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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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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磨剑，本来是指又长又重的大剑，景延广这里借指后晋精锐士卒。
“十万横磨剑”！乔荣觉得这番话够狠，但他担心回去说，恐怕没人信，就多了个心眼，对景延广说：“公这一番话，太多了，我害怕有遗忘，请您还是给我写张纸吧。”
景延广正在爱国热情血脉贲张中，根本就不在乎后果，就命人书写了这番话签名画押让他带走。
按照两国交往规则，景延广扣押乔荣，没收人家财产这件事，从性质而言，比“称孙不称臣”“十万横磨剑”要严重得多。为《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对此有一议论：“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犹可曰为国体也；囚其邸吏而取其财货，则误国之罪无所逃矣。”乔荣在汴梁的府邸，相当于后世的领事馆，有不可慢待的严肃性。景延广此举，等于践踏他国尊严和财产，这是任何一个邦国也不愿意接受的羞辱。
果然，乔荣回到契丹后，一五一十或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德光大怒。想起派往南唐的使者高霸在淮北之死（我将在后面讲述这个精彩的谍战故实），越发感到后晋对契丹的恶意了。于是，就在这一时刻，耶律德光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入据中原！
景延广一言丧邦。
“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
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
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各地有识者皆因景延广这一番大言，意识到天下要变了。
后晋名臣桑维翰多次请“逊辞”向契丹道歉，景延广根本不听。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更凭直觉知道“十万横磨剑”必然召寇，但是他也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开始招募兵勇，奏明朝廷在河东置备十几处要塞以备契丹。史称刘知远此时已萌“异志”。他之所以建构后汉帝国，很可能就在这个时机有了更具体的蓝图想象。
当时天下藩镇，除了中原大藩之外，就属河东、河北最为强悍，其中尤以河东为盛。中唐以来，为害中原最深的也是河东。河东就是山西，因位于黄河之东，故称河东。此地唐时胡汉杂居，多产马匹，先后名藩如安禄山、朱温、李克用等，皆据河东而反。石敬瑭也是据有河东后，开始壮大实力。所谓节度使，事实上就是战区最高指挥官，因此凡有节度使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视为军管辖区。最初唐代设于边陲，总十个军政长官，受职之时，朝廷赐以节钺，所以称为“节度使”。后来内地也开始设节度使，于是，地方行政与军政混合的行政加战区的藩镇，就成为百余年的制度性存在。河东节度使驻节太原，辖区屡有变化，但基本保持晋北晋中之地。
现在的河东，在刘知远辖下。
刘知远将河东建设得比以往更为强盛，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藩。
后来让赵匡胤头痛的北汉，也基本上是河东节度所在。终赵匡胤一世，没有解决河东问题——河东问题，要等到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才彻底解决。
后晋的三驾马车得罪了耶律德光，招来亡国之战；得罪了刘知远，在亡国之战中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援力量；如此，亡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括民谷”四海遭殃
后晋出帝石重贵，因为国家管理的无能，已经失去了政治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严重的，他还有一项至为邪痞的政治经济政策：“括率”。
所谓“括率”，“括”汉语中有“搜求”的含义；“率”有“征求”的含义；直译过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搜刮”。因为搜刮的主要是粮草，故又称为“括谷”，史称“括民谷”。
但要记住：括率，不是地方藩镇行为，而是国家朝廷行为，是政府派到地方去搜刮粮财的临时性加税之经济行为。派出的官员有个临时的职称，就叫“括率使”。“括率”这个词，是在大唐五代历史文献中常常出现的血腥概念。
它从唐代德宗时代就开始了，但在五代时尤盛。官方派出“括率使”，带着工作组到地方，挨家挨户去搜刮粮草钱财。搜刮的名义可以是“朝廷用度不足”，也可以是“战争储备”，诸如此类。其实就是官员巧立名目入户抢劫。而且抢劫的额度有指标，这是比江南马楚的加税更狠毒的官方掠夺（马楚的故实，我会在后面来讲）。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地方官员在“括率”中，往往自行扩大规定的指标，将扩大出来的财货中饱私囊。这类现象，后晋一朝屡屡出现。
石重贵登基后两年，“括率”至有四五次之多。看新旧《五代史》、看《资治通鉴》、看《乾隆御批纲鉴》、看野史，都会发现后晋时期“括率”的疯狂。这是官方明火执仗抢劫的记录。后晋，因为“括率”而将自身置于历史上的“非法”之境。这类对私有财产的无情侵吞，是无道邦国的标志性痼疾。
赵匡胤的大宋帝国，与历史上的邦国或有多种相似处，但在对待私有财产方面，老赵和他的帝国是做得最好的。唐五代以来的“括率”行为，大宋从未有过。老赵不仅不允许部下剽掠民间财货，甚至对大军行动之后，被刁民乘火打劫的苦主，还由国家主动给予地方补偿。
与赵匡胤比，石重贵很像一个野蛮人。
现在来看后晋的“括率”。
出帝上台，老天闹灾。这一年，春夏干旱，秋冬大水；还有更厉害的蝗灾，蝗虫东起海边空地，西到陇头山麓，南跨江淮，北至幽蓟，从原野到山谷，从城廓到庐舍，漫天是蝗虫。不要说庄稼，连竹叶、树叶都被蝗虫吃光。这境遇下，若是赵匡胤早就开仓放粮了，但石重贵却开始了更加严苛的督催地方到民间抢粮。史称“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封仓全抢），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有因为藏匿谷物而被处死的人）”。
因为，整个后晋已经感觉到契丹在异动。这意味着：大战在即。
但地方官也有有良心的，实在完不成“括谷”的指标，“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自己宁肯丢官，也不去完成那个抢劫的指标了。
按照后来宋初全境约五百万人口计，后晋此时“民馁死者数十万口”，全国饿死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而流亡者更不可胜数。朝廷无粮，但马上就要有一场吉凶莫测的大战，这时，也看出了后晋官员的“觉悟”。史称“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各献马、金帛、刍粟以助国”。后晋文武官员还是表现了极大的牺牲精神，自家献出钱财来“助国”打契丹。这是很难看到的历史记录。后晋人对契丹已经有了身份识别性质的“觉悟”。这个记录比起明末崇祯朝的官员来，似乎更多亮色。官员“助国”打契丹，有“同仇敌忾”的性质。据此可知，景延广对“士气”有估计。应该说，如果战略正确，调度得宜，最终战胜契丹是存在可能性的。但后晋没有抓住机会，多次有过失误，败亡已经不可避免。
契丹即将来侵、后晋全国闹灾、官吏各地括谷、士庶惊惧悲哀。后晋弥漫在沉痛而又凄楚的悲壮气氛中。
人祸猛于天灾
随着契丹的动作越来越明确，后晋的括谷也越来越疯狂。大兵一动就要粮草。因为天灾，史称“国用愈竭”，于是更派出“括率使”三十六人到各州郡再次去“括率民财”，这一次甚至下了死命令，三十六人各人都封赐了尚方宝剑，意思就是：地方如不听命，可以先斩后奏！到了地方，使者带上如狼似虎的吏卒，拿着锁链和刑具、刀杖，直接进入民家“括谷”。这时候，百姓家里的大人孩子个个魂飞魄散，吓得是求死都不可能——想死，也得拿出粮财来！更有地方县吏“复因缘为奸”——也就是借着国家这个政策随意扩大指标，多抢多占。
景延广也参与到公开抢掠中来。
当时规定河南府要经由“括率”，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擅自要求：“率三十七万”，那多出来的十七万，就是他自己要贪污的数额。
这时有位留守判官卢亿，对景延广说：“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
景公您出将入相，可以说富贵到极点了。现在国家不幸，府库都倒腾空了，不得已到民间去支取，景公您何以忍心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求个人私利，这岂不是为子孙带来后患吗？
史称“延广惭而止”。景延广惭愧而终止了贪渎行为。
卢亿，是五代时期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他一直到大宋初期还在，成为赵匡胤一朝的官员。他的儿子卢多逊也是大宋帝国的名臣，虽然后来遭贬。
景延广最后“惭而止”，证明了他还有最后一点羞耻心。这是与那些天良丧尽，毫无羞耻心的各类官员不同之处。
后晋“括率”除了指标规定外，另有地区差别。譬如，当时河北恒州（今正定）、定州（今正定定县）灾情最为严重，所以朝廷规定，各地“括谷”，但恒、定二州不括。当时杜重威正出任顺国节度使，治所就在恒州。他也知道辖区蝗灾成一大浩劫，但却拿出“军食不足”的理由，违背朝廷规定，继续在境内“括谷”，史称得粮百万斛。但是这种“括谷”是“助国”打契丹的，因此，必须上报，但杜重威只上报三十万，其余七十万都流入私囊。不仅如此，他还借机下令向民间“借粮”百万斛，等到来年春夏将借来的粮食高价卖出，又得钱两百万缗。由此案例可以看出“括谷”的血腥程度。
当时治定州的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他的手下看到杜重威这么干，发大财，实在红眼，也想效法恒州模式“括谷”，并“坚请行之”。但马全节表现了与杜重威不同的姿态，史称马全节“以职在养民，不许”。因为官员的职责是“养民”而非“抢民”，所以没有允许部下“括谷”。
马全节的一番原话值得记录：“边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复扰之，则不堪其命矣。我为廉察，安忍效尤。”
边境之民遇到蝗灾旱灾，各家的吃用正在困境中，现在用官方行为再去骚扰他们，那百姓们可就没法活了！我身为观察使，怎么能忍心效法杜重威！
史称“百姓称其德”。百姓对马全节的德行大加赞誉。
但这个马全节先生，曾经带着一个妓女做婢女，在府邸外租了个房子给她住，有人将这事当作他的劣迹进了谗言，马全节就将这个无辜的婢女杀了。过了几年后，马全节在病中，多次见到这个婢女。有一次，家人都看见他在跟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他说：“你来这里干吗？”又说：“我给你钱财。”还说：“我给你塑像，抄经，超度你。”似乎有苦苦哀求的意思。最后马全节对家人说：“这个婢女一定要我跟她一起走，已经请告过冥府啦！”不久，马全节病逝。
这个故实，事实上透露了至少三个消息：第一，即使在乱世，打死一个无辜的婢女也是罪过。第二，马全节为自己的罪恶，有内在的忏悔和恐惧。第三，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现象；道德力量的潜施秘运，令作恶人永远不得安宁。最后一层意思，如果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会更深切地理解马全节的道德不安。他自己惩罚了自己。
逢乱世道义灭裂
且说“括率”。这个恶政，虽然是国家政府行为，但在地方官那里，往往要借这个政策巧立名目，不遗余力地盘剥辖区士庶，只要找到借口就上报朝廷要求“括率”，以此实现个人私欲。
镇守山东东平的杨光远，不久后投降了契丹，后晋朝廷下诏令山东兖州修筑守备设施，防御杨光远。当时的泰宁节度使安审信，就以“造城防楼堞”之名义，开始横征民财，充实自己的钱粮收藏。后晋朝廷大理寺卿张仁愿受派为“括率使”到兖州，带来的指标是：收取缗钱十万。来时，正赶上安审信不在，张仁愿以为他故意躲藏朝廷“括率”，就拘捕了泰宁的守藏吏，省军区仓库管理员，并指令他取一个库的钱。守藏吏见来人持有尚方宝剑，只好照办。这一个库的钱，就满足了十万缗的指标。而这样的库藏，安审信有不止一处。
后晋朝廷在赋税方向上是不讲理的。后唐时，规定各州府可以自卖海盐，一般每年可得十七万贯，当时不许民间卖盐，盐法严峻。石敬瑭德政之一就是开盐禁，规定：每户纳“食盐钱”自一贯到二百，分为五等，然后允许在这个范围内自贩海盐。这样就让国内的盐价下跌到每斤十到二十文。百姓曾因此蒙利。但到了石重贵即位，当年就改为重征盐商，过往贸易者收税：每斤七文；店铺坐商收税：每斤十文。盐税如此之重，令盐商在中原几乎绝迹，于是中原盐业重新收归国有，继续往朝的苛政，由官场买卖。更恶劣的是，原来百姓所缴纳的“食盐钱”本来属于“卖盐税”，现在不允许百姓买卖了，你倒是取消啊！后晋还不取消，继续收敛。这就等于双重征缴。史称“民甚苦”。
这个盐税的恶政，一直到宋代才革除。
……
越是知道五代诸国的虐政、暴政，越是理解大宋帝国的德政、仁政。
但就在这样的乱世中，在如此不堪的道义灭裂中，后晋与契丹有过三次大的决战。契丹虽然最后灭了后晋，但在三次大的决战中，后晋居然在举国“括谷”的灾难中赢得了两次胜利。了解这类中原战胜契丹，但最后又被契丹灭国的经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原衣冠与草原部落间充满血性与耻辱的盈虚消息；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原两大高人王朴和赵普为什么都提出“先南后北”的战略；更可以带着温情理解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政治家之责任伦理。
我先来说说两次“辉煌胜利”。
杨光远被逼造反
公元944年，时当后晋开运元年春，耶律德光下幽州，在河北、河南与后晋苦战，未能取胜。是为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与平卢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青州）杨光远有关。他给了契丹一个大礼包。
杨光远本来在后唐做官，跟着张敬达讨伐石敬瑭，眼瞅着失利，最后投降了石敬瑭，算是为后晋立下拥立之功。后来，在藩镇范延光“谋反”时，杨光远还镇压范延光，再立战功。两大“功勋”令杨光远声名大噪。
杨光远自恃拥有重兵，常常干预朝中之事，甚至多次抗命。史称石敬瑭“常曲意从之”，甚至将自己的女儿长安公主下嫁杨门，做杨光远的儿媳妇。
石敬瑭对杨光远的跋扈，常常给个模棱两可的姿态，让着他，但执政官桑维翰又兼任着枢密使，却不让着他，但也不欺侮他，只是按照传统法规给予裁定或批驳。附和桑维翰的，还有执政李崧。这样杨光远就无法太过分，但也很不满。后来他知道这都是执政桑维翰和李崧的意思，就有了怨恨。杨光远干脆给石敬瑭秘密上表，说执政的坏话。石敬瑭知道这份密表的厉害：完全听杨光远的，罢黜两位执政，晋国就别干活儿了；不听杨光远的，这小子要是闹起来，又是一大祸患。思前想后，石敬瑭做了一个决定：给桑维翰加一个兵部尚书的虚衔，李崧加一个工部尚书的虚衔，免去了这二人的枢密使之职务。
不仅如此，还多次要杨光远到河北一带来做“都部署”，前方总指挥，处理边境事宜。最后，干脆任命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治所在河北大名。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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