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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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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安从进,他一旦侦知石敬瑭御驾亲征,离开汴梁了,马上起兵。他先派出精骑北上进攻邓州。此地距离襄阳不足两百里。
石重贵、和凝听说安从进反了,并不惊慌,当即取出石敬瑭留下的空白诏书,填上“张从恩”“焦继勋”等人的名字,令他们率军从汴梁南下,采用大迂回战略,做出从南部包抄安从进的姿态。
安从进袭击邓州不克,转向东进,去攻湖阳,走到一个叫花山的地方,不料忽然遇到张从恩和焦继勋的朝廷大军。安从进做梦也没有想到朝廷大军会这么快就出现!仓促布阵,应战。
焦继勋麾下有一骁将名郭金海,此人过去曾经在安从进部下做骑兵头目,安从进待他也很优厚。此人是蕃将,胡人,善于用枪,而且拳脚过人,特别喜欢打仗,俗话说就是“有战斗热情”,总想立功。当时两阵相去有几里地远,安从进带领几百名骑兵向前,离晋军阵地大约百步远地方站住,高声呼叫郭金海。郭金海一个人鞭马出阵,距离几十步远站住,自报家门说:“我就是郭金海。”
安从进很诚恳地对他说:“金海安否?我过去一直待你很好啊!你居然不知道报恩,今天居然赶来跟我厮杀!嗯?”
郭金海应声答道:“朝廷一直看好大王您,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啦?大王今日造反,没办法,金海我过去在大王帐下,现在给您留一箭之地,大王回去就是。如不回去,且吃我一枪!”
安从进没有退回的意思,还想说什么,但郭金海已经提枪鞭马,迅速地向安从进奔来。张从恩大军也同时一声呐喊,如俗话所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安从进扑来,一时间呐喊之声地动山摇。安从进临场犯了大忌:他怕了。他这一怕不要紧,全军夺气,于是,两师相接,襄阳兵已经没有了精气神,史称“大为金海所破”。郭金海重创襄阳兵。
焦继勋压阵,大军兵临城下,在城外筑起城外城,一个营寨接着一个营寨,将襄阳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月后,晋军开始攻城,郭金海又奋勇当先,但城上“矢下如雨”,攻城不利,郭金海也被飞矢多处射伤,被人扶着回到营里。
第二天,安从进打算用计谋离间郭金海和张从恩,就从城上坠下一个筐篮,里面有金瓶,金瓶有酒;又有金盒,金盒有药。然后城上高呼郭金海。郭金海知道后,带着伤费力前往。
城上人很温柔地对他说:“我家大王知道你中箭伤势很重,心疼啊!现在赐给你金瓶酒药,你去用,好好养伤啊!”
郭金海乃是胡人,不读书,也不知啥礼仪,也没有啥心眼子,就是贪利,于是取了金瓶药酒回到营中服用。而且他觉得这事很正常,也不跟统帅张从恩等人汇报。这样一来,不得不让统帅部怀疑他通敌。
事情报到石敬瑭那里。石敬瑭念他有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给了他一个金州团练使,他的原部下将士都分配给了别人。郭金海等于被剥夺了部分权力,心情不佳,最后死在金州任上。
喜欢读书的武将
襄阳前线,到了这年年底,石敬瑭又做出战略调整,派出大将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也即讨伐山南东道前敌总指挥,并封为知襄州行府事,以张从恩为监军。同时又命荆南与南楚出兵共讨襄阳。
荆南高从诲当即派遣水军数千人前来应援。
南楚也派遣了水军战舰一百五十艘,自汉水,东下襄州,助高行周。
安从进见势不妙,急忙派遣他的兄弟安从贵率兵袭击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以此来分散朝廷兵力,同时对成德军安重荣做出支援的姿态。朝廷军大将焦继勋出兵邀击安从贵,一战将其擒获。焦继勋不动声色,派人将安从贵两只脚丫子砍断,放他回去。安从进见状大惊。
襄阳已经陷入重围。但襄阳城甚为坚固,城内也早有守备,朝廷军还是围困了半年,到公元942年八月末,城中粮草已经消耗殆尽,逾年不能下,奉国都虞候,禁军亲军步军参谋长王清对高行周说:“安从进锁闭孤城自守,没有人援助他,他的势力岂能长久!我看他气数已尽!”因求首先登城。高行周准了。王清带领精壮,率先登上城楼,终于破城。
史称安从进举族自焚,安从进的家族全部自焚而死。
山南东道已无战事,襄阳平。
这位焦继勋后来一直做到大宋王朝的太尉,是一个愿意读书的武将,史称“生平涉猎史传,颇晓治道”,平生愿意涉猎历史传记,很懂一点治理之道。他所到之地,都有善政。他的女儿嫁给了赵匡胤的儿子八贤王赵德芳。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为大宋的皇亲国戚,他的后代多人都娶了皇室的女子。
石敬瑭的“天下意识”
石敬瑭平定三镇,是后晋时期著名的三场战争。这些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石敬瑭也多次处于危险境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敢得罪诸藩,也不敢得罪契丹;但契丹和诸藩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到了后晋天福七年(942)六月,石敬瑭在忧惧中屈辱死去,在位不到六年,史称晋高祖。
石敬瑭并非没有“德政”。譬如,他懂得礼贤下士,懂得文明治国,甚至主动蠲免地方赋税。有一次他走到郑州荥阳县界,看见路旁有虫食及旱损桑麦的痕迹,就知道这里收成不会太好。于是委托有关部门差人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定出蠲免租税的额度。他也曾下诏,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要免除他家一个儿子的差徭,好让这个儿子照顾这个老人。此事须一个个地方落实。他还关心“天下刑狱”,下诏要给染病的囚犯积极治疗,要派医工,由官方负责报销。
后梁、后唐以来,士民有奉使或被俘掠在契丹的人很多,石敬瑭拨出专款,派遣使节到契丹将这些人全部赎还,让他们回到中原,与家人团聚。这一政策说是“仁政”并不为过,历代圣君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也不多。
《旧五代史》还记录了石敬瑭一个德政,更有意味。说天福四年(939)六月,陈郡(今河南周口)百姓王武,在挖地时得到好几饼黄金,州官知道后,将其没收,并向朝廷称贡。
石敬瑭说:“宿藏之物,既非符宝,不合入官。”
地下旧藏之物,又不是什么祥瑞符宝,不应该属于官方。于是命令将这几饼黄金还给王武。
这不是个慷慨吝啬的问题,而是对财产来源的界定问题。在石敬瑭那里,对私有财产有尊重,对财产来源有契约性质的文明意识。古来私有土地之上之下皆属于土地所有者,这方面与现代文明很接近。石敬瑭有此意识,值得为他竖一下大拇指。
石敬瑭不贪财,也不聚敛。有了后晋这个邦国,他是用心经营的。有一次,大臣李崧奏言说:“诸州的仓粮,统计之后,发现计账以外有很多盈余。”这应该是好事吧?
但高祖石敬瑭不这样认为。他说:“法定之外向民众征税,罪过同枉法是一样的。仓库存粮多出账面的部分一定是压榨民税的结果。此事要严肃处理:仓库官吏暂免一死,但都要严惩!”
石敬瑭甚至还有一点“天下意识”。
他建构后晋,重视文化,有文治之念。他也曾开科取士,以儒学理念考核、录用知识精英,曾有人在后晋时考取进士。顺便说一下,五代十国,虽然几乎年年有战乱,各地有藩帅,但除了一些偏远地区之外,基本上各地都在沿袭大唐帝国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使某些环节有点变化,但基本制度还是唐代的,不变。和凝,就为后唐的科举取士做出了贡献。当时国内读书人为了应对考试,各地也开始有私学出现。在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就有延续多年的私学学堂,后来称之为睢阳书院。
金瓯之缺
石敬瑭也曾重视“孝义”“孝悌”理念,曾下诏旌表“孝义之乡”、诏求天下“孝悌之士”。有一士绅,名石昂,山东青州人,家有藏书数千卷,天下闻其名者都到他门下读书就学,有人一来就是几年,吃着用着都由石昂支出,史称“未尝有怠色”,不曾有过怠慢之言行。
但石昂却不求仕进。后唐时青州有个节度使曾欣赏他的品行学问,召他为临淄令。但这位节度使进京时,有位监军杨彦朗代理青州留后。有一次石昂因为有公事到府中来,按当时礼节,县令来到省军区,进入府廨须通报姓名。古人名字有“避讳”传统,杨彦朗家族中有人名中有“石”字,而“石昂”之“石”字犯讳。赞者(主持礼仪的人)竟在通报时将“石”改为“右”,明明是“临淄令石昂求见监军”,在赞者这里却成为“临淄令右昂求见监军”。有此一礼仪习俗,不论其利弊,通行几千年,所以这事在当时,要搁一般人身上并无不适。但石昂不同,他是读圣贤书的人,就要较个真。可是一旦较起真来,他也不是没理。
原来这位杨彦朗的“避讳”乃是他的族中父祖辈人物有名字带“石”字,属于私人之“避讳”。一般的“避讳”往往是地位、辈分较低者要对地位、辈分较高的人物名字做出“避讳”,不得妄称。但一个监军,不过相当于省军区政委之类,五代时的监军一职又往往由皇宫中的宦官充任,史称“内侍”,这位监军就是一位“内侍”。他所“避讳”之人,又是他的族人,石昂与之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辈分排行关系,按流俗,这类“讳”是可避可不避的。不避,也不算罪错;当然,避了,可以令关系更融洽。石昂不高兴,认为应有士子的尊严,不想向一个太监宦官讨喜,于是直趋官厅,抬着脑袋挺着胸,“仰责”这位监军道:“内侍为何以私害公!昂,姓‘石’,不姓‘右’!”
石昂这一番话,不但没有“避讳”,甚至等于直言了杨彦朗的“避讳”。
杨彦朗也不高兴,史称这位监军“拂衣起去”,一撩袖子一甩衣襟,走了,把石昂干撂在厅里。
石昂一见崩了,当时就辞了职,无官回了家。到家还对儿子说:“我本来不想在乱世做官,你看,果然被一个阉人侮辱!后世子孙要以我为戒!”
五代时期佛教盛行。石昂秉承了大唐韩愈“辟佛”的传统,身体力行,在家族中讲授儒学,不讲佛学。他的父亲死时,按流行做法要做佛事道场,但他禁止家人这么做,自己在父亲灵柩之前诵念儒学经典《尚书》,并对疑惑的人们解释说:“《尚书》是我先人愿意听到的。”
这个人物在五代时期几乎就是奇葩,但是石敬瑭喜欢,他下诏“求孝悌之士”后,朝中多人同时推荐了石昂。石敬瑭诏石昂到京师汴梁,在便殿接见了他——这对读书人而言算是一种较高规格的礼遇。石敬瑭当即就任命他为宗正丞。这个官职掌管皇亲国戚这类勋贵事务,从六品上,相当于今天的副局级;不久又提拔为宗正少卿,从四品上,已经相当于副部级。由一个读书人来管理皇室人员,可以概见石敬瑭的用心,也有推演道义风尚的念想。他不是一个颟顸之辈。
这类星星点点的“天下意识”,都是对“天下沦丧”之际的一次次提振。有此提振,令后来的大宋帝国在文化推演之际,有了一点基础性资源。譬如,后晋时开始的睢阳书院就在大宋时结出了重要的文化之果。宋初全国范围开科取士,中第者百余人,睢阳书院就贡献了一半人物。在后来的日子里,更是人才辈出,宋真宗时,范仲淹就在这里读书,后来还掌管书院,培养了一批富有道义担当的圣贤人物。到宋仁宗时,睢阳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开封的学府称之为“东京国子监”,洛阳的学府则称之为“西京国子监”,这是当时大宋帝国三座最高学府。而睢阳书院的源头,在后晋。
石敬瑭的“德政”还有很多。但这些“德政”的总和,也弥补不了燕云十六州的金瓯之缺!
事实上,他割让中原领土,也给他的家族带来巨大不幸。后晋,也只传到他的继任石重贵那里,二世而亡。石敬瑭的老婆,李嗣源的女儿,史称李皇后,石敬瑭死后,又称李太后。后晋因为大将杜重威、李守贞叛变投敌,被契丹灭后,皇帝石重贵被掳往契丹黄龙府,李太后也在北迁人员之中。她在草原帝国受尽苦难。病重无医药,仰天号泣,将食指和中指戳点着空气(这个姿势叫作“戟指”)骂杜重威、李守贞说:“我死也不放过你们!”临终前,对石重贵说:“我死后,要火化,不要土葬。将我的骨灰送到范阳(今河北涿州)佛寺,不要让我做边地的孤魂野鬼啊!”李太后病逝于建州(今黑龙江吉林一带)。而石重贵则在契丹之地度过了屈辱的一生。
《旧五代史·高祖本纪》评价石敬瑭的一段文字,可称盖棺论定之说,值得录在这里:
晋祖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
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然而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由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傥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石敬瑭登基之前,很深沉果决。等到成为君主后,天不亮就起身,天黑了才进餐,礼贤下士,开怀纳谏。钦慕黄老哲学,喜欢清静无为之风。他的服装都是粗绸的,鞋子是麻线的,所以能够保住国家,得以善终。但他在开创事业之初,引强邻来援,契丹从此之后气焰嚣张,士庶由此而遭遇灾殃。等到嗣君登上皇位,那结果就是兵连祸结,最后使得都城失守,举族人都做了俘虏。这正是掘开大海引水来救火,哪里能逃得了被淹死的命运?喝下毒药来解渴,最后终于自取灭亡!当初谋划的不周善,后来竟严重到何种地步啊!石敬瑭假如不借助契丹,而是应和天命,凭着他这些德政德行,嘉惠士庶,即使不能跟历来的圣君相媲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仁慈恭俭的君主啦!
话说得不错,但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石敬瑭的巨大罪恶不是引“强邻来援”,而是割地。虽然石敬瑭之前,契丹已经参与到中原的政治中来,并且几度进兵后唐,抢掠杀戮,但那时的中原毕竟没有割地。石敬瑭割地之后,启开了契丹的贪心,给中原带来的灾祸数百年。因为有割地,所以,石敬瑭的所有“仁慈恭俭”都黯然失色,他的国祚家族也落得悲惨结局。史家所言“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实在是沉痛教训。
大儒胡安国评论石敬瑭说:
石敬瑭之罪在不帮助闵帝李从厚。即使闵帝失国,也应当尊奉许王李从益。如果能将夺国弒君之恶归于李从珂,并且举义兵而讨伐,这样就“名实皆正,则其德美矣”,名誉和实务都是正道,道德也很完美了。但他却急于近利,后来又称臣契丹,割弃国土,以父事之。他所得到国家权力两代人都没有保住(第二代石重贵被契丹俘虏),但祸患却至于无穷。所以说:“以功利谋国而不本于礼义,未有不旋中其祸也!”以功利之心而不本于礼义,来谋划建国,没有不很快就得到祸害的!
历史经验告诉后人,国家首脑可以犯各种错误,但结构性的错误一次也不能犯。割让国土,就是结构性错误。石敬瑭就是犯了结构性错误的国家首脑,他被人一直骂到今天,并不冤。
陆 十万横磨剑
景延广一言丧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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