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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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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帝国茶酒使郭允明先生为自己的判断失误,尴尬莫名,无法在皇上的亲兵前解释皇上的尸体。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而就在这个时候,郭威的大军也到了。





京师破众兵劫掠


跟随隐帝的宰相官员们,包括一生嗜杀的苏逢吉,纷纷自杀。

苏逢吉一生作恶太多。他抢占前朝老臣李崧的家产,又将人全家五十口屠戮一光,到后来,他也没有好的下场。据说,他在闻听郭威起兵的当天,在宫中值班,跟他一块值班的是当时的司天夏官(管理天文历法的官员)王处讷。

他对王处讷说:“我昨晚睡觉,还没有闭眼,忽然看见李崧就在旁边。活人见鬼,肯定不是个吉祥事!”

王处讷乃是“朝隐”的高人,他没有回应苏逢吉。

《礼记·大学》有言:“礼之用,时为大。”这句话呈现的儒学智慧,深奥莫测。它可以做多方解读,在军政方向上,“时为大”尤其意义显豁。但就存在者的个人智慧而言,这也是先哲对有根器的人物的一种点拨。当时机未到时,邪与正,皆有可能蕴而不发,当此之际,如果不能改变什么,或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各人必须承受各人的果报时,智者,不动如山。时机到时,物自呈现,智者将掀髯而笑。故西人曾经有言:希望与等待,实是存在者的两大智慧。王处讷,没有理由改变苏逢吉,他的因果程序,已经不可变更。

苏逢吉后来跟着隐帝到了七里店的营栅,看到慕容彦超大军已经败退,侯益已经投降,隐帝大势已去,知道自己的末路也到了。他没有星点资格在郭威那里拿到赎罪券,反而在隐帝这里纳入的投名状太多了。

他知道这一生已经走到了末路。

于是,夜里跟同帐中的官员“酣饮”,喝酒喝了个够,然后找刀子准备自杀,被左右劝住。跟随隐帝到了赵村后,见隐帝已经被乱兵所杀,抢过一把刀来,也自杀了。郭威寻到他的尸体后,拉回城里,将尸体枭首示众。——据说,处理苏逢吉尸体的地方,正好就是李崧当年蒙冤,一家老小被处斩的地方。

且说郭威赶到赵村,听说皇上被杀,号恸道:“这是老夫之罪啊!”

随后,郭威带大军又来到汴梁玄化门,准备进城。但后汉帝国最后一任开封尹刘铢,居然组织起弓弩手来,阻止郭威进城,箭簇如雨般射向城外。

郭威并不攻城,绕过汴梁城的东北角,改入迎春门,这是东城靠北边的第一个城门。守卫这个城门的将士,没有犹豫,将郭威大军放进城来。

这是发生在公元950年底的一件大事,后汉已经名存实亡。

按照王峻的安排,从这一晚开始,进城的兵士们开始劫掠京师,史称“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发”。

由王峻提议、郭威同意而发生的这一场劫掠异常惨酷。无数京师士庶死于非命,无数人家财富遭遇抢夺。郭威麾下的王殷、郭崇威二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对郭威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剽掠,到今晚上,恐怕汴梁就只有空城啦!”郭威闻言这才命令诸将,各自号令所部禁止劫掠,不从者斩!即使这样,也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史称“哺时”,指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才勉强止住了这一场灾难。

在将士们劫掠城中财富的时候,第二天,郭威率百官到明德门向太后请安,并进奏说:“军政事务繁杂,请早日立继位国君。”

太后发诰令说:“郭允明弑君,大逆无道。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刘崇,忠武(今河南许昌)节度使刘信,是高祖的弟弟;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刘赟,前开封尹刘勋,是高祖的儿子,百官们商议选举吧。”

郭威等人在万岁宫谒见太后,请求举刘勋为帝。太后说:“刘勋虚弱患病很久了,不能起床。”郭威出宫告知诸人,于是又商议立刘赟为帝,于是上表。太后同意,诰令有关部门,择日,备天子车驾迎刘赟继位。

郭威等人又上表奏请派遣太师冯道等人到武宁军(徐州)去侍奉迎驾。

刘赟是刘崇之子,高祖刘知远很喜爱他。

郭威派出使节,到各镇发布通告。

冯道知道去迎接刘赟来做皇上这件事,很不靠谱,去一趟,也是苦差事。但他知道,这活儿还必须有人来干,哪怕演戏,也要演下去。





“朝隐”高人冯道


冯道受命后,郭威大军逮捕了权知开封府尹刘铢。

此人做事有殊不可解之处。这次战争,就算他对隐帝刘承祐不满,也不该在这个时刻拒绝他进城啊!郭威大军兵临城下,以他有限的兵力和影响力,也不可能有胜算啊!但他还是既反皇帝也反郭威,将自家生命置于一个孤零危险而又尴尬莫名的地步。当初隐帝要他杀郭威在京的亲眷,他完全可以略略高抬一点贵手,不必灭人全家啊。所以这是一个性情很乖张的人物,如果在今天,去做鉴定,估计精神有问题。

史称此人“惨酷好杀戮”。他在山东青州做平卢节度使时,用法严峻,庶民有过,先问年龄,人回答若干,就杖若干——三十岁,就杖三十下;四十岁,就杖四十下。他称这个刑罚叫“随年杖”。而杖时,又两块板子一块打,称之为“合欢杖”。更恶劣的是,他还随意增高赋税,在他的辖区,他规定:每亩地要出三十文以为“公用”。史称“民不堪之”,老百姓受不了他的压榨。

兵士们来抓他时,他的妻子正裸露在家,闻讯来不及穿衣服,用块席子将自己遮住。刘铢对她说:“我要是死了,你要给人做奴婢吗?”妻子说:“看你以往的作为,看来确实要有这个结果了。”

刘铢被捆在马上来政事堂受审。一路上遭遇军士凌辱,多次将他从马上推落,他因为被捆绑,无法保持平衡,摔下时,几乎等于自由落体,所以摔得浑身是伤,等到了政事堂,已经奄奄一息。

郭威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所有人都以为郭威一定也要灭他全家了。

但郭威遇到了王处讷。

王处讷,可能是五代时期“朝隐”的代表人物。另一个人物陈抟,乃是“豹隐”的代表人物。“朝隐”,就是勘破世间乱相,但能在朝中做官,还能恪守传统价值观的隐者;“豹隐”则是遁入深山老林的隐者。

说王处讷年少时,有一老叟到他住的地方,把洛河中的石头拿来当面煮了,让王处讷吃掉。还说:“你这人天性聪明,悟性高,今后会当老师。”据说王处讷曾经做梦有人拿一面大镜子,镜中星宿灿烂,此人剖开他的肚子把镜子装进去。醒来后汗流浃背,一个多月过去了,还仍觉得胸口痛。但从此开始留意星历、占候之学,并深究其间的道理,最后做到通晓星象。

后晋末年战乱,他到太原避难。投在刘知远的藩镇幕府。刘知远即位做了后汉皇帝,就擢升他为司天夏官正,出任一个地方县令,召为国子《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这个博士头衔证明此人对儒学重要经典《尚书》很熟悉,应该懂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谱系的“道统”。这是中国军政治理的思想资源。后一个职衔是负责观测天文的官员,国家农业立国,需要颁布岁时历法,指导农夫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同时也为国家收取赋税提供“岁熟”的日期依据。

那时郭威正在后汉做刺史,与王处讷相处友善。

这一次郭威才入汴梁,就到处寻找王处讷,找到后,非常高兴,于是问他刘氏国运为何这么短,只传二帝,短短几年就灭亡?

王处讷的一番回答甚为有道,他说:“刘知远得位前,曾宽大行事,故得人心;得位后,即马上复仇,故人心散。后汉据中原,承正统,我用历数推算,国运应该很长。但因为高祖刘知远得位后即报私仇杀无辜,动辄灭人之族,以此结怨于天下,所以国运不长。”

郭威闻言跳着脚叹息。因为当晚他正在发兵包围后汉大臣苏逢吉、刘铢等人家,准备天亮后就要杀掉他们全家。听到王处讷此言,立即下令停止杀戮。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王处讷便宜说法,但这说法中“国运”“历数”并非无根之谈。传统中国自《周易》以来即有“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说。敬畏生命乃是一切正价值的逻辑起点,反之,漠视生命则是一切负价值的逻辑起点。王处讷此言实在是点拨郭威,开“好生之德”,对于持守伦理纲常功勋甚为显著。这是传统中国最具“公道—仁德”理念的故实,不可轻易放过。读史,每至此类攸关生命、推演“好生之德”的关节,我都愿意为之“浮一大白”。

王处讷结局也不错。到周世宗时,王处讷升为司天少监。因为当时的旧历不太靠谱,常有错乱,所以要王处讷来审定历书。但尚未呈入,枢密使王朴作《钦天历》已经进献。后周组织起人来考核覆按,感到《钦天历》已经相当精密,但王处讷看后,私下对王朴说:“此历暂且可用,不久当出差错。”接着指出了几个错处,王朴也深表赞同。入宋,到建隆二年,《钦天历》的不足已经明显,赵匡胤就诏令王处讷另造新历。经三年而成,共六卷,赵匡胤亲自作序,命为《应天历》。当时的计时器,漏刻,计时不准,王处讷又重新衡定,大宋初年的计时从此趋于精准。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王处讷又献新历二十卷,拜授司天监。后在任上去世。考王处讷一生,应该是五代末年、大宋初年,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高人之一,也是难得少见的几个天文学家之一。





大宋文臣逐次登场


且说郭威,闻听终止杀戮灭族的举动之后,得知消息,苏逢吉已经自杀。天亮后,他让人审问刘铢道:“我与公一同侍奉先帝,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故人之情吗?屠灭我家,虽有君命,但怎么就那么酷毒,居然让我郭氏一个不留!你怎么就那么忍心!你现在也有妻室儿女,就不为他们想想吗?”

刘铢大言道:“我为大汉诛杀叛臣尔,岂知其他!”

郭威有了王处讷的点拨,更要收买人心,于是与公卿商议道:“刘铢屠杀我全家,我再屠杀他全家,这样怨仇反复,哪有个头啊!我想奏知太后,宽待他全家,怎么样?”

史称“群臣皆以为善”。

最后只杀了刘铢一个人,他的妻子等人被赦免。其他“乱臣”也都只杀了“首恶”,家眷亲属一律赦免,没有株连。郭威做了皇上以后,还在陕州赐给刘铢妻子一座宅院。

郭威的这类做法,让年轻的赵匡胤看在眼里。

郭威谋士、枢密承旨魏仁浦当年在京师居住,有作坊使贾延徽与之为邻,此人得到隐帝信任,就多次造谣说魏仁浦的坏话,几乎要了魏仁浦的命。事实上他是看中了魏家的宅院,想将其并入贾家宅院。郭威大兵进城后,有军士擒了贾延徽给魏仁浦。魏仁浦谢绝了,他说:“因乱而报怨,吾所不为也!”

借着战乱而报私人仇怨,我不干这个事儿!

郭威听说此事,更加敬重魏仁浦,对待他也更优厚。

魏仁浦这件事,也不是小事情。它是一个儒学“教化天下”的故实。乱世中有此类仁慈案例,足以影响人心,收拾天下人心。这些都成为赵匡胤后来解决“天下沦丧”大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而魏仁浦可能有种种不是,但他宅心仁厚,由此而软化了乱世的凶妄和戾气,则是实实在在的。

史料中还记载了魏仁浦的另一件事,也足发人深省。

当初,有个刺史名叫郭元昭,他与一位负责盐业的财政官李温玉不和,俩人有过节。而李温玉则是魏仁浦的岳父,恰恰魏仁浦又做着郭威枢密使的主事。这位郭元昭就怀疑魏仁浦肯定会庇护岳丈。

那年正好遇上河中李守贞造反,而李温玉则有个儿子在河中。郭元昭认为这是个机会,就拘捕关押了李温玉,上奏朝廷报告说:李温玉和他的儿子联络李守贞,搞谋逆。这是一个太大的罪名。事情当然要牵连到魏仁浦。枢密使郭威听说后,知道这是诬告,一边围剿李守贞,一边把案子压了下来,不问,也不调查。

几年之后,郭威称帝,魏仁浦调任枢密承旨,枢密院秘书长,而郭元昭则由地方调职,入京做朝官。他知道过去诬告过魏仁浦,更知道魏仁浦有“佐命之功”,天子之下,万人之上,很害怕。于是路过洛阳时,就来央求魏仁浦的弟弟在哥哥面前说几句好话,给自己留一条活命。

魏仁浦兄弟说:“我哥哥平常从未与人结怨记仇,他又怎么会因这个私人恩怨来祸害您呢?不会的,您放心进京就是。”

郭元昭半信半疑,提心吊胆地到了京师汴梁。不几天,魏仁浦报告郭威,任命郭元昭做了庆州刺史。

魏仁浦这里,没有仇恨。五代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种种残暴狠恶之气,在魏仁浦这里化为一天祥云。有意味的是:郭威欣赏他的这个作为。

赵匡胤当时已经在朝,也将魏仁浦的这类事看在眼里。在后来的日子里,魏仁浦成为赵匡胤敬重的大臣之一。

当初郭威平定三藩时,常见朝廷发来诏书,处置军务都很精当。那时他就问来使这诏书是谁起草的,来使告诉他是翰林学士范质。

郭威说:“真是宰相人才啊!”这次进入京城,他四处寻找范质,找到后,郭威十分高兴。当时天正大雪,郭威解下自己的紫袍给范质穿上。以后郭威的政令,基本上都出自于范质之手。

赵匡胤也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范质,很欣赏范质的儒雅。

王溥此时也在郭威帐下做幕宾。郭威赖范质、王溥、魏仁浦等读书人,有了重文倾向。与五代诸国比较,他后来建构的大周帝国,最有文采。

国家在转型中,从藩镇武夫为主的武功体制开始向文治体制过度。

范质、王溥、魏仁浦,都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赵匡胤最重要的文臣。





受拥戴郭威“践祚”


隐帝他舅舅,李太后的兄弟李业,逃跑到达陕州,去投奔他的哥哥保义节度使李洪信。但李洪信不敢把他藏在家中,李业没有办法,带着金银财宝准备投奔晋阳的亲戚,到达山西绛州,路遇强贼,杀死李业取走了他一世积累的财富。

迎驾刘赟需要时日,郭威率百官上言,请太后临朝听政。

这一年底,镇州(今河北正定)、邢州(今河北邢台)来报:“契丹主将数万骑入寇,攻内丘(在河北中部),五日不克,死伤甚众。有戍兵五百叛应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饶阳(在河北东南)。”

后汉太后下令,要郭威带领大军前往澶州抵抗契丹。京城国事大权都委托给新任宰相窦贞固等人;军事权委托给王殷等人。

郭威兵发大梁。

这时刘赟在冯道陪同下正从徐州往汴梁行进,准备进京继承隐帝帝位。一路上仪仗威风,左右呼万岁,一如王者。

郭威大军走到滑州留了几天,整顿军纪、粮草,刘赟闻讯,派来使来慰劳、犒赏。诸将接受了犒赏却各自相顾而不肯下拜。

将士们互相道:“我辈屠陷京城,这个罪过可不小!如果再立个刘氏当皇上,我们还会有后人给我们烧香吗?”

郭威听说这些话,担心不测,赶紧领兵北上急趋澶州。

几天后,郭威渡河,在澶州馆驿下榻。

当晚,军中谣言四起,有的说“汉帝深负郭将军,将军何罪之有?”,有的说“将军深明大义,天子昏庸无能,理应取而代之”。

第二天,在冷风瑟瑟的清晨,大军待发时,将士数千人忽然大声喧哗起来。

郭威命令关上府邸大门。但将士们登墙翻屋而进。

为首的几个将士对郭威说:“天子必须由侍中您自己来做,我等已与刘氏结仇,不可再立刘氏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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