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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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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王李从珂信心大增。开始设置了大将的旗鼓,整合兵众,浩荡东进。路过长安,刘遂雍担心大兵入城抢劫,就将府库中的钱财全部取出放在路边,军士们先到的,就得到了赏金过去。前军因为有赏赐,所以没有入城劫掠。等到潞王大军到达时,所有府库钱财都已经被前军分光,于是刘遂雍开始聚敛民间财富犒军。
潞王在东进的路上,前军捉获了王思同。
潞王说:“虽然王思同的谋划失算,但他竭尽心力为了朝廷主人,也是值得嘉许的。不要难为他。”
前军把王思同押来见李从珂。李从珂责备他。
王思同回答说:“思同我起于行伍之间,先帝提拔我,位至持节藩镇大将,经常惭愧没有功劳报答主上重用我的大恩。我并非不知道依附大王您,立马就能得到富贵,帮助朝廷是自取祸殃;只是怕身死之日没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先帝!我已经想好:如果失败了就用我的血来祭奠战鼓,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请您让我早些就死!”
潞王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不禁改容相敬,对他说:“您什么都别说了!”
潞王这时想的就是怎样赦免他。但尹晖、杨思权一班人却感到有这么个干净人存在,自己一身腌臜简直没法在世间待下去!何况,那个尹晖跟着潞王大兵过长安时,还掠取了王思同的全部家财和姬妾。因此,这俩家伙多次对潞王的心腹说:“如果留下王思同,恐怕要失掉将士之心!”
有一天,潞王的心腹伙同二人趁着潞王酒醉,不等向上报告,就擅自杀了王思同和他的妻子。潞王酒醒之后,很恼怒,但也无可奈何,叹息了好多天。
李从珂很快从危机中跳脱出来。
他毕竟是跟着李嗣源在战场上征战多年的名将,他争取了羽林军首领倒戈,当初向京师洛阳广撒的秘密传单和策反书信,也在起作用。
与此同时,兵锋直指陕州。不久,陕州被攻克。
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距离洛阳只有二百多里路,犹如北京天津间的距离。
犒众军,分光国库
李从厚得到消息,知道洛阳危矣,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召集群臣说:“朕幼年嗣位,将举国大政委任于各位爱卿。我与李从珂兄弟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节。但听从诸公大计,朕独自一人无法违背你们的意愿。结果事至于此!现在怎么消解这场灾祸呢?朕的想法是:朕不要这个皇上了,与左右自往凤翔,亲自迎接我兄李从珂来主持社稷;朕自回过去的藩邸。这样道理上似乎说得通,或许也能够免祸。”
诸位大臣一听,这哪儿成啊!
李从珂要是来做皇上,我们这些大臣还不一个个全都掉脑袋!于是齐声反对李从厚这个意见。
还有人提出亲自带兵去抵抗,扼守要道,决不让李从珂来取洛阳。
闵帝李从厚听到这里,知道没有这些臣子的支持,他是寸步难行。于是改了主意,干脆放出胜负手,召集侍卫都将以下的武官做战争动员。他说:“先皇帝驾崩,朕于兄弟之中,无心争立。是在被召来京师主丧,同时将社稷委托给我的。朕这位兄长,果然有了猜嫌。卿等过去跟从先帝千征万战,今日之事,谁不痛心!现在,朕将府库财货全部颁赐给你们,卿等勉力就是!”
当时正在为新丧的皇上修治陵寝,府库银绢已经不多,战争动员,又要“厚赐”,史称“府藏为之一空”。得到赏赐的军士们背着扛着真金白银、绫罗绸缎,走在京师大道上,得到路人艳羡的眼光。但军士们还扬言道:“这算啥!等我们打到凤翔,还会得到一份呢!”
这就是晚唐以来军士骄诞无畏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军士们几乎无赏不战。所以五代时期,不是士卒怕统帅,而是统帅怕士卒。
为了“激励士气”,皇上李从厚先生还亲自来到左藏库,亲眼看着给将士们颁赏金帛。
但是这样的将士哪里能够打仗!
果然,这群将士们到了前线不久,就传来了战败的消息。
闵帝李从厚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逃跑。
他想起当初服侍李嗣源的宣徽使孟汉琼,以为此人一定可靠,就令他前往魏州(今河北大名)安排。魏州,是李从厚称帝前的藩镇治所。李从厚此举是想回到“老根据地”,再作打算。但他没有料到李从珂的传单已经生效。那时节,一班文武只认长枪大戟,盂汉琼早已看出李从厚不是李从珂对手,根本就不搭理李从厚。李从厚万般无奈,夜半三更,出洛阳,向魏州逃亡。
当时跟随他的只有“百骑”。
他在洛阳出元武门时,看到控鹤指挥使慕容迁,对他说:“你还是有不少兵马的,带着控鹤禁军,跟我走!”
慕容迁一脸严肃,郑重答应道:“无论生死,臣都会跟着陛下!”
但是等到大驾刚刚出城,慕容迁迅即关闭城门,没有跟随闵帝李从厚。李从厚再想进城,也不可能了。
这个慕容迁,是李从厚至为亲信的武官,到了这个地步,却毫无救驾之心。史称“临危如是,人皆恶之”,面临皇上的危机采取这样的阴冷态度,人人都对他有了厌恶。但厌恶归厌恶,人心离散倒是真的,故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据此评论道:“史言自古以来,众叛亲离未有甚于此时。”
李从厚心里凉了半截。而那“百骑”又在路上跑了一半。
潞王继续东进,朝廷的大将药彦稠、安从进等人先后投降。安从进更作为内应,帮着潞王做了舆论宣传和清场工作。
潞王李从珂进入京师的道路已经越来越顺利了,九五之尊已经指日可待。
闵帝李从厚则在逃亡中到达卫州(今河南汲县)。
这时,他遇到了一支劲旅。
遇皇辇石敬瑭围歼
开始不辨番号,只见这支部队遇到皇上的车队居然不躲避,李从厚左右还端着朝廷的架势叱责他们冲撞皇家舆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镇州节度使石敬瑭。镇州,就是石敬瑭刚刚改封的藩镇河北正定成德军。
石敬瑭听说宫中有变,正带着队伍“勤王”,半路见到皇辇,也赶快下马在路旁拜舞,行君臣大礼。
李从厚也下马拉着石敬瑭痛哭流涕。
此际,李从厚还不忘记石敬瑭的太太长公主是自己的妹妹,于是打出了亲情牌,他对石敬瑭说:“李从珂这家伙为害社稷,宫中大臣也背叛了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长公主告诉我来见你,共谋社稷大计。”
石敬瑭说:“这里是卫州地盘。我早就听说卫州的王宏贽对国家往事非常熟悉,有谋断,我就去见他,一起来商议大事。”
说罢,就快马加鞭,去寻王宏贽。
李从厚大喜,他认为这下有了救兵了!于是不打算再去魏州,而是企图依托石敬瑭干掉李从珂,东山再起。于是安静地在驿亭之内等消息。
石敬瑭见到王宏贽就说:“主上流亡至此,出于危机之中,我等都是他的亲戚下属,事已至此,何以图全?”
这一番话,道出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权贵特色——他们没有价值,只有利益。君王遇难,按照君臣大义,自有不必犹疑的安排,但石敬瑭道出的意见却是:“何以图全”,怎样能有一个保障我等不受损失的安排!这等格局,唐末以来比比皆是,可以称为“亡天下”——天下正道已经没有多少人恪守,给未来的大宋带来了难题。赵匡胤一生要解决的四大难题之一就是“天下沦丧”。
王宏贽闻听石敬瑭这一番话后,有了细密的算计。
他说:“天子躲避夷狄,古也有之。但皇室在奔迫之中,应该有文武大臣、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跟随。只有这样,我等武夫供奉君主,能够感觉到朝廷尚在,并不觉得社稷已亡。太尉你从天子身边来,看这位天子,带来了多少重臣、近臣?是否有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
石敬瑭老实答道,这些都没有,一共也就五六十骑。
王宏贽道:“大树将倒,一根绳子是维系不了的!现在皇上就这五六十骑奔窜而来,无将相一人拥戴跟从,气数已尽,没啥前途啦!古人所谓‘蛟龙失云雨’,说的就是这个境遇啊!我知道的是,现在六军将士都在李从珂府邸,太尉您就是国戚,也无可奈何了!”
石敬瑭想想也是,心下有了决断,于是与王宏贽一同到驿亭来谒见后唐皇上李从厚,同时派出大兵围住了驿亭。
驿亭坐定后,石敬瑭召来诸将和李从厚的随从,一起“讨论”未来安排。众人不知就里,石敬瑭就用王宏贽的一番话来问流亡朝廷诸人:“你们既然从京师来,国之重器,玉玺、仪仗,以及文武大臣在哪里?”
李从厚在旁边听着,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跟随李从厚的弓箭库使(保管弓箭器械的仓库管理员)沙守荣等人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怀着一腔忠烈之气,上前说道:“现在的主上乃是昔日明宗的爱子,太尉您也是明宗的爱婿,既然同享富贵,理应休戚与共!主上颠沛流离到此,你本应与众商讨恢复大计,不料却索要文武大臣、国宝、仪仗!你是想以此为借口,打劫天子吗?嗯?”
说着,抽出佩刀就去刺杀石敬瑭。石敬瑭手下的亲兵头领陈晖(相当于警卫团长)出剑捍卫,沙守荣与陈晖独斗几个回合,不胜,战死。
石敬瑭的牙将刘知远等人,随即将李从厚的随从五十余人全部诛杀,只留下当今天子在驿亭,派人看守。
宰辅之论与禽兽行
闵帝李从厚逃出京师后,后唐帝国的首都,一时无主。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帝国精英凭借自家识见的高低有了一次表演。
冯道、刘昫、李愚仨宰相,一早来上朝,到了端门,听说皇上已经“北走”,知道国家终于出了大事。冯道、刘昫准备打道回府。
李愚发表了一番议论:“天子出走,我们这些宰辅大臣未能参与谋划。现在,太后还在宫中!天子不在,太后当国。我们应当到中书省政事堂,派小黄门太监去听取太后意见:现在究竟怎么办、如何进止?得到太后意见后,我们再回自己的宅第,这是人臣大义啊!”
李愚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不能在国家没有天子的时候,撂挑子不管事;天子虽然不在了,但太后还在,按照“习惯法”,我等应该在天子缺席时,去请示太后。这是“人臣大义”。
冯道说:“主上丢了江山社稷,已经没有君主;我们作为人臣,只能侍奉君主;没有君主,就去入宫,恐怕不合适。再说,潞王已经到处张贴榜文,大事如何,尚不可知,我等不如回去听候命令。”
冯道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只认天子,但丢了江山的天子屁也不是,所以,现在没有了天子;而没有天子,我等进宫不合适——万一有事说不清。现在潞王要进京,我等就得回去等着,看看日后有啥来自天子的命令,再说。言下之意,就是承认了潞王武力篡权的合法性。
冯道说罢,不等李愚回应,便往自家府邸走去。
回家途中,路过天宫寺,这时京城巡检使、公安局局长安从进派人追来告诉他说:“潞王已经加速赶路,奔京师而来,很快就要到了。相公您应率百官到城西去迎接。”
冯道闻言,便在寺中停下来,就地召集百官。
大秘书中书舍人卢导也来到了。
冯道对他说:“我在这里等待舍人先生很久了,现在最急需办的事,是要准备一篇‘劝进’的文书。劝谏潞王尽快即位为我朝新任天子。这事你来做最合适,请马上起草。”
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迎候也就可以了;即使有废立之事,也应听太后的敕令。我等岂能仓促之间这么草率就劝进呢?”
冯道这时说了一句四字名言:“事当务实。”办事应从现实出发。
卢导不同意,反驳他说:“现在天子在外,吉凶未卜。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突然劝进另一个人来进皇帝大位的事啊!你老先生也不妨想想,如果潞王来了,人家不想做天子,人家坚持脸朝北做大臣,然后用君臣大义责备我们,我等将用什么话来回应?我看您不如率百官进谒宫门,给后宫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意见,那样便去留两善了。”
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又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已经来了。太后、太妃已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百官怎么还不尽快列班迎候?”
冯道等人赶紧朝宫中走去。到了宫中一看,潞王还未到达。冯道、刘昫、李愚就停在上阳门外小憩。
卢导又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刚才的话题。意思还是要他草拟劝进文。卢导对答如初。
李愚同意了卢导的意见,并自责说:“舍人说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太多了!已经擢发难数(就是拔下头发来数也数不尽了)!”
这一段应答特别能够见出五代时精英士人心态,读懂这三位当朝宰辅的意见,也就特别能了解那时精英人物的价值观,也因此更能理解赵匡胤收拾人心,推演“天下”文明的良苦用心。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有一议论,可见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见:
有人会问:冯道、李愚、刘昫之论,在新旧君主更替之际,谁的意见比较合乎道义?我要说:都不合道义。譬如一群奴才侍奉主子,家主死了之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养子(如李从珂),一个是亲子(如李从厚),二子争夺家政,最后养子胜利,而亲子失败。一个奴才说:“都是主人的郎君,我等可以跟从胜利者,去辅助他就可以啦。”说这话的人就是冯道。一个奴才本来也想辅助这个胜利者,但他不敢明白表示,就说:“我认为应该听听主母的意见,主母说辅佐谁,我们就辅佐谁。”说这话的人就是李愚。那么卢导的意见又怎么样呢?我说:卢导不肯草写“劝进文”,这是对的;但他的持论,却与李愚相近,不过是从太后那里拿到肯定意见再来公开辅佐潞王而已。但是这样的时刻,对于宰辅冯道、李愚而言,他们应该怎么办才是对的呢?我说,就如汉代人所议论的那样:“主在我在,主亡我亡”。但这还不过是下下策,不能尽符合道义啊!真正符合道义,还是要回到孔夫子那句话:“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如果社稷危机不能扶持,江山倾覆不能挽救,那还用宰辅干吗!明乎这个道理,就知道,为相者,贵在持危扶颠,不是以尽忠死节为贵也!
胡三省这一番话从宰辅功能分析,认为这几位宰辅都没有尽到自己“持危扶颠”的职责,事实上就是批评他们:当江山社稷已经倾覆之后,宰辅已经没有前途可言,冯道、李愚不能以身殉国,还都不过是贪恋权禄之徒。
但我愿意在这里为李愚做一次声辩:乱世中,驽马恋栈,是常情;同样面临邦国变局,恋栈中,宰辅失职,他人全无“耻感”,只有李愚有过自责,认为失国之罪“擢发难数”。窃以为,有此一点“耻感”,与冯道那种看似全无心肝的“事当务实”姿态比较起来,还不失为一点微薄的“士风”。
大环境道义沉沦中的一点羞愧,并不轻松。
这之中,最严重的是冯道。他那四字名言,也许有完成军政“实然”条件下的平衡功能,但在此时此地的讲述,场合不对,失去了话语宣称的“妥当性”。因为,在这个君王交替的重大历史时刻,“事当务实”,按其逻辑和语用展开,已经看不到星点“士大夫”的风尚,全是驵侩交易中的利益(而非价值)计较。船山先生对此有议论,批评冯道,堪称入木三分,值得了解。我这里选一部分略作梳理,原文载《读通鉴论》中:
李从珂篡位,冯道即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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