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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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源闻言后，还带着希望，派了使者去督促他赶紧离开夏州。

李彝超不仅不“奉诏”，还派遣他的哥哥屯驻夏州的南部边界，一面聚集辖境内的党项、胡人诸部，准备战斗。

药彦稠等人进驻夏州边境地区后，李彝超就派出了党项兵来抄掠官军的辎重和攻城器械。官军受挫，退守数十里。安从进知道李彝超已经不可能听从朝廷节制，如此局面，只有战争解决。于是他与药彦稠调整部署后，开始准备攻城。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夏州城上燃起了烽火，这是召唤远处救兵的信号。四周各路胡兵看到夏州烽火后，有数千人驰奔而至。安从进令先锋大将将这一伙援兵击溃。

安从进开始攻打夏州。

但他没有料到，夏州的城垣是过去那位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所修筑，坚固得铁石一般，任凭斫凿，都不能使它破毁。

赫连勃勃是四百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胡夏国建立者。夏州曾为其属地。当初他费尽心血建筑了这座西北大城。安从进等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摧毁城垣一角，都不可能。下挖地道，准备进城，但不料城垣地基也极为坚固，根本挖不动。这时候党项人的四万多骑兵又在四野流动，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专以劫掠为目的。官军试图长久扎营、屯垦、放牧，解决军粮问题，也不可能。而官军的人吃马喂，全靠关中输运，但从关中到夏州，山路艰险狭隘，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过来，要费钱数贯，就这样还很难搞到粮草，因为关中民间已经困竭，无力供应。药彦稠的五万大军，按一人一天用大米一斤计算，一天就要五万斤，仗打了三个多月，算算就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旷日持久，很可怕，随时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危局。

但夏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困守的一百多天里，城中粮草也渐渐空虚。李彝超权衡利弊，有一天走上城楼对安从进喊话，表示：“我夏州很贫穷，没有啥财宝积蓄可以对朝廷进贡，也很难输送租赋。但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我李彝超还不想把它丢掉。这样一个小小的孤城，你们即使攻克它，也不足以向世人宣扬威武，何必如此麻烦国家劳师远征呢？请您上表报告朝廷，如果朝廷允许我们改过自新，那时，再派遣我们去征伐其他地方，我们愿意去打先锋。”

李嗣源得到消息，感觉到了夏州不是个善茬子，想想又奈何它不得，于是下令安从进返回原驻地。





“西夏国”成百年大患


而明宗李嗣源即位多年没有用兵，一朝用兵，又无功而返，军士中就有了流言。李嗣源害怕，他知道将士们血脉贲张的“阴谋拥戴”，知道那风景的野蛮。于是下令按等级优厚赏赐京师的禁军，以此安抚将士。但这一番赏赐没有啥正当理由，让将士们一下子就摸到了主上软弱的命脉，史称“士卒由是益骄”，将士们从此以后更加骄横。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也要面临这个局面。

西夏的历史从大唐之初就已经现出端倪。这一支党项人，本来属于羌族，多年与吐蕃征战。唐玄宗时曾救助过他们。安史之乱后，被唐人安置在原来赫连勃勃的所在地“大夏”，又称“平夏”。唐僖宗时其首领被封为节度使，正式归大唐节制。唐末大乱时，各地胡人都有侵害中原的举动，但党项人的夏州没有动，从来没有成为大唐的边患，当然，也没有什么襄助大唐的军功。几代人之后，到了李仁福、李彝超，还可以用大唐、后梁时期的“羁縻”政策安抚夏州，但李嗣源轻率地用兵了。

后来得到消息，是李仁福害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造谣说要联合契丹，互为支援，其实并没有与契丹订立什么同盟。虚张声势中，反而让朝廷来征剿，但征剿中，又恰恰让夏州人看到了朝廷的虚实：原来不过尔尔！从此以后，夏州对朝廷反而更加疏远，只要有人叛变中原，夏州就想法与之勾结，以此来要挟中原朝廷。中原只要听到夏州联络叛军的消息，就赶紧贿赂夏州，安抚夏州。此后，夏州用这个手段得到了中原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李彝超的弟弟李彝殷是个例外。

李嗣源征伐夏州之后，李彝超为了讨好朝廷，还专门上了一封表彰，表示谢罪，但期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个说法，那意思就是，讨伐我夏州不对，我李彝超无罪。一边是“谢罪”，一边又要求朝廷给他平反，说他“无罪”。但还没有等到朝廷答复，他就在病重后死去，他的兄弟李彝殷被拥戴为定难节度使。

李彝殷一直忠于中原朝廷，还协助后晋打过契丹。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李彝超跟朝廷这一场攻防战，大大提高了李氏家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他们在夏州，经由种种传说，成为半人半神般的人物。党项人势力大增，割据中的辖境也越来越稳固。乃至于赵匡胤践祚后，削夺藩镇兵权，但也无法撼动夏州人世袭制度，只能“许之世袭”，循此逻辑，夏州，经由几代人的时间，一直成长为大宋时期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此评论道：银川、夏州之乱，一直到大宋末年，动用了天下之力，始终被动受困，为西北一隅所牵制，最后导致女真金王朝南下灭亡北宋。这个祸害，就是从李彝超抗拒朝廷命令开始的。

船山先生分析，为何像李彝超这样一个土地辖境不大，也没有什么战胜攻取威力的小小节度使，居然敢对抗天朝，又能自我稳固呢？

他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天朝作为乱世朝廷，一会儿兴一会儿废，让夏州这样的边境藩镇无所依附，而中原又不断地出现叛臣。这些叛臣也都来贿赂夏州，作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棋子。而夏州则正好利用这些贿赂，不用动用自家库存，就做了修缮城郭、整治甲胄、豢养士卒的事，根本用不着苦剥党项之民。天下分裂很久了，如果不是有道之邦的君主，如果德威不足以服远，想战取这样的边藩，那个难度是很大的。大宋时的名将韩琦、范仲淹，要想攻取西夏都很难；此时的李彝超敛兵聚利，谋划自固，已经很深很久，李嗣源则位置并不稳固，势力也没有壮大，不去忖度形势，就来向地位稳固的夏州挑战，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更加巩固了它的地位，成为中原百年大患。

船山先生最后总结道，“制无赖者，非大有为之君，未易易也”，制裁无赖藩镇，如果不是大有为的邦国之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夏州，后来的西夏国，因为李嗣源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它的坐大，成为大宋帝国后来难于解决的边患，这个边患，赵匡胤也没有解决。





汴州兵变


清史学家赵翼，评价唐后期至宋建立前的政局，有十六个字：

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

王道政制不再有纲纪，军政权力反而在下面，下级多凌暴，上级被颠覆，祸乱接踵而至。

这十六个字准确地描摹了乱世朝代更替的相似性存在。“权反在下”，兵骄将悍难为用，这类局面，因循下来，成为唐末以来，终五代之世，富有特色的军政格局。

李嗣源践祚当年，就发生了一件类似于“陈桥兵变”那样的事件。

后唐的北部边境在河北北部，此地与契丹接壤。今属河北雄县的瓦桥关，自唐代以来，就要常年派人驻守。明宗李嗣源知道此地险恶，就下诏调遣汴州控鹤指挥使（相当于卫戍亲兵总司令）张谏，率禁军三千人前往戍守。

汴州，即汴梁，也称大梁，即今日河南开封。后唐时，这里是东京，但不是首都，后唐的首都在洛阳。

瓦桥关东北面还有两个关隘，名益津关、淤口关，合称北部“三关”。“三关”几万平方公里，人烟稀少。此地地势低洼，但大多是盐碱地面，很少耕种，所以很容易被骑兵占据。但也正好可以在此地设险，辽阔视野中，利于察见敌情。守卫住“三关”，就可以保证中原平安。唐末以来，设“三关”，设“河东”大藩，设“河朔三镇”，设“幽云十六州”，都是捍御北部草原铁骑的军政安排。能够戍守此地，责任重大。

但张谏不愿意去戍守。张谏在汴州生活于锦衣玉食之中，不愿意到荒凉的瓦桥关去。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军队一大清早出了汴梁城，但是还没有走到陈桥驿，大兵忽然返回城来，发动叛乱。一路上放火杀人、抢掠街市。权知州，也即代理汴梁军政事务的太守高逖，也被乱兵所杀。乱兵们像此前、此后的兵变将士一样，一定要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做他们的“统帅”，最好是做“皇上”。这一群乱兵找到了汴梁城里的马步都指挥使、马军步军总司令，曹州刺史，曹州军政总管李彦饶。乱兵逼迫他来做统帅。乱兵想让李彦饶杀回京都洛阳去，夺了鸟位，也来做皇上。如果李彦饶做了皇上，那么这些乱兵人人都可以有赏赐，人人都可以升官，取一票富贵。

李彦饶临乱不惊，他对叛乱的士兵们说：“你们要是想让我当统帅，就当听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禁止焚烧抢掠。”

乱兵表示服从。

第二天早上，李彦饶在家里暗藏了亲信，一些精壮武士，准备上演活剧。

以张谏为首的几位将领进来向他表示祝贺。

李彦饶说：“前日鼓动叛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极少数人而已！”

屏风后转出武士，将张谏等四个带头闹事的抓了起来，当场斩杀。

但阴谋拥戴，是掉脑袋的事。事开了头，就不好变，回头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张谏的同党张审琼等人闻讯后，知道必须拼命，也许还有活路；不拼，只有等死。于是率领几百人在城中大喊大叫，意思就是要制造动乱，让李彦饶无法收拾局面，只好就范。但李彦饶不吃这一套，他当即组织起亲兵来，在城内跟乱兵展开巷战，杀死乱兵数百人。这时汴州城里才算安静下来。

当天，李彦饶将高逖之死，军变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成文书，报给城里的司法局长，局长又将此事整理为正式报告，呈给朝廷。

明宗李嗣源知道消息后，下诏，命令枢密使孔循前往掌管汴州。

孔循到达后，明察暗访，拘捕了三千家作乱的人，全部处死。

这位孔循，乃是后唐一位奸诈小人，还特别地厚黑，有辣手。当时规定民间不允许私自酿酒，但谁不想喝点小酒啊！于是民间就总有偷偷制作酒曲酿酒的人家。孔循当时做东都留守（京城洛阳的代理节度使），发现了私自造酒的人，竟将人全家诛灭。这件事实在恶劣，以至于李嗣源后来改变政策，允许民间造酒，但要在秋季税赋中，每亩增收五个钱。

这一次汴州兵变，是五代史上“权反在下”没有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兵变，却把事做成了。兵变，拥戴，代价高，但成功率也高。这一次算例外。

李嗣源，就是被拥戴称帝的，就是被“权反在下”的乱兵推上九五之尊的。

说起李嗣源称帝，也几乎就是被一个偶然事件所促成。





李嗣源被迫篡逆


李存勖末年，后唐有一藩镇大员名赵在礼，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被忽然发生的兵变胁迫，反叛朝廷。五代十国的所有兵变，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拥立藩镇做皇上。

这一场兵变，今日来看，几乎是场闹剧。起因是一个小人物，名叫皇甫晖。他就是魏州人，在守军中当兵，戍守在河北雄县瓦桥关。戍守，是一种徭役，按规定一年后，当有新的戍卒来轮替。但是他们这一支却被截留，到贝州（属河北邢台）继续屯驻。

皇甫晖郁闷，与人夜里赌博，又总是输。于是，因为输红了眼，而成就了这位乱世枭雄。这时后唐庄宗已经失政多年，天下离心。史称皇甫晖为人“骁勇无赖”，开始与戍卒们谋乱。他们一哄而起，居然劫持了魏州部将杨仁晟。皇甫晖持刀而进，对将军说：“唐能破梁而得天下，是因为得到我们魏州而尽有河北兵。但我们魏州兵到现在，甲不去体、马不解鞍，十来年了。今天下已定，可天子却不念我魏军久戍之劳。我们离家这么近——从贝州到魏州百余里路——却无法回家！现在将士思归，情不可遏。公当与我等一块走。不幸天子对我军发怒，我等则可坐据一天下雄藩魏博，足以起事。”

杨仁晟说：“公等这个意见太过头啦！现在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锐兵，不下数十万，公等各有家属，何出此不祥之言？”

军士知大帅不可强求，但现在不反，回头就是灭族的罪过，于是杀了杨大帅。

士卒要反，总要推选一个头目，于是，又找到一个小校，要他来做反军之主，不从，又斩之。

皇甫晖就带着两个脑袋来见裨将赵在礼。

赵在礼听说有叛乱，衣带没来得及系上就翻墙跑，皇甫晖追上，拉住他的脚丫子从墙上拖下来，把两个人头给他看，赵在礼只好顺从。

叛军就奉赵在礼为统帅，焚掠了贝州，向南奔去，过临清、永济、馆陶，所经过的地方都剽掠一空。最后叛军入邺镇（今河北邯郸，史称魏博、魏州），赵在礼据宫城，署皇甫晖为马步都指挥使，马军和步军司令官，纵兵大掠。

皇甫晖一个普通士卒，而搅动天下，史称唐庄宗之祸“自（皇甫）晖始”。在后来的日子里，皇甫晖一直是后唐的刺史。直到石敬瑭灭了后唐。皇甫晖虽有劣迹，但在契丹入据中原时，没有投靠契丹，而是选择了南唐。按夷夏之辨，也算一条汉子。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幸遭遇了赵匡胤，被擒，伤重而死。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存勖听说贝州、魏博之乱，当即命正任蕃汉总管的兄弟李嗣源前往平叛。石敬瑭作为李嗣源的女婿，又是亲兵“左射军”的统领，跟随李嗣源前行。

“左射军”是李嗣源最重要的护卫军团。这支部队的特点是能够左右手勾弦而射箭。通常的箭手都是右手勾弦，箭簇射向左前方，这样，如果右前方有敌，要射箭，就需要扭动腰部变换位置，而这样一来，动作较劲，射出的箭往往不准，尤其在马上，一边控驭战马的行进方向，一边扭动腰部，不方便。“左射军”经由训练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敌人在哪里，箭手都可以随手搭箭，准确率相当高。石敬瑭率领这支部队，有骁勇之相。

李存勖是后唐太祖李克用的亲子，李嗣源则是李克用养子，二人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李嗣源有大功，李存勖有疑心。李存勖有一个心腹爱将名朱守殷，他就派遣朱守殷来监督李嗣源。但当时李存勖已经“失政”，失去了政治管理的合理性，天下饥馑，军士粮饷都不能满足。各地都有卖儿卖女，甚至卖老婆，以求糊口为生的事。史称“道路怨咨”，道路上到处都是牢骚埋怨詈骂之声。而这时候，李存勖还在冤杀大臣，远在四川的名将郭崇韬就被他冤杀。因此朝廷内外，大臣都有了忧虑恐惧之心。但人这个物种，最勇敢的时候，其实乃是最恐惧的时候。越是恐惧，越是让人有鱼死网破的叛逆之心。所以李存勖时代，很多叛乱。而朱守殷则在这种叛乱中看到了德业深得人心的李嗣源的未来价值。他向李嗣源投去了一份隐秘的效忠信。他对李嗣源说：“德业振主者身危，功勋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振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道德事业接近或超过君主的人，自身危险；功勋业绩天下第一的人，不会受赏。公可谓已经震动君主了，要小心谨慎地自我谋划，不要与灾祸相遇啊！

李嗣源坦坦荡荡，胸无城府，光风霁月，回答道：“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