善政”“德政”都是“让步政策”，都是“虚假”的；“善政”是“虚假”的，“德政”也是“虚假”的，等等。这类“史论”属于“诛心”之论，也即“动机论”，是非常不靠谱的一种揣度，具有“栽赃”的性质。即使这类说法是真实的，也可以退一步说：不能指望政治家“真心”为你干活，假的就行，一辈子假装尊重民意，一辈子假装尊重法治，一辈子假装关注民生，一辈子假装敬畏生命……这样已经足够。不能向政治家们索取太多。所以西方有谚语说：“一辈子佯装好人，上帝也会感动。”李昪、赵匡胤，就是“一辈子佯装好人”的圣君，如果不愿意承认他们人性中的仁慈隐恻，也可以这般理解。
李昪就是这样一个南唐先主。史称他死后消息传出，“四方黔首叹息涕泣而辍其食”。他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这位死后被谥为“烈祖”的皇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雄心，史称“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李昪只在意守住继承吴国而来的旧地，没有继续经营扩大版图的战略。但也正是这样的国策推行，“吴人亦赖以休息”，吴人也依赖于这种守成而不是扩边的政策得到安居休息。
而吴越钱氏，据有苏浙闽全境或一部，历三代五王，近百年间，也是一个厌战的邦国。
鸩杀大臣事件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但南唐、吴越的战略是保境安民、休兵息战。在邦国建设中，农桑、水利，益民之举常有。故五代之乱，江南偏安。这一片广袤疆域为后来的大宋帝国保留了再生的元气。就历史有机性言，南唐与吴越的厌战、惧战，是利于吾土吾民之举，值得对这俩“软弱”的邦国，特别是李昪和钱镠时代，给予一点温情的理解。
但在记录中，李昪也有诛杀大臣的案例。
这是李昪还在叫徐知诰时的事。
吴国杨行密时有个武将名叫周本。此人骁勇异常，年轻时在山中徒手与猛虎格斗，居然将猛虎格杀。威名传扬，江湖皆知。后来在杨行密麾下，作战时几乎不知道生死。攻城略地，往往遍身是伤，全然不顾。等到战斗结束，他自己烧个烙铁，烫治创口，居然还谈笑自若，就像没有疼痛感觉。所以他的部下对他都很服气。杨行密称王后，周本带兵平定浙江，为吴国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在江西打仗时，他曾以七千人击破数万之众。后唐时，被封为西平王，仍然镇守在吴国，辅佐杨溥。
徐知诰要“接受”杨溥的“传禅”后，周本已经七十多岁，退休在家。忽然听到儿子跟从朝中大臣奉书劝进，坚决不同意。他不同意徐知诰代替杨溥。
徐知诰这时候还在做齐王，知道后，在便殿设席宴请诸臣，特意给周本的杯盏里下了鸩毒。周本经多见广，知道这杯酒不是好酒，就拒绝饮用。他的办法是，假装喝醉，然后将徐知诰送来的酒盏拿在手上，又另外取过一壶酒，两下里来回掺和在一起，然后又分成两盏，自己取一盏，进献给齐王徐知诰一盏。
他说：“陛下千万岁！臣敬陛下酒！陛下若不饮此酒，可不符合君臣同心同德的大义！陛下赐酒，臣不敢奉诏！”
此言一出，徐知诰马上变了脸色，很久僵着没有话说。这应该是徐知诰一生至为尴尬的时刻。饮下去，俩人都毙命，肯定不能饮；不饮，就证明了酒中有毒，那么诸位大臣知道，就会对徐知诰有了警惕。对徐知诰来说，那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信用危机。但周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僵着。
这时，一位优伶名叫申渐高，他知道这件事应该有个结局。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似乎也只有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想到了，于是决定来做这件事。
他走上前来，故意说一些诙谐幽默的话头，然后将周本手里的两杯酒自己全部喝了。喝完，装醉，将酒盏酒壶塞到自己怀里，急忙跑了出去。
徐知诰秘密地让人带着解药去救申渐高，但是，已经晚了，史称申渐高“脑溃而死”，脑袋溃烂而死。
申渐高之死，是春秋时的士人之风。此中也有大义，他期望用自己的一死劝谏徐知诰不当以此诛杀大臣。
周本知道徐知诰最后还是由杨溥“传禅”做了新君，不禁愤怒地长叹道：“岂能复事二姓乎？”我乃是吴国大臣，岂能再为二姓服务！
在极度的忧郁中，周本病逝，享年七十七岁。
他可能是唯一在李昪篡位活动中“死节”的大臣。
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故实的主角不是周本，而是徐温的次子徐知询。
徐知询很早就想取代徐知诰摄政，但他人望、能力都不足。徐温死后，他被剥夺了军政管理大权。
当徐知诰用一只金杯装了鸩酒给他喝时，跟他说：“愿弟寿千岁！”
徐知询知道有毒，就用别的酒器平均了两杯酒，跪着献给徐知诰说：“愿与兄各享五百岁！”
后来的事，有申渐高解决了。
申渐高，是吴国乐师，善于吹奏三孔笛。
李昪鸩杀大臣事件，虽然是践祚前的恶习，但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复杂性所致。人，不是一个面孔；李昪，也不是一个面孔。
叁 李璟
李璟从公元943年登基，到公元947年四年间，发动了灭“妖贼”张遇贤、平建州王延政、与吴越“逐鹿闽国”三场战争，先后损兵折将近三万人。战争中占有的建州、福州，最后反而落到吴越手中。李璟实在是心有不甘，早把乃父啮指告诫放到脑后……
初用兵生擒乱贼
公元943年，李璟即位，史称“南唐中主”，改元保大。
龙衮《江南野史》记载，李昪封齐王时，接受了吴国的禅让，做了皇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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