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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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还多次要杨光远到河北一带来做“都部署”，前方总指挥，处理边境事宜。最后，干脆任命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治所在河北大名。此地辖境当河北南部，靠近幽州，属于天下重镇。

石敬瑭这一招太昏！任命完事，他就后悔了——这里距离契丹太近，万一这小子要是效仿老夫，那可不是耍的！桑维翰也有这个考虑，于是秘密请求分散天雄军的兵力，办法是：给杨光远加官为太尉（朝廷军事方面的最高荣誉职称）、改为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治所在河南孟州）。

杨光远得到消息，从此对石敬瑭和后晋有了怨恨心理，他开始暗中贿赂契丹，并多次向契丹自我表白，还私自训养了各类亲兵千余人。这时，他已经有了叛离的念头。只不过，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也知道“移镇”对藩帅伤害太大。于是又更命杨光远镇守山东青州，加封为东平王。这样，杨光远就由“省部级”升格为“国王”啦！此举，算是略略安慰了杨光远。在帝国之中，“王国”是最高行政级别了，再往上，就是“帝国”了。杨光远开始称王，也觉得尚好。就要求带着儿子杨承祚同行，石敬瑭答应，又拜杨承祚为莱州防御使，父子俱东。

作为临别礼物，石敬瑭还送给他们官马三百匹。

但就是这三百匹马，成了杨光远日后跟后晋翻脸的台面理由。

出帝石重贵继位后，也不敢得罪杨光远，还拜他为太师，封寿王。但景延广开始生事。他认为晋国马少，不利于以后与北方的征战，于是又开始“括”天下之马用来佐军。他给杨光远发去了一个口信，说先帝给你的良马三百匹，乃是借的不是送的，要还给朝廷。

杨光远闻讯大怒：“此马乃先帝赐我，安得复取！这是怀疑我造反啊！”

于是干脆就反。

他的谋反策略与石敬瑭如出一辙：召契丹入寇。

他告诉契丹愿意合兵灭晋，还说“中原士兵大半都饿死了，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耶律德光大喜，于是率十五万铁骑南下，连下贝州（今河北邢台附近）等地。后晋北疆的几个刺史也闻风而降。





为帝业“北结强虏”


从石敬瑭开始，中原大藩起兵造反，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就是契丹。除了契丹，他们也都知道拿不出更优势的力量来做那泼天的帝王“大业”。

石敬瑭做了皇上之后，中原连续有三个藩镇不服从他的调动，最后反叛，吓得石敬瑭心惊肉跳，几乎就要逃窜。最后他问计于河东大帅刘知远，刘知远说：“自古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陛下当年守晋阳，困难的时候，粮食已经不够五天所用，但最后还是成就大业。这就是天命。现在天下已定，内有劲兵，北结强虏，那些鼠辈又能干成什么大事！”这一番话，让石敬瑭放下心来。

“北结强虏”，是五代这一批要干“大业”的人最重要的依恃。所以能在乱世成事，这是不可忽略的“国际背景”。在这一层历史迷雾中，船山先生深刻地勘透了它的因果。他在《读通鉴论》中分析这个现象时说：“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故三镇继起，张皇欲窜，而刘知远曰：‘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则契丹以外，敬瑭无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

这段话意思是：（历史来看，每一次改朝换代）如果道义道德不可依恃，那就依恃功业名望；功业名望不可依恃，那就依恃权力权谋；权力权谋不可依恃，那就依恃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石敬瑭这些都没有足够资源可以依恃，但他之所以在汴梁僭位而自认为是天子，唯有仗恃契丹的声名用来恐吓臣民而已。所以三镇一开始叛乱，他认为自己没有力量能够弹压，就想逃窜。刘知远说：“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透过这句话可以知道：石敬瑭实在是除了契丹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支持他人间立命也即充当天子的资本。

杨光远要干“大业”，也要依恃契丹的力量做一次中原之主。

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尚在时，他有过一次机缘。

三镇之一的滑州（今河南浚县东）叛乱，杨光远受石敬瑭之命前往剿抚或平叛。但他部下的大兵还没有到滑州时，士卒们听说滑州已经反了，就想推戴杨光远做皇上。士卒们认为主帅杨光远当初在晋阳投降石敬瑭，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推动主帅当皇上，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加官晋爵。于是大胆不逞之徒开始啸聚，阴谋胁迫杨光远起事。

但杨光远认为这个“机缘”并不成熟，理由很多，但我能猜想他的小九九，就是还没有做好勾结契丹的准备！依靠他现有的藩镇力量，要推翻上台不久的石敬瑭，似还没有胜算。于是，他严厉斥责了这伙闹事的部下，大言道：“天子岂汝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出于穷迫，今若改图，真反贼也。”天子这个位置，岂是你们这班家伙贩卖摆弄的玩物！本帅当初晋阳之降实在是出于形势所迫，现在要想改变图谋，那可真是反贼了！

像石敬瑭一样，何时是合适机缘，他们有动物直觉般的感应。

滑州，杨光远没有反，史称“其下乃不敢言”，他的部下听到这一番话，这才不敢多言。这是五代史上“被拥戴”不成的一个案例。当有此“被拥戴”的故实之后，石敬瑭对杨光远应有小心翼翼的提防；杨光远也应有擘画野心的推演。现在，石敬瑭已死，石重贵跟契丹闹翻，景延广来讨要“三百匹马”，杨光远的动物直觉有了反应，他认为：这一次，真的机缘来了。

所以，他开始吆喝契丹入主中原。

而契丹，也正在寻求战机。现在，不仅杨光远在招呼契丹入寇，连赵延寿也在怂恿契丹南下。听说中原又在蝗旱大灾中，契丹认为：向“十万横磨剑”雪耻的时机到了。

耶律德光制定的总体战略是：从幽燕出兵，过黄河，与山东杨光远会合，而后西进直捣汴梁。

第一次战役开始了。





耶律德光兵败北归


出帝石重贵得到契丹南下消息，河北战事失利后，开始亲征。

景延广官拜御营使随行。

他们得出一个战略判断：“契丹东过河与光远会合，则河南危！”

于是出帝大营横在耶律德光与杨光远之间，与契丹相拒于澶州（今河南濮阳）、魏州（今河北大名附近）一线。又遣名将李守贞、皇甫遇以兵万人沿河而下，伺机寻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景延广口吐大言甚壮，领兵行阵实孬。此人无见识，更无胆识，却又无端傲慢，气势凌人。两军第一次接触，契丹在河南戚城神速包围了后晋名将高行周、符彦卿等人。在这之前，景延广曾下令诸将“分地而守，无得相救”。他的意思无非要诸将尽力，不要等待援军。但契丹大军来势太猛，戚城甚小难以固守，于是高行周等人火忙告急。景延广不救。时间一天天过去，出帝担心戚城有失，只好令景延广坐镇大营，自己率军去救。契丹闻讯解围而去。被围的将军见到皇上，感动得哭诉起来：“陛下若是再晚来一天，恐怕戚城难保！”

两天后，后晋名将李守贞等人北上来到一个叫马家口（今山东聊城附近）的地方，主动寻战。契丹匆忙遣步卒万人筑起营垒，散骑兵于营垒之外，又遣余兵数万屯在河西，有船数十艘往来渡兵。契丹还没有安排妥当，李守贞大兵已到。

一战，击败契丹骑兵。

再战，拔掉契丹营垒。

三战，杀获契丹援兵。

契丹大败，乘马赴河而逃，溺死者数千人，俘虏斩杀也有数千人。契丹河西之兵看着几千草原兄弟葬身河东，恸哭而去，不敢东来。

杨光远率兵出青州，准备西会契丹军，也被晋将击退。

戚城解围后，耶律德光示弱，退兵顿丘（今河南浚县北），打算诱使晋军离城后，契丹起伏兵邀击取胜。恰巧赶上阴雨连绵十余日，晋军倒是有追击的打算，在老天干预下，闭城不出，契丹伏击计划落空。

深春三月初，契丹派遣十万草原兵再攻戚城。出帝石重贵率众出城，临阵督战。大战从中午至傍晚，胶着中互有胜负。

耶律德光看到晋军严整，说道：“杨光远那小子说晋军大半都饿死了，哪是那么回事啊！”

看着大仗互有胜负，耶律德光心下不禁有了怵意。

天黑，两军暂时休兵，晋军退入城中，耶律德光想想退也不是，扎营也不是，又鼓余勇，召集精兵在暮色中强攻戚城。但晋军有准备，黄昏下万弩齐射，契丹死伤甚众。眼看天色越来越黑，契丹军不敢在城下扎营，又害怕晋军夜袭，便趁着月光，连夜北退三十里。第二天，未见晋军来追，于是干脆沿途烧杀抢掠，撤兵北归。

杨光远的地位瞬时尴尬起来：继续追随契丹，人家已经返回草原了！继续做他的藩王，明显已经惹翻了石重贵，青州已成孤城。

他的好日子不多了。

后晋契丹反目以来的第一场战役，结束。





后晋取胜三考


此战，事后来看，后晋的总体战略不错，将大军直接挺进到冀中、冀南，与河南连为一线，横亘于杨光远和契丹之间，始终不让他们连接，相当于围棋中的“隔”，契丹与杨光远就是俩“孤子”，未能连成一片。这应该是后晋取胜最直接的军事原因。

此战还有三个信息值得注意：

一个是中原民气甚旺，在反击契丹时大有同仇敌忾的气势。甚至，远在西北宁陕一带的定难节度使李彝殷还主动率兵四万从麟州（今陕西北部神木县）过黄河，进入契丹之境，以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李彝殷此举深得兵法之要。他的行动等于在全面战场上又开辟出北边的一环。契丹与青州，一南一北“夹击”后晋；后晋与麟州，又一南一北“夹击”契丹。战场出现了“双环结构”，不仅后晋被围，契丹也被围。所以出帝石重贵很重视定难军的这一次“围魏救赵”式的主动军援，战时，即升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开运元年（944）春，晋出帝在北面牵制契丹，特意封赏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契丹西南战区总司令，防备契丹由此路南下。所以当出帝与契丹大战时，李彝殷得到消息，尽管契丹没有从他的辖区南下，他还是主动出击，侵扰契丹的西南方向，遥远地声援了后晋帝国。

有一个叫程福赟的人物，值得在这里说说。

出帝北征时，他当时正做着奉国右厢都指挥使，五代时，马军旧称“护圣”，后来改为“龙捷”；步军旧称“奉国”，后来改为“虎捷”。都是对禁军的称谓。禁军有左右两部，称为“左厢”“右厢”。程福赟的“奉国右厢都指挥使”，就是步军右厢总指挥官。

这一支步军有了“阴谋拥戴”的军变，夜间开始纵火焚烧大营。

程福赟组织灭火，自己也被烧伤。大火被扑灭，哗变者没有成功。

当时战场形势险恶，京师空虚，天子在外，而契丹即至，程福赟思前想后，认为不应该因为这一场变故而动摇人听。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隐匿这件事，不去上报，尽可能地将消息控制在小范围内。这是“以静制动”的兵法枢机所在。

程福赟不简单。

但有个下级军将，很想肉体消灭程福赟，他好取而代之，于是诬陷说程福赟参与叛乱，与哗变者同谋——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何不上报？

出帝闻言，想想也是，哪有那样的人啊？于是抓了程福赟，程福赟也不自辩，最后被杀。史称“人皆以为冤”。

后晋帝国，无道至此，还有这样的忠义之人，实属难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契丹开始得到河北等地后，总是对地方有“抚慰”，地方官也往往留任拜官并有赏赐。等到戚城之败，惹恼了耶律德光，再后来，攻略所得的庶民，一律杀害；俘虏的军士，全部烧死。史称“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中原士庶对契丹开始有仇恨积聚。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当时后晋最为强大的一支军队是驻守三晋大地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刘知远虽然也曾有过大兵异动，早期也曾抗击契丹，但在这一次决战中，却始终是佯动。出帝下诏令他率部出恒州（今山西大同）击契丹，他却兵屯乐平（今山西昔阳），逗留不前。

出帝返回汴梁后，对景延广有了不满，夺了他的大权。

景延广“郁郁不得志”就居住到洛阳。他也看出中原虽然战胜，但长久看，似不是契丹对手，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开始大置宅第，广置伎乐，恣意放纵，聊以度日。出帝也有感觉：战役虽胜，但实不足为喜。投降的将士、背叛的刺史、不听调遣的大将，特别是刘知远的河东，正在做大做强。这些都让晋国有了隐忧。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孟浪，不该放纵景延广横挑强梁。

一代名相桑维翰，在后晋朝中遭遇一群昏人的排挤，此际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但他还是相信契丹的魔力，于是多次劝谏出帝向契丹请和，停止战争，以此来缓解大晋倾覆的结局。石重贵于是派人向契丹奉表称臣求和。

耶律德光回信说：“让桑维翰、景延广来；再把镇州、定州割给我，乃可以谈和。”

将本国大臣送给敌国，已经割让燕云十六州，还要继续割让两个大州，这条件根本就不是条件，这是明摆着不想“和”。史称“晋知其不可，乃止”。

两国的仇雠已经不可化解。

此际只有你死我活。

事实上，契丹连岁入寇，不仅中原疲于奔命、边民受尽战火之苦和“括率”之毒，契丹人和牲畜也损失惨重。契丹部落民众也普遍厌战。耶律德光的母亲述律平太后开始劝谏儿子。

她说：“让汉人来当胡人大汗行不行？”

耶律德光回答说：“不行！”

太后又说：“那你为何要当汉人的皇帝？”

德光道：“姓石那小子辜负了我对他们的恩义，不能容忍。”

太后说：“你现在即使取得汉地，也不能居留；万一有差失，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德光一向服从母亲懿旨，也准备接受母亲的意见。但一想起“十万横磨剑”就无法按下一股腌臜之气。

述律平太后又对她的下属众人说：“这些年来，汉儿哪曾睡过一晌好觉！自古以来，只听说汉来和蕃，没有听说过蕃去和汉。汉儿如果能回心转意，我们又何必吝惜与汉儿和好！”

这番话的意思是：只要汉人继续来求和，契丹还是愿意忘记“十万横磨剑”的故实，争取与汉人和好如初。但后晋一次求和不成，就没有再派人来说项。后来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对大臣李崧等人说：“如果当时晋国使者再来大辽求和，我也许就答应了，那可能就没有这一次南北之战了。”

后晋没有再去求和，契丹想着“十万横磨剑”，于是，有了第二次决战。





皇甫遇置死后生


公元945年，辽、晋大战于阳城（河北安国、顺城附近），晋兵大败契丹兵，耶律德光仓皇北遁。是为第二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与幽州节度使赵延寿有关。他怂恿了耶律德光。

契丹大将赵延寿，原来是中原将领，多年前跟随老爹赵德钧投降契丹，此人有战功，契丹有“以汉制汉”的远猷，所以赵德钧死后，他一直得到重用，给了他一个幽州节度使。

幽州节度使又称卢龙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是当时河北最大的一个藩镇。

此外，契丹还赐封赵延寿为燕王。赵延寿对契丹是死心塌地、忠心不二。更妙的是，赵延寿也想效法石敬瑭。耶律德光知道他的意思后，就答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