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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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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同时提出六项“婉辞”意见，交台湾行政当局所属的新闻主管部门转告各报章杂志等媒体，并向全台发布消息，公开征求各方意见，以期获致集思广益的效果。蒋介石假惺惺地希望人们“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分别缓急，采择实施”，尤其第六项意见曰：“并盼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于是，《自由中国》特别推出一期“祝寿专号”，除社论是以“寿‘总统’蒋公”为题外，另外还邀请胡适等十五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撰文，他们都是关心台湾事务的专家、在野党领袖以及蒋的知己。他们无论对台湾事务建言或对蒋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等，莫不忠实而毫无保留地“直率抒陈所见”。
蒋没想到在《自由中国》周围竟有一群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爱台之士，把数十年来藏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桩大快人心之事。
蒋介石七十大寿，他表示要察纳雅言，希望各界以进言代替祝寿，原本是做给外界，尤其是美国人看的；但是这群天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然信以为真，包括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和雷震等人都发表文章，出了这一期祝寿专号，社论是《寿“总统”蒋公》，建议要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并要求实施军队非党私有化。
胡适写了一篇《讲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要做到无能、无治、无为，不要个人独裁。徐复观的《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蒋介石的性格。这一期祝寿专号出刊之后，销了9版，十分畅销。此后，《由由中国》的敏感度节节上升，颇让蒋氏父子难堪，台湾当局渐渐难以容忍。
例如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确立责任“内阁制”、选拔继任人才，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等。如此一来，把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横，以及蒋的人格特质等，批评得几乎体无完肤，使得蒋感觉既窝囊又气愤，真正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于是军方、《“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单位一起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共产党统战铺路”攻击《自由中国》，《中华日报》当时的主持人曹圣芬甚至写文章表示《自由中国》这样的杂志社应该加以捣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建立自由教育、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
《自由中国》的言论不见容于当道，受到当局相当大的反扑，但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死心，更进一步从1957年开始，连续七个月以社论方式推出15期有关今日问题的讨论：
（1）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家都在讲假话，以“反攻大陆、台湾利益、基本政策、非常时期……”这些话妨碍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是什么就说什么”，尤其要把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分开。
（2）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说“反攻大陆”必须从公算，透过知识来检验，根据推论公算有“国际形势”和“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两个考虑，以这两个考虑来看，短期内似乎不可能“反攻大陆”。因此，他建议当局不要把该做的事以“等‘反攻大陆’以后再说”推拖，必须有长治久安的打算，否则台湾将会累积很多问题。这篇社论被国民党诬蔑为“散布‘反攻’无望论”，而成为后来雷震被捕的重要理由。
（3）检讨军队非党私有化、军队里的党务等问题。
（4）财政问题。
（5）经济问题。
（6）美援的运用问题，对美援的浪费提出批判。
（7）小地盘大机构问题，主张台湾当局所属各个机构应缩减裁并。
（8）台湾政制问题，呼吁要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台湾政治制度，发挥责任政治。
（9）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彻底实行地方自治。
（10）“立法院”问题，批评“立法院”成为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但是并没有明显提出全面改选。
（11）新闻自由问题，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
（12）青年救国团问题，认为救国团是非法的体制，破坏教育的正常运作。
（13）教育问题，要求学术自由，主张党化教育应该停止。
（14）对政风的败坏提出不客气的批评。
（15）呼吁台湾必须要有强而有力，能够制衡的真正反对党，才能解决以上的问题。
《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祝寿专号”出版后，一共再版了11次，是《自由中国》发行七年多来最大的销售量。但也因此激怒了蒋介石父子，认为“非整垮雷震不可”，否则不足以泄愤。于是下令所有官办的党、政、军方报刊，共同围剿《自由中国》，主题定为“防止共产党思想走私”或攻击“共产党同路人”。只要是提倡“自由民主”者，就会被戴上一顶“红帽子”。尤其是身为自由中国社社长的雷震自然成为官方的众矢之的。
3 “孙元锦之死”案
在此危难之际，却出了一个关于“孙元锦之死”的案子，让事情变得雪上加霜。
1957年9月16日出版的第17卷第6期《自由中国》，刊登两篇被官方认为“不妥”的文章。其一是题名为《关于孙元锦之死》的读者投书，主旨是在揭穿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私设公堂，并私刑求供，把“台湾毛绒厂”经理孙元锦逼得自杀之事。其二是该期社论《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谈有关阻碍华侨来台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这一期杂志发行到街头各处书报摊之后，台北市警察局立即勒令所有报摊均不得出售，并听候命令行事。隔日早晨警察局长刘国宪亲自来自由中国社拜访雷社长。当时雷先生尚未上班，故由担任自由中国社经理的马之骕出面代为接待。
刘局长很客气地说：“我是奉命前来的，听说贵刊这一期的内容有些不妥，上级指示我一定要来看看，千万不要发出去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的嘛！”刘局长留下一张名片给雷社长，并再三叮嘱“没有发出去卖的，千万不要再发了”，说完就走了。
刘局长走后，情治单位的便衣人员也来查看，同样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再发了，一切听候上级指示处理”等话。这次军、警、特方面，对于处理《自由中国》杂志所登载的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采取了比较文明的手段。
至于上级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国民党当局仍然采用既定模式，亦即透过高层干部，直接与雷先生进行沟通，不过这次换了人选，改由“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出面，请雷先生在其寓所吃饭，而雷先生当时仍然担任“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还请了另外两位陪客：老“立委”周兆棠和杨管北，都是雷先生的好朋友。
总之，他们出面的目的，是要求把原来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另外换上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雷先生以“这是经由编辑委员会开会通过的事，个人不能擅自做主，必须再召集编委们开会决定”为由，暂时搪塞过去再做计较。雷先生回到办公室后，刚打算召开编辑委员会紧急会议，没想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正好来访，自然也是为了要求抽换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的事而来的。
据雷先生回忆当时情形：“王超凡允拿出改版的费用，我亦加以拒绝，我说如要改版，绝不接受对方的补助。王超凡见我态度坚决，竟屈膝向我下跪，盖恐自由中国社不能改版，他可能要受处分，而且饭碗砸破。我看到他那副可怜相，心中实有些不忍，始允予考虑。”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之能屈能伸也。不料王超凡走出后，情报局科长刘瑞符亦来请求改版发行。由于各方面说情，事实上又不能发出去，只有登报迟两日发行，而抽出有问题的文章了。
由以上叙述可知，雷先生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这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换上另外两篇文章，重新改版发行。
4 陈怀琪控告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元锦案未完，又发生了读者陈怀琪控告雷震案，让事件更加恶化。
1959年1月16日出刊的第20卷第2期《自由中国》，刊登了一篇颇具趣味性的读者投书，标题是《革命军人何以要以“狗”自居？》，这是署名“陈怀琪”的一位现役军官，叙述他在“三民主义讲习班”受训的心得。大意是说：每一位教官不管上什么课，总要先将《自由中国》痛斥一顿，好像那一年的“三民主义讲习班”，就是专门为了要驳斥《自由中国》的“毒素思想”而开办的。文中提到：
有一天我们班里的训导主任给我们讲话，他说以前有人骂戴笠是领袖的“走狗”，戴笠不但不怒，反而很荣幸的以狗自居，现在我们革命军人也要以领袖的“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我的领袖，我们就毫不客气的咬他一口。天呀！“革命的圣人”居然变成咬人的“狗”！无怪乎当贵刊前年“祝寿专号”出来以后，各方面都朝向你们乱咬一气，原来他们自认是“狗”啊！
这篇文章发表后，军方很快就查出了陈怀琪的身份。以当时的情况，陈怀琪可能受到的处分不难想象，于是他抵死不承认，并写了一篇“更正函”，转而痛骂《自由中国》宣传“反攻无望论”的论调，以及“杜撰假投书，以军人诋毁军人”，等等。
《自由中国》的编辑认为，既然是更正函，为何又节外生枝地批评：“诋毁台湾当局一把手，动摇‘反共抗俄’领导中心，污蔑革命军人，简直就是我们的敌人。”因此，编者并未将“更正函”全文照刊，仅在1959年2月16日出版的第20卷第4期《自由中国》的“给读者的报告”栏里，做了摘要处理。
此一疏失，却违反了《出版法》第15条的规定：“新闻报纸或杂志登载事项涉及之人或机关要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者……在非日刊之新闻报纸或杂志，应于接到要求时之次期为之。”
因为背后强大的压力，陈怀琪具状控告《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伪造文书”、“诽谤”及做“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三项罪名。在国民党高层决心“非把雷震整垮不可”的情况下，随即由台北地方法院签发传票，传雷震到案，开始侦讯。此时媒体随着国民党当局起舞，大肆宣传，认为雷震一定会败诉。
但是一些真正关心台湾事务的清流，如胡适、成舍我、胡秋原，甚至包括王世杰等名士，都认为这场官司无论国民党或台湾当局都应适可而止。因为尽管雷震败诉，甚至因此而坐牢，都不重要，但台湾当局一定会为此名誉扫地，也会为世界民主国家所不耻！所以他们试着透过私人渠道，谋求解决方法。
胡适先生认为“坦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既然是政治问题，就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于是根据大家的建议，胡适以编辑委员的身份，写一封《致〈自由中国〉编委会》的公开信，并登载在1959年4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0卷第7期。该函的主要内容是指责《自由中国》的编辑有许多不当之处，并提出三项建议：“本刊以后最好能不发表不署真姓名的文章。以后最好能不用不记名的‘社论’……以后停止‘短评’。”
这封信发表后，雷震请王云五先生拿着该期杂志，亲自向蒋介石面报，大家认为这件事若再宣扬下去，无论对台湾人民还是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声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希望蒋能考虑这些后果。果然此后就不再“开庭”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可知当年的法律，也要听蒋介石的。
5 “今日问题”系列案
屋漏偏逢连夜雨。陈案刚有眉目，雷震推出的“今日的问题”系列又闯出更大的祸。
雷震因为主编《自由中国》，提倡民主自由，并批评时政，却遭蒋氏父子谴责，诬为共产党“同路人”、“寡廉鲜耻”、“与‘间谍’及‘汉奸’无异”等，心里已感不快，国民党当局却决定“非整垮雷震不可”。这种做法，反而将自由中国杂志社中的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逼得“视死如归”。“今日的问题”系列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为了达成知识分子回报台湾的使命，从1957年8月1日出版的第17卷第3期起，到1958年2月16日第18卷第4期为止，《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为主题，一连串发表了17篇文章，第一篇以《是什么就说什么》为题，当作整个系列的“代序言”；第17篇则以谈《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另外还有两篇附录：《关于“反攻大陆”的问题》和《再谈今日的司法》，总计19篇文章。
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提出为台湾大事建言，可谓字字珠玑；而且秉持“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确实尽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可叹的是，这些宝贵的意见，不但不为当局接受，反而因此贾祸上身，成为雷震十年冤狱的根本原因。
上述文章分别谈论了17个大问题，尤其谈“反对党”问题，不但阐扬民主政治即“政党政治”的理论，而且还由“选举改进座谈会”，也是“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的发言人雷震、李万居、高玉树等联名，在1960年9月1日出版的第23卷第5期《自由中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向社会大众宣告，筹备已久的“中国民主党”，决定在9月底以前正式成立。此时，蒋氏父子觉得情势非常严重，遂下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雷震等人逮捕下狱。“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同时《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了。
6 雷震案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23卷第5期发表了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表示组织政党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东流，是任何政党所抵挡不住的。三天之后，《自由中国》实际负责人、组党运动第一发言人雷震以“知‘匪’不报”和“为‘匪’宣传”的罪名被逮捕，判处十年徒刑，《自由中国》只好解散了。
《自由中国》庞大的发行量，的确是雷震案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了解，当时《自由中国》的发行数量，每期已高达8000本，影响力相当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阅读《自由中国》者，为数极为可观，几乎已到令最高当局寝食难安的地步。
每期8000本的数量，在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三十年前，却已十分惊人。有人指出，现在号称每日发行百万份的两大报，当时的影响力，可能尚在《自由中国》之下。
《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在三十多年前创刊时，是以油印发行，据说创刊号只卖出4份。而《联合报》在创刊三年时，每天才卖出10000份。至于杂志的传读率，远较报纸为高。所以，《自由中国》每期销售8000份，实已较当时许多报纸的影响力更大。对于这样一份具有影响力的反对派政论性刊物，当局或许只有去之而后快了。
几年前，前“立委”林正杰在办《前进》周刊时，经常遭到查禁的命运。有人询其缘由之所在，林正杰曾经回答说，《前进》每期可以销售12000本以上，这已超过了国民党可以容忍的极限，因而经常加以查禁，期能阻止其生存下去。如果林正杰所言属实，那么，雷震被“整肃”，也就其来有自了。
当然，雷震被控“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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