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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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鞫�与契丹寻战真宗赵恒硬头皮御驾亲征，元首中无人有直面北境（契丹、女真、蒙元）的勇气。每当需要面对时，就会有赵普式的文臣出来谈“藩镇”。

藩镇、藩镇！大宋内部的力量消耗于弭定藩镇叛乱多（这方面的确相当成功），消耗于捍御北境番邦侵扰少。

藩镇，是震慑大宋元首的第一幽灵。

赵匡胤时代的问题事实上可以概言为四个方向——

一、在契丹铁骑的威胁中如何实现南北和平共处问题。

二、在藩镇坐大致中国动荡中如何解决文官制度问题；

三、在契丹与藩镇双重压力下如何解决民生苦难问题；

四、在五代十国的文明沉沦中如何恢复天下道义问题。

这四大问题，也是本书开篇所言的四大难题。它们困扰老赵一生。甚至可以说，老赵这一生，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倾注了全部智慧与勇气。四大问题中，最急迫的是契丹问题，但最令老赵，也令后来的大宋元首忧虑的，却不是契丹问题，而是藩镇问题。“今之勍敌”固然“止在契丹”，但“今日‘内敌’”却“实在藩镇”啊！

安禄山以来的藩镇大员们，给中原造成的破坏，那种烈度和反复出现的频率，事实上也确实远远超过异族的南侵。





赵普的奸邪劣迹


赵普一生为大宋谋划，收藩帅兵权，制定南北政策、优秀的战略设想都应该是大宋第一人，但在船山先生看来，赵普阻止曹翰经略幽燕，却是一大奸邪劣迹。为何这样说？船山先生给出了答案：

赵普“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奄处其上”，以幕僚中的佼佼者，得到国家将他视为开国元勋的宠爱，因此瞧不上将士，俨然以为自己在所有武夫之上。但将士们并不服气赵普。陈桥之功，石守信等镇守京师，其功甚巨；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曹彬、潘美等人任之；当时武功平定天下之功臣，都对赵普之倾轧有不满。所以赵普与将军“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日夜思虑如何“深结主知”以便使太祖“倚为社稷臣”。只有折抑武臣，使武臣不得立不世之功，这样，武臣就不能分享太祖的眷爱，而赵普就可以社稷臣身份安享荣华了。赵普所以抑制武夫，其用心在此。

船山这个意见，看似“诛心”，大有以动机窥视人心的嫌疑，但进入历史还原，将自我代入历史现场，用证据来考察来龙去脉时，能够感觉到船山的洞识。他以一个思想者的目光，穿透了数百年迷雾，直窥人心，让后来人读史至此，惊出一身冷汗。

吴越王钱俶派使者给赵普送来书信和“海物”十瓶故实，也被船山先生分析出了太祖的心思。老赵说：“他们还以为国家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呢。”船山认为“太祖亦窥见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说太祖早就看破赵普疑忌武臣的隐情，不过当时因为武臣确实有五代积习，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测力量，需要赵普这样的人物来制衡罢了。

但是尽管如此，老赵待赵普还是太过分了。史称“不仁者，不可与托国”，老赵等于将大宋帝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托付于赵普的智慧和性情中，故大宋之得失都与赵普有关。在以后的日子里，赵普出于“固宠”的目的，在太宗面前戕害赵匡胤的子弟，就是信任“不仁”之臣的结果。

按船山的说法，老赵实在应该效法光武帝刘秀，简拔敦朴纯雅之士，以化解强悍桀骜之风，这样的人在朝总揽枢机，既可以平服藩镇之祸，也可以公忠体国，不至于以私心排挤武臣。如此，则燕云之地，很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宋论》中，船山先生最后说：

险诐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纲维。呜呼！是可为天下万世痛哭无已者也！

阴险之人，居于国家腹心之地，一言不当，就会导致百代根本的裂痕。唉！这真是可以为天下万世痛哭不止的悲剧大事啊！

有意思的是，船山先生不仅在《宋论》中对赵普阻止曹翰的事痛骂不已，在《读通鉴论》中，甚至说赵普是奸细：

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伟论，遂绌曹翰之成谋，以力敝于河东，置幽、燕于漠外，则赵普之邪说蛊之也。普，蓟人也，有乡人为之居闲，以受契丹之饵，而偷为其姻亚乡邻免兵戈之警，席犬豕以齁睡，奸谋进而贻祸无穷。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试樊爱能之欧刀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老赵有志于幽燕，但最后，不能追怀王朴《平边策》中的战略规划，竟罢黜曹翰筹之烂熟的谋略，将力量消耗于河东，置幽燕于于沙漠之地，这一切，都是赵普邪说蛊惑的结果。赵普，是蓟州人啊！那里就在幽燕之地，有受契丹收买的当地同乡在居间传话，赵普就是不想让兵火烧到他的家乡！跟猪狗之辈在一起酣睡，于是有奸谋进而贻祸无穷。可惜啊！没有让赵普遇到周主柴荣，不然，也让他像樊爱能那样被锄奸！

船山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对当时未能实现王朴、曹翰的谋略深感痛心，但将赵普说成奸细，可能还需要一点实证。





契丹主动来修好


曹翰，杀人不眨眼，但还是个诗人。宋太宗能背诵他写过的一首诗，其中有句：“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摩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据说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这首诗。曹翰有志于幽燕，看来是事实。没有让他经略幽燕，很可能是大宋地缘政治方向上的一个巨大失误。

话说老赵，当赵普等人主张不动幽燕之地时，也想到了“羁縻”政策。如果暂时不能动，那么安排大宋与契丹边境的长久和平，也许不失为一个次优战略。

老赵得国之后的第二年，专门下诏停止了一项“骚扰”契丹多年的边民习俗。

原来，五代时，各中原国，大多招募边民出塞去盗取契丹等部落人的马匹，然后，由官方给盗马者酬金。

《宋会要辑稿·蕃夷》说：“太祖建隆二年十月，诏北面诸州禁边民无得出塞盗马。”

元代佚名《宋史全文》也说此事：五代以来就鼓励边民盗马以补战马之缺。但老赵“欲敦信保境，戊戌，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前所盗马，尽令还之。”

据说，此举令“夷狄畏慕，不敢内侮”。

盗马，可能给契丹造成麻烦，但不会对契丹伤筋动骨，这事对于两国间的来往也是一个疙瘩。最重要的，老赵自始至终就有一个明确的“天下目标”（如前所述，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培养大宋王朝的道义天下。他不愿意看到廉耻的沦丧。鼓励民间“盗马”，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爱大宋”的举动，但在人性的道德方向上出了问题，这就是利用了人的“侥幸心”而默认了盗匪勾当。道义天下，不欣赏这类行径。

老赵用培固道德元气的方法，渐渐化育出一个文明邦国。大宋，在契丹那里赢得了尊重。

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契丹国的涿州刺史耶律琮，给大宋知雄州孙全兴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件，信中大意：

我耶律琮受大辽君恩，充当边任，但没有境外交往的权力，说得未必合适。但觉得只要事情有利于家国，可以来做，所以来写这封信。我私下以为：南北两地，古今所同，为何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友好来往呢？过去后晋石重贵时，因为政出多门，被他们国内的强臣蛊惑，忘我契丹大义，于是有干戈之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能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以此来休息疲敝之民，重修旧好，长为盟国，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我耶律琮微不足道，但敢与参与大义，希望能觉悟，恳请洞察详鉴。

耶律琮这番话显然是契丹来投石问路。

孙全兴将此信转给太祖，太祖不以朝廷名义，但命孙全兴回信答复。

第二年三月，契丹派来了使者，带着国书来交聘。

国书中自称“契丹国”。太祖命负责人到边境迎接契丹使者，在都亭驿休息。到京师后，太祖召见，赐给袭衣、金带、销金皂罗帽、乌皮靴、器币、银鞍勒马等。随后，又在内殿设宴，召使者就坐，观看老赵亲手培养的殿前诸班骁勇士在后苑骑射，还令契丹的一个使者与老赵的卫士做竞技比赛，驰射马球、马上截柳枝等等。等到使者回契丹，老赵仍然赐给他很多器币衣服。

契丹能主动来修好，如果从此不生边衅，即使暂时不能恢复汉唐旧地，生民也可从此免予兵锋。在“时运”不到的时刻，也许就是一个比较中可以接受的地缘格局。太祖赵匡胤也许正在等待契丹主动来修好。契丹使者走后，诸臣对这个局面很兴奋。他们认为北境过去一直视中原为“儿皇帝”“孙皇帝”，现今能以平等姿态与大宋交往，实在是五代以来所未见。于是齐声恭维太祖赵匡胤。

老赵对宰相们说：“自五代以来北敌强盛，盖由中原衰弱，以至晋帝蒙尘，亦否之极也。今慕化而至，乃期运使然，非凉德能致。”

左右皆称万岁。

老赵这段话对理解大宋此前此后的北境政策很重要。他这段话译成现代语就是：“自从五代以来，北敌一直很强盛，主要是因为中原衰弱，这才导致了晋帝石重贵被俘受辱。但这也是衰运的极点。否极泰来，现在我大宋强盛了，契丹歆慕我中原文明愿意来结盟好，这是‘期运’的结果，不是我这个德薄之人能做到的。”老赵这话至少可以品味出三层意思：

一、大宋与契丹的和好，乃至于结盟，是可以接受的格局。

二、大宋不能主动结好契丹，但契丹主动结好大宋，则应抓住难得的“期运”，积极应对，促成和好。

三、要想让契丹“慕化”，大宋必须强盛。

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赵光义初期没有接受赵匡胤的这个基本思路，在平定北汉之后，不惜与契丹一战，结果大败；宋徽宗时执行“联金灭辽”国策，不惜毁坏“澶渊之盟”，结果引狼入室，被金兵灭亡北宋。这之中自有各种道理可说，但如果无法达致“最优”也即“期运”不来时，“次优”选择就是“最优”选择。老赵不得已结好契丹，就是一项不失尊严的“次优”选择。这个“次优”选择，最要紧的主题词是：“期运”。对这个“期运”的理解就是：大宋自身要慢慢强盛，而契丹能主动来“慕化”，这两个条件什么时候能够达致，“期运”什么时候才能来临。一定要等待契丹来主动结盟，否则事不成。

看明白这一层关节的人，当属吕中。吕中字时可，南宋时曾中进士，官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其史论著作《大事记讲义》评论北宋事多有卓见，元佚名《宋史全文》几乎引用了他的全部议论。他对“契丹和战”问题有一个看法，就深中历史不传之秘。他说：

和，非中国得已之计也。然和出于彼则和可坚，和出于我则和易败。太祖当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复与太原相援，以汉高帝处此，必有平城之忧（刘邦曾在平城被匈奴围困）；唐太宗处此，必有借助之举（李世民曾借助西域之兵）。惟太祖专任边将，来则拒之，去则御之。且未尝遣一骑以出境，亦未尝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边臣贻书而后命边臣以答之（为前述契丹国涿州刺史耶律琮与大宋知雄州孙全兴书信往来事），必待其来聘有礼而后遣通和之使以报之，其得中国之体矣。景德之和（谓真宗时的澶渊之盟）所以久而宣和之和（为徽宗时的种种求和）所以败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太祖一朝，虽然未曾与契丹“结盟”，但实现了“和好”。这是后唐李嗣源、后晋石重贵之后，契丹重新与中原的“交聘”。

开宝八年（975）八月，契丹还派来使者向太祖赵匡胤奉献御衣、玉带、名马。太祖“皆厚赐之”。有意味的是，老赵还带着契丹使者到近郊打猎。老赵亲自箭射走兽，“矢无虚发”，史称“使者俯伏呼万岁”，并私下里对翻译说：“皇帝神武无敌，射必命中，所未尝见也！”

等到老赵平定江南，契丹知道太祖皇帝“善射”，又来贡献弓矢名马。

开宝九年（976）长春节，契丹又派遣使者来贡献御衣、玉带、银鞍勒马。

长春节，是大宋“圣节”，也就是老赵的诞辰日，即农历二月十六日。五代以前的惯例，帝王诞辰，地方和各类官员都有“进奉”。建隆元年，礼部依群臣所请，设长春节后，太祖下诏：“今后长春节及诸庆节，常参官、致仕官、僧道、百姓等毋得进奉。”这样，节照过，但“进奉”免了，应该说，减轻了士庶的不小负担。但契丹来“进奉”，老赵照纳。

开宝九年，是太祖赵匡胤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已经完成了他想完成的部分事功。这一年正月，群臣拟议中给他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老赵说：“今汾、晋未平，燕、蓟未复，谓之‘一统’可乎？”拒不接受。于此可见，河东、幽燕，对老赵来说多么重要。它们成了老赵最重要的未竟事业。

老赵逝世以后，契丹得到消息，更派出了使团前来“修赙礼”，出资为老赵办丧事。





拾　金匮之盟与烛影斧声


开宝九年（976）冬十月癸丑，正当征伐北汉的前线不断传来捷报之际，赵匡胤病逝。按照“金匮之盟”，也即杜太后遗命，兄终弟及，赵光义即位。关于赵匡胤之死，史上不乏包括“斧声烛影”式的各类传说。老赵带着他宏伟的迁都计划退出历史舞台。





赵匡胤的“郡望”


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这是赵匡胤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春末，老赵西幸。

他要在有生之年，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洛阳去看看。赵匡胤的青少年时代也即“微时”，主要在河南一带度过。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夫人也都葬在河南洛阳。老赵这次“西幸”，除了祭奠父母外，还有一个从未讲述过的心愿：迁都。他要将大宋都城从开封迁往洛阳。

赵匡胤是洛阳人吗？

事情涉及所谓“郡望”。

赵匡胤的“郡望”，史有三说：河北涿州说、河南洛阳说、甘肃天水说。

“郡望”，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舆地区划，“望”是名门望族所在，“郡望”即示人以某地望族。后人出息，往往要提及先祖所在，不忘所由来，这是荣誉与感恩的结合。赵云自称“常山赵子龙”，张飞自称“燕人张翼德”，范文正公自称“高平范仲淹”，欧阳文忠公自称“庐陵欧阳修”，是皆有感怀祖德又自感光大祖德的意思在。

赵匡胤若被人问起：您是哪里人氏啊？他将如何回答？我为这个问题检索了几十部文献，没有得到答案。“涿郡赵匡胤也”？“洛阳赵匡胤也”？“天水赵匡胤也”？这事还得略说一说。

一、河北涿郡说。

此说见于正史。《宋史》开篇即谓：“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高祖朓，是为僖祖，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朓生珽，是为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珽生敬，是为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

这是说，从赵匡胤高祖赵朓开始，就出生在涿郡，并在河北涿郡一代任官，到了祖父赵敬时，已经做到营州、蓟州、涿州三州刺史。

古人称谓有避讳，对先人不能直呼其名。据《邵氏闻见录》记载，说“今章奏不当名赵广汉，按国史，本朝广汉后也”。这是说：赵匡胤家族是认西汉名臣赵广汉为先祖的。赵广汉，是传统中国“十大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