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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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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此时面临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是继续忠于故主李存勖，还是效忠新主李嗣源？恰好李存勖的弟弟永王李存霸，在政变中被李嗣源击败逃往太原。显然，李存霸知道皇兄李存勖最信任的人物就是张宪，所以在万难之际来依附河东。但唐末以来“权反在下”，将士们大多贪图富贵，张宪的左右带着一股乱世流行的势利眼，也不愿意与李嗣源对峙，就鼓动将士将李存霸拘押起来，之所以没有杀掉李存霸，也是在观察形势——如果李嗣源坐稳江山，就杀掉李存霸；如果坐不稳，再做处理。
在利益的角逐中，张宪这位藩帅，与此前此后的藩帅一样，已经受制于“权反在下”的将士。
张昭远看到了形势的险恶，出于对张宪的关爱，他劝谏张宪赶紧奉表拥戴李嗣源，否则将要引来杀身之祸——不知道左右部下们会做出什么来！张宪也看到了这一危局，但圣贤价值观就在此际开始起作用，他对张昭远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从籍籍无名的布衣，到今天做到一方大员，都是先帝（李存勖）的恩情！我岂可因此苟且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让我背叛先帝，我做不到啊！”
张昭远立即明白了这位节度使的忠诚价值。他知道唐末以来，这类忠诚已经越来越稀缺；更知道张宪如果不能拥戴新主可能的后果，于是边哭边说：“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志向啊！你能这样实行，可谓死而不朽啦！
史书留下了两人这一段对话，整个五代时期，这是“忠义”价值最重要的一次叙事。《宋史·张昭远传》评论说：“时论重昭能成宪之节。”当时的清议（社会舆论）很看重张昭远这番话，认为能够成就张宪的气节。
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区别于《旧五代史》的重要义理就是“春秋笔法”，也即对历来君臣士庶做道义评判。五代之际，忠义难得，所以欧阳修专门做了两篇传记记录忠义之人，一为《死节传》，一为《死事传》，所谓“死节”，也即自觉地死于忠义；所谓“死事”，也即不自觉地死于忠义。前者记录三人，后者记录十五人，但是无论“死节”还是“死事”，都没有列入张宪。我认为这是《新五代史》的一个疏漏，张宪就是欧阳修表彰的那种“全节之士”，因此完全有资格进入《死节传》。
后汉隐帝时代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张宪和张昭远二人所料：乱兵杀死李存霸，张宪也同时遇害，河东宣布效忠李嗣源，到新主之前求富贵去了。
《宋史》认为张宪同时遇害，《资治通鉴》认为张宪“闻变，出奔忻州”，听说有兵变，逃跑到忻州（今属山西）去了。
张昭远没有“死节”也没有“死事”。但他应该能够从张宪的“死节”中看到乱世的渊源和祸患的逻辑。所以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有可能，就劝谏君主行正道不要走邪路。
李嗣源时，他做了史馆修撰，专门修《唐史》和《实录》，他得到一次机会，给李嗣源上书说：“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
臣看到先朝（李存勖）时，皇弟、皇子都喜欢伶人戏子，进门就给姬妾捯饬打扮，出门就夸耀自己的仆人骏马。有如此习尚，怎么可能有希望成为圣贤？现在，应该为陛下的诸位皇子精心选择好的老师，令皇子们躬身拜他们为师，要恭恭敬敬地侍奉老师，培养一点敬畏之心，请老师们为他们讲习礼义和圣贤经典，论述国家安危之道。
古代人君一旦即位，就册立太子，这是为了明确嫡庶的区别，以此塞住祸乱的根源。张昭远这一番话可谓“一言兴邦”之至理。帝制时代，权力交接自有合法程序，预先立储，正是让他人免去觊觎皇位的野心。
宫廷不乱，天下不乱，士庶平安。五代乱世，张昭远有此见识，已经迥异于一般朝臣。史称“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后唐明宗很赞赏他的说法，但不能接纳他的意见实施。而李嗣源死后的乱局，也恰恰因为没有做好权力交接所致。
到了后汉隐帝时，张昭远正做着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卿。虽然这位隐帝望之不似人君，出于对社稷安危的关注，张昭远还是上书，要隐帝亲近儒家读书人，学习儒学经典和圣贤教训，不要亲近佞臣小人。
但刘承祐对此类建议毫无兴趣。
历史经验：帝国管理中，国家元首对儒学没有兴趣，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价值观，剩下的就是权谋意识、丛林意识，或无以名之的那种疯狂的放纵、享受意识。
后汉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帝王不学无术是一方面，执政们也流于五代陋习，动辄蔑视帝王。如此一来，君臣关系紧张，就是逻辑中演绎的风景。
儒学屡屡倡导“君君臣臣”，其大义就在于：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如何像个君？如何像个臣？历代帝王自太子时代就有师傅教授，做了皇帝也有御前讲习。这些帝王之师都在按照儒学理念中的“礼制”设计教育太子或帝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多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四维八德”等等相关。这是一些多年累积之国家治理经验和社会价值观，综合来看，这些东西可以概言为“公道”与“仁德”两大互相关联的板块。
在这些价值观指导下，君臣言行各有礼数。如《论语》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因此，礼，不仅是上行仪式，更是下行仪式。如果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那就是邦国政治的失序。而政治的失序则造成帝国机器运转的“非正常化”——帝国一旦进入“非正常”，那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后汉隐帝时代，就在“非正常化”运作中，发生了悲剧。
这个悲剧，是由后汉隐帝和执政们共同酿就的。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
欲知后汉之悲剧，先要知道一个叫苏逢吉的人物。
刘知远时，苏逢吉跟着父亲做官，常代替父亲起草一些奏章文书什么的，刘知远召见他，觉得此人“精神爽秀”，于是做了官。
但种种迹象表明，苏逢吉不是一个好官。他在性情刚严的刘知远面前表现甚为乖巧伶俐，以至于有些奏章，大臣们不敢奏对，苏逢吉就选了一些，揣摩着刘知远心情不错的时候，适时递上，往往也就获得了批准。刘知远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玩弄，这样就在众官之中形成了“苏逢吉上头有人”的感觉，于是人人都来巴结苏逢吉。
当时后汉制度草创，很多“典章”直接出自苏逢吉之手，但此人不学无术，只是随着事件的发生临时提出意见，所以史称“汉世尤无法度”。
在五代中，后汉尤其没有制度建设。他更不施德政，综观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令人鄙夷的故实却一桩桩一件件。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是索贿。
他的索贿，礼、义、廉、耻全不顾。
后汉初建，地方大员纷纷前来京师汴梁朝见新主刘知远。内中有一个来自凤翔的官员李永吉，苏逢吉认为此人是原来后唐的皇室，一定有皇族“奇货”，就派人暗示他，索要后唐皇上用过的玉带，说只要给我玉带，可以推荐他做一个州官。但李永吉告知他：没有这个玉带。于是苏逢吉让人到市场去购买一条玉带，价值数千贯，让李永吉代偿这笔钱。
又有一位客省使（负责外交、礼仪事宜的官员）名王筠，在后汉之前的后晋时，就到南方的楚国（当时占有湖南全境和广西部分，属于“十国”之一）公干，现在后汉建立，就回来向刘知远汇报南行结果。苏逢吉认为他肯定得到了楚国的重贿，于是派人去找他直接要东西。王筠有了“怏怏”之色，但没有办法，将带来的东西分了一半给他。
但李永吉、王筠，都没有得到州郡的官职。这事等于用了人家的钱财连事都不办。
索贿到这等境界，史上罕见。对待下级官吏不尊重，无礼；受人贿赂不去报答，无义；做官不清不白，无廉；公开指使下人讹诈，无耻。即使在五代乱世中去考察，如此邪痞的赃吏也是罕见的。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
苏逢吉的第二劣行是嗜杀。
刘知远生日的时候，嘱咐苏逢吉去“疏理”一下监狱，说是给自己“祈福”，还起了个名字叫“静狱”。没想到苏逢吉做得太利落了——他到了狱中，调阅囚犯的案卷，基本不看，不管轻罪、重罪、有罪、没罪，是不是冤案，一概不问，统统杀掉。还给刘知远报上个“疏理”结果：“狱静矣”，监狱清静啦！
当时后晋的名相李崧被契丹掳走，刘知远就将李崧的旧宅赐给了苏逢吉。但李崧在西京洛阳还有房子，苏逢吉也不通报，干脆一并改为自己的户头。
不料到了隐帝时，李崧竟然从契丹千辛万苦地跑回了中原，进京一看，两处房子都没啦！于是他将两处房产的地契找出来，“献”给苏逢吉。李崧此举大约也有不满的意思，但我宁愿猜测他是干脆讨好权臣苏逢吉，连地契都给他，让他更踏实地领有这两处大院子。
糟糕的是李崧的子弟们不服气，常常有些怨言。
苏逢吉听到这些怨言后，动了杀机。
他诱使人给李崧和李崧的兄弟诸人栽赃，要李崧的仆人诬告主人，然后将李崧等抓捕到狱中。史上没有说使用酷刑，但留下了李崧的“自诬”状：“与家僮二十人，谋因高祖山陵为乱。”这意思是说：我李崧跟家里二十口人，预谋在高祖（刘知远）下葬陵寝时作乱。
一个从契丹跑回来的前国文官，无兵权、无财权、无政权，会带着二十几个人造反作乱？显然这是拷掠后的诬服状，苏逢吉一定是动了大刑，否则，李崧怎会给自己一个必死的罪名！
但事情还远不止于此。苏逢吉得到这封“自诬”状，还不满意，亲手将“二十人”的“二”字加了一个横竖折笔画，改为“五”，变成了“五十人”。这样一来，就将李崧全家几乎灭了族。
此人甚至没有亲情。他有个“庶兄”，应该是同父异母的哥哥，从外地来投奔他，但是没有先来见他，而是先去看了他的几个儿子。苏逢吉就认为这位哥哥对他不够尊敬，竟然找了个借口诬告他，一顿乱棍打死。
苏逢吉的嗜杀，在“捕盗”名义下做得最为血腥。
隐帝时，天下多“盗贼”，苏逢吉为此专门草写了一份由皇帝签发的诏书，主要内容就是：只要是盗贼，他的家，以及互保的邻居，一律“族诛”，灭全族。这一份过于血腥的规定，让嗜血的后汉朝官也看不下去，于是，有人对他说：“杀盗贼，灭全家，已经够过分的，怎么连互保的邻居也灭族呢！”苏逢吉想想还是要杀互保的邻居，只不过将“族诛”这个规定去掉而已。
在这个血淋淋的国家政策引导下，地方官干脆放开渴血的欲望，开始了以治安为名义的大肆杀戮。
有个郓州捕贼使张令柔，尽杀了平阴县十七个村子的村民数百人。
有个卫州的刺史叶仁鲁，闻听所辖之境有盗贼，自己率兵剿寇。当时有村民十几人也不愿意忍受盗贼劫掠，就跟着一起追逐盗贼。走入山中之后，盗贼走散，叶仁鲁从后追来，没有发现盗贼，见这十几个村民，就认定他们就是盗贼，一个个抓起来，将脚后大筋砍断，扔到山脚下不管。这些人无法走路，宛转号呼，好几天后死掉。知道此事的人无不认为这是一起冤案。
但苏逢吉却认为这是能人。
史称因此天下假托为捕盗之名杀人“滋滥”，越来越多。冤杀了不知多少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得到了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汉隐帝刘承祐两代人的信任。
代价沉痛的“使酒”
但在后汉隐帝时，郭威、杨邠、王章、史弘肇崛起，分割了苏逢吉的部分权力。这让苏逢吉很不爽。尤其是史弘肇，几乎处处跟他顶牛。他于是紧紧依靠隐帝刘承祐，结好李太后的兄弟李业、宦官郭允明等几个权臣，中立杨邠与王章，开始了一番宫廷密谋。
苏逢吉机关算尽，但他有个致命弱点，好耍酒疯，史书的说法是“使酒”。他这一生，有两次代价沉痛的“使酒”，最终让他失势。
第一次“使酒”，他得罪了郭威。
他过去跟着刘知远时，曾经征讨邺镇（今属河北邯郸），当时郭威也是重要将领。苏逢吉仗恃着与刘知远的亲密关系，多次在军中“使酒”侮辱郭威，郭威虽然暂时忍了，也不与他计较，但已经心生芥蒂。
隐帝时，郭威奉命镇守邺镇。因为幽云十六州已经不属于中原，故郭威镇守的邺镇冀南之地已经等于后汉的北部边境。郭威行前为枢密使，苏逢吉有意削减郭威的权力，认为前敌总司令，带着“枢密使”的头衔不合适，主张免去这一职务。
他让有个大臣叫李涛的，来干这个活儿。
李涛本来是个智者，但他也有忠义之心，凭直觉认为前线总司令带着国防部长的头衔，权力过重。按照前代多次军事哗变的经验考察，也确实不应该这样安排。就接受了苏逢吉这个意见。但没有想到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时，李太后大怒，认为李涛是“离间大臣”，罢了李涛的官。史弘肇也站在太后和郭威一边，不同意罢免郭威的枢密使之职，再一次与苏逢吉对着干。
在太后和史弘肇的内援中，郭威始终带着枢密使这个国防部长的职务镇守在邺镇。权重，开始向郭威倾斜。这话表过不提。
第二次“使酒”，他得罪了史弘肇。
“禳祈之术”
史弘肇是刘知远帐下一员战功赫赫的骁将，带兵有辣手，与刘知远很相像，但下手杀人比刘知远还要凶狠，不讲规则。
当初郭威带兵平定李守贞叛乱，长达年余。国家西部用兵，京师恐惧，有流言。史弘肇负责京师治安，史称“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务必推行国家恐怖政策，血腥杀戮，不管罪过大小，一律处死。
李崧因为奴仆诬告而死，史弘肇将李崧的幼女取来，做了自家的奴婢。
这事养成了一个风气，大家族的权贵们害怕诬告，于是纷纷讨好奴仆，而这帮被豢养的家奴们也以此要挟主人，期望从中获利。
有一个姓何的大户，家中有一玉枕，据说价值十四万贯。他令家奴将其带到淮南去换茶叶。但这位家奴见钱眼开，从中隐匿了若干钱财，何大户给了他一顿鞭子。家奴干脆就告到史弘肇的警察局来，说何大户得到的是昔日燕王赵延寿的玉枕，拿到淮南给了吴人。这样一说，事就有了私通敌国的嫌疑。史弘肇不容分说，马上捕治，将何大户杀掉，当即在帐下就分掉了何氏的家财和妻女。
但史弘肇在杀伐中建立威信，也有“为国分忧”的考虑。
当时隐帝亲近那一批小人，史弘肇和杨邠都有“裁抑”，制裁和贬损，不让小人势力过大。
李太后有故人的儿子要做军官，史弘肇根本不解释，抓来就砍了。
隐帝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当时天下大旱，又闹蝗灾，黄河决口，京师大风将树木连根拔起，厚重的城门也无故坏掉，宫中还常见怪物投掷瓦石，摇动门扉。种种异象令隐帝和太后不安。于是有了“禳灾”活动，请尼姑们入宫来做道场。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当时请来尼姑进入宫禁诵念佛书做功德，有一个尼姑上厕所，回来后，则悲泣不止，除了哭，人事不知。连续几天，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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