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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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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在今天的山东烟台庙岛群岛中，古称沙门岛。此地等于当时中原的东端荒凉之地，是出海到辽东的必经之地。流放此地已经算是重刑。
但王殷还没有到登州，刚出汴梁城，就被杀掉了。
还不算完，又派出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到邺都去“安抚”，但这位郑先生到了邺都后，王殷的儿子在邺都任衙内指挥使，并不出来拜见这位使者。郑仁诲又贪图王殷的家财，于是“擅自”将王殷的儿子杀掉，把他的家属都迁徙到登州流放地去了。
据说王殷回朝之前，邺城寺庙的大钟，悬挂处断开，大钟掉落。又有人说邺都府邸的幡竿之上出现火光。还有说法，王殷入朝之前，邺都人为他饯行，王殷上马离开时，马镫断落，王殷也摔在地上。人们认为这都是不祥之兆。这类故实真假难辨，可以看作“命定论”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样的故实中，也仍然无法看到王殷的“罪恶”。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反复陈意，认为五代以来姑息藩镇是国家祸乱之源，因此，应该对藩镇用重典治理，乃至于杀掉几个藩镇，可以立威，也有利于国家安定，但即使如此，船山先生也认为“王殷无罪受诛”。
薛居正《旧五代史》也评论郭威诛杀王峻、王殷，不仅“不能驾驭权豪”而且未免“伤于猜忍”。这是五代时期由藩镇问题而引发的一个军政死结。依郭威的品性，他还没有能力和智慧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诛杀王峻、王殷的积极意义，如何令周世宗柴荣可以“乾纲独断”，将国家治理推向秩序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慕容彦超、王峻、王殷，三大藩镇，经由“郭威模式”，解决了。但这种模式，作为政治遗产，它的野蛮性质和文明性质共存于一个时空中。这就为后来的大宋帝国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不杀藩镇，藩镇有可能作乱；杀藩镇，国家法制就会受到伤害，天下文明也遥遥无期。
越是看到这类紧张，越是能够理解赵匡胤的公道之心、仁德之风，以及独具创意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赵匡胤，在两难选择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是后话，容当后表。
柴皇后一见倾心
郭威称帝两年后，患有风痹，食饮不便，走路困难，而且病情越来越重。
当初在邺都时，他特别喜爱一个名叫曹翰的小吏，感到他才干不一般，就让他在柴荣手下做事。柴荣镇守澶州时，让曹翰做牙将。郭威称帝，以柴荣为晋王，几年后，以柴荣为开封尹，处理京师军政事宜。柴荣还没有召唤曹翰，不料曹翰却从澶州不请而至。柴荣很奇怪，曹翰对他说：“大王您是国家的储嗣，现在主上生病。大王应该亲自进入禁内侍奉医药，照顾主上啊！怎么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外面处理事情呢！”
柴荣是明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翰这番话的玄机——
军国政令出自郭威，万一有不讳，越是靠近郭威越是占得先机。此外，能够入禁内侍奉医药的不止他一个人啊，至少还有主上的外甥李重进、主上的女婿张永德。这二人战功都比他这位主上的内侄、养子要大，军中影响也比他大，人望更比他高。万一有不讳，万事不可卜啊……
柴荣当晚就入住禁中，亲自侍奉养父。他的姑姑也即郭威的太太柴皇后也侍奉在旁。
说来这位柴皇后也是人物。
她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岗人，世家豪门。郭威“微时”，在洛阳就听说过这位柴女士，娶了她。但是据《东都事略》说，是柴女士首先选择了郭威。说柴女士本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庄宗死后，明宗嗣位，将庄宗的后宫女子大多放回原籍。柴女士也在被遣返之中。
她从洛阳来到黄河边时，父母来接她。正赶上大风雨，只好暂时住在旅馆里。
这时，有一男子汉走过她的房门，只见这位汉子衣衫褴褛，几乎不能遮蔽自己。柴女士一见，惊问：“这是什么人啊？”
旅馆的主人说：“此人乃是马步军使郭雀儿也。”原来就是个小官，马步军中的连排长。
但柴女士对他是一见倾心，史料中的说法是“后异其人”（柴皇后对这个人很惊异），于是要嫁给他。而且马上就要嫁！她告诉了父母。
父母悲愤道：“你过去好歹也是皇帝身边的人，回家后得嫁个节度使才门当户对，奈何要嫁这个人！”
柴女士道：“这是一个贵人啊！不可失掉他啊！我囊中有宫中所得的钱财，给你们二老留一半，我要那一半。”
父母最后知道改变不了她，结果就在旅馆里成了婚。
所谓郭雀儿，即周太祖郭威也。柴女士剩下的那一半钱财也不是个小数目，用来资助郭威，郭威于是在汉高祖刘知远那里成为开国功臣。
郭威年轻时，好饮酒赌博，任侠，不拘细行，柴皇后对他规劝很多，史称郭威“每有内助之力焉”。柴荣小的时候就在姑姑身边，很聪明很忠厚也很谨慎，柴皇后特别疼爱他。
郭威对柴皇后有感恩之心，因此将柴荣收为养子，改姓为郭荣。
到了郭威病重的时候，下诏：诸司细小的事情都不必上奏，有大事，则由晋王郭荣禀告，由郭威直接宣布“可”或“否”而告示中外执行。
赵匡胤老爸赵弘殷，此时官拜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在与太祖郭威从征淮南慕容彦超时，有功。
柴荣为开封尹时，赵匡胤转开封府马直军使——首都卫戍部队骑兵指挥官，相当于今日京畿军区坦克部队总司令。
公元954年正月，后周太祖郭威死于滋德殿，二十日宣布太祖遗制，二十一日晋王郭荣即皇帝位。郭荣不久恢复原姓，更名柴荣。
郭威死时只有五十一岁。这一年，柴荣三十三岁，赵匡胤二十六岁。
一部兵书打天下
郭威生命短暂，但他在后期建构的后周帝国，确是五代时期表现相对优秀的一个帝国。他有一些德政，可以看出乱世中文明的曙光。
郭威很早就是孤儿，年轻时，有神采，大高个，做事往往与众不同，爱好兵勇之事，从来不想着老实本分种地养家。投在潞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麾下，因为好勇斗气，有一把子力气，为主帅所喜爱，因此他即使有过错，甚至犯禁，主帅也多能涵容过去。
有一次在城里逛，听说市民们很害怕一个壮健的屠夫，他就借着酒劲去找屠夫买肉，交易过程中，稍稍有点不如意，就厉声叱责这个屠夫，屠夫大怒，露出肚皮拍着说：“你敢刺我吗？”
郭威拿起一把剔骨刀，直接就捅进这厮肚子里去了。
出了人命，闹到府里。节度使大帅放个破绽，让郭威溜了。
郭威很聪明，喜欢操弄笔墨，在军旅之中，经常能够阅读一些公文，对军政事务，常常要弄明白怎么回事，一般人都佩服他的敏锐。有一个同僚叫李琼，有一次跟郭威等十个人在一起聚会饮酒，李琼认真地端详郭威，认为这位大兵不是凡人，于是跟这些人结为兄弟，他举酒，对同僚们说：“我们十个兄弟，有龙有蛇，他日富贵，谁也别忘了谁！如果违背这句话，天神会降下惩罚！”
于是，十兄弟刺臂出血，发了誓。
郭威与李琼关系尤其好。他曾到李琼的家里去看他，见李琼正襟危坐读书，一问，读的乃是《阃外春秋》，这是大唐玄宗时的一位军事家李筌的十卷本军事著作，当时流传于民间。
李琼也很自负，他说：“这书讲‘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分辨存亡治乱，记录贤愚成败，都在此书之中。”
郭威略一读，见内中一些概念术语，似懂非懂，就对李琼说：“这一部兵书，老兄要教教我。”
等到李琼给他讲内中的意思，他很快就理解了兵家的义理。从此以后，这一部《阃外春秋》，被郭威常常带在身上，遇到闲暇就读。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李琼，甚至称李琼为老师。
李琼后来跟着石敬瑭也有战功，曾做到刺史，在石重贵时，遇盗，被杀。
郭威因为一本《阃外春秋》，自学成才，成为那个时期少见的读书人。他又能含英咀华，略经点拨即懂得兵法大要，成长为一个军事统帅。足见乱世之中，成就大事，也有门径。
意味深长的是，郭威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一本兵家著作，但他在称帝之后，却在政治管理方向上，做出了迥异于五代其他帝王的努力。
他进入皇宫之后，自觉地要求过一种简朴生活（这方面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很相近），他令人将内廷中的宝玉器具、金银器具，包括镶嵌有金玉等各种宝装的大床、案几、饮食器皿好几十件，拿到大殿，当着群臣的面砸碎了。还对侍臣们说：“凡是做帝王，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儿！”
不大懂得天下治理之道的人看到价值连城的宫中“宝物”被毁，会痛惜，但船山先生对此独具只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到郭威毁宝器事时，有一篇长篇议论，大意是说：
人的耳目口体各有所适，而人往往就要求得满足，这就是欲望。对这种欲望，君子懂得节制，庸人一味放纵。放纵而不知节制，那就不仅对自我的道德造成损害，对物质也是一个损害。但一般对物质的需求欲望还不算什么，天下的大恶是超过了耳目口体需要的所谓“宝器”。流俗最贵重的就是这玩意儿。它所造成的危害一般人未必明白。所以孟子要说：“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为什么呢？因为有此流俗，愚蠢的人会倾家荡产去购置收藏，以至于违背天伦、暴凌孤寡而不顾。富贵的人则会倒空府库、急收税赋、克扣军饷而求所谓“宝器”。流连把玩，危亡之祸已经不被他所关心。人们为了求得合浦之珠，将人杀死在深水之中；为了求得商周礼器，将人毁灭在古墓之中……多少人因此而败亡。很多人连个中的道理都不懂。所以说：郭威刚一建国，就取宫中宝器全部砸毁，倾亿万价值昂贵的宝器，敲碎它成为泥沙。不懂的人为之可惜，哪里懂得这些所谓“宝器”本来就与泥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郭威不留它们在天下，不用它们来启动天下人酷爱“宝器”的愚蠢之心，实在是件快意的事啊！
船山所论，自有思想来源，这是儒学教化天下的方法，也是道家重人轻物的理念，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有“再使风俗淳”的用心。但这类用心，对习惯于灯红酒绿的世界而言，可能太遥远了。
为民着想减免进贡
郭威还对历代的进贡制度作了更化。
此前，各藩镇，包括边远的异族，如回鹘、高丽等都有进贡“宝物”的“惯例”，到了郭威这里，全都免了。
他下了一篇专门减免进贡的诏书，内中说：
朕以很渺小的出身，现在居于各位王公之上，一直担心我的德行配不上我的地位，自我反省时，总是很惶恐。天下还没有过上好的生活，我哪里可以过分地奉养自己！更不可以在治理之道还没有实现古人的理想时，我就不知道节制地去享用。与其耗费奢靡而让人辛苦劳作，还不如我自己克制欲望而过俭约生活。从此以后，宫中日用所需，一律要有减损；四方所贡献的珍巧纤奇之物，一律都终止，不再进贡。天下州府所贡献的美食之类，都要有所减损。
郭威还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个各地进贡的美食名单，《旧五代史》中留下了这个名单，大略为——
两浙进贡的细酒、海味、姜瓜；
湖南进贡的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
河北镇州进贡的高公米、水梨；
易州、定州进贡的粟子；
河东进贡的白社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籶子面；
永兴进贡的御田红粳米、新大麦面；
兴平进贡的苏粟子；
华州进贡的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硃柿、熊白；
河中进贡的树红枣、五味子、轻饧；
同州进贡的石鏊饼；
晋州、绛州进贡的葡萄、黄消梨；
陕府进贡的凤栖梨；
襄州进贡的紫姜、新笋、橘子；
安州进贡的折粳米、糟味；
青州进贡的水梨；
河阳进贡的诸杂果子；
许州进贡的御李子；
郑州进贡的新笋、鹅梨；
怀州进贡的寒食杏仁；
申州进贡的蘘荷；
亳州进贡的萆薢；
沿淮州各郡进贡的淮白鱼；
……
之所以连这些美食都禁止进贡，理由是：
此等之物，虽然都是出于土产，但也都是从百姓家里所取，未免劳烦当地之人，而且还都不便宜。再加上劳役负担，远途运输，运到京师之后，还要囤积在有关部门，甚为无用之物！
郭威从这些不算大的事件中看出其中可能调用的民力，这个就是圣贤之心，不简单。他能节制自己对美味的享用，也是一种“礼”，值得表彰。
开言路以求郅治
与历代富有文明理念的大帝一样，郭威也有开言路以求郅治的用心。
他下诏令在朝文武臣僚，各自都上书给朝廷，凡是有益国利民之事，要尽快形成提案报上来。都要直书其事，不要写得花里胡哨，不必雕琢文字。
诏书说得很谦虚：
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
郭威德政不少。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契丹辖地瀛州、莫州、幽州涝灾，发大水，流民进入边塞，散居在河北各地，总数有数十万人，而契丹无力拯救这些受灾人，于是，各州、县也不加禁止，听凭难民南下。后周太祖郭威听到消息后，下诏：有关各州、县必须救济接待流民。
史称此前被抢掠或大逃亡，而跑到契丹去的中原士庶，回来了一大半。
这不是个小事情。安排“异国”难民，是现代文明。后周太祖郭威做到了。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南唐旱灾。灾情相当严重，以至于淮南一带，井水、泉水，都已经干涸；淮河干得露出河底，可徒步走过。饥民们渡过淮河北上，人流接连不断。但南唐的濠州（今属安徽凤阳）、寿州（今属安徽寿县）发兵阻止，不许百姓逃亡。百姓与士兵争斗后，有幸运的，就朝北奔来。这样就要消耗属于后周辖境的粮食，有人提出要阻止南唐流民北上。
郭威知道后说：“对方和我方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人。不要阻止，可以听凭南面百姓过淮河，任他们来买粮。”
但南唐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在淮河南岸修筑仓库，装扮成百姓驾着舟船、车辆到淮北来多买粮食，以此供应军队。
几个月后，消耗了后周大量粮草。到了秋天，郭威不得已下诏说：“南边的百姓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可以准许；但用船只、车辆运载粮食，不准许。”
这个事件，不难看出，对峙着的南唐和后周，谁更文明。
但“春秋责备贤者”，船山先生对郭威的这个良苦用心还是不满意，他为此发布了一个重要意见，在《读通鉴论》中，他认为：郭威禁止船只、车辆运载粮食，只同意用人力和牲口拉粮食，这样，恩惠只能达到附近的士庶，稍远一些的士庶，力气弱无法到达淮河北岸的，就会有人继续饿死。郭威正有吞并江淮的计划，心里只想着不给敌人提供粮食，是为了困扰敌人，自以为得意，但他不知道，这种小人之智，只能白白损害仁义，而实际上也不起作用。
船山认为：不管怎么旱，也不会有饿死的大兵，所饿死的都是庶民。江淮大旱，没有兵食，大兵就会抢掠民间；如果郭威能让对方的大兵有吃的，对敌国的百姓也是一种纾解——因为大兵有了吃的就不会再去掠夺当地百姓了。况且，禁止船只、车辆，那大兵们就会与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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