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1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除了高层较劲，梅贻琦为了老友陈诚得罪蒋介石之外，原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张其昀及台湾部分教育人士企图动用清华基金，才是梅贻琦决定接受陈诚邀约其出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最主要原因，他同时要陈诚同意他继续兼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为条件，陈诚也同意，目的就是管好基金。因为张其昀走的是蒋家的路，会把基金用作军费。

张其昀的专长是文史，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在科学与教育的理念方面与陈诚、梅贻琦颇有差距。

1950年，陈诚初次组建台湾行政当局，搞宣传的程天放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搞党务的高信先生任教育主管部门二把手，随后张其昀继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58年7月，陈诚再组建台湾行政当局，深知宣传与党务的缺点乃在于太八股化、不切实际，对台湾行政当局进行改组，乃商请真正的教育家梅贻琦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高信先生随张其昀一同卸任，并随张氏到研究院担任讲座。

又有一例可以说明张与梅的不同。1954年5月，张其昀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任内由蒋介石拨款，就聘请史学家杨家骆为“中华大辞典长编”下设“中华大辞典”编纂处的总编纂，由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聘请。1958年7月，张其昀去职，由梅贻琦继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杨家骆认为稿为私有，而以公帑整理，台湾行政当局势不能保证其永主其事，乃于张其昀卸职前商请撤稿，由彼以私力完成之，嗣由日本写真植字商社开排，已增补校订发稿近4000万字，余稿一亿数千万字犹待来者之补订。

因为杨深知梅贻琦绝对不会像张其昀一般公私不分，也知道梅不会买蒋介石的账，所以有先见之明而自我了断，以免难堪。但在蒋家眼里就有不听话的味道了。

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慕，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时间长，影响远，但他对西学尤其是西医是排斥的。他早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嗣后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灵魂人物；再后来在浙大创办《思想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当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复兴人文主义之势。

张为讨好蒋介石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想动用基金作为文科的经费，与清华重理科的传统格格不入，因此与梅贻琦很不对盘。而张的背后是蒋介石，梅的背后是陈诚，这又说明梅的确没有做官的瘾，更没有做官的条件。

张其昀曾创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筹建之初，经他与中华文化事业基金委员会议决，先成立研究部，呈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成立中国文化大学。根据此项标准，台湾综合性之私立大学寥寥无几；“清华”、成功、“中央”皆应为理工学院。

张其昀又迷上宗教，创立了全神教。他认为，各种宗教的良好精神都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尊重世界各种宗教所具有的相通的良好精神，另一方面，摒弃造成纷争的各种“人格神”教及一神教的弊端，尊重多元文化和包容的“多神教”。

他认为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是“非人格神”的多神教，可以和谐共容、兼包并蓄，“道并行而不悖”。“全神教”之教育，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以先贤圣哲以来人类共通的良好精神，培养宗教情操，即为“圣教育”。“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认为教育之最高境界为“圣教育”。全神教之所谓“宗教”，实指信仰、教化。

像这样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如何共事？因此，梅贻琦接下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后，就与蒋氏父子结下了恩恩怨怨，惹上了扯不清的麻烦与苦恼。

应付地方人士还不是麻烦的，与高层搞不好才是真麻烦。他依附陈诚为屏障，交结胡适及学术界为依归，却与蒋家有了隔膜。他的好友陈诚挡了蒋介石之路，引起了冲突，梅也受到不少的无妄之灾。

依据有关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任期为六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到1960年刚好任期届满。这意味着蒋介石按照规定必须让贤。然而，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放弃权力而退位的。早在1958年底，台湾有关方面就吁请蒋介石第三次参选领导人，而蒋介石也极想再度连任。

然而，蒋介石的连任问题，却遭到外界反对，其中以《自由中国》反对最为激烈。《自由中国》先后刊登了《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不要再玩弄政治霸术——告国民党当局》等文章，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甚至连胡适也公开反对蒋介石修改相关规定与参选台湾领导人，他通过陈诚、张群、王云五、黄少谷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意见，反对蒋连任。然而，对于胡适的劝告，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对胡适避而不见，更是在日记中对胡谩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与辞修谈话，彼以胡适要我即作不连任声明。余谓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份，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连任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

由于胡适、王世杰、蒋梦麟、梅贻琦号称陈诚的“嵩山四友”，与陈诚关系密切，而蒋介石的连任，又直接关系陈诚能否继任，因此蒋经国等人怀疑陈诚与《自由中国》串通一气，阻止蒋介石连任。而胡适等人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坚持“三连任”，可能是出于蒋经国的主意。最后，王世杰向陈诚建议，主动向蒋介石辞职来阻止蒋的“三连任”。

然而，蒋介石并不为所动，反而召开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修改。新规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连选连任，不受有关规定中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的限制。这样，蒋介石不但可以“三连任”，而且可以无限制地连任。至此，陈诚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希望彻底破灭，梅贻琦也受株连，若非早逝，下场比陈诚会更惨。

虽然蒋介石再次提名陈诚兼任行政当局一把手，但陈诚已是心灰意冷，并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蒋介石请辞，梅贻琦也立刻表示同进退。然而，蒋介石只准两人请假，不准辞职。直至1963年国民党“九大”后，蒋介石才决心改组台湾行政当局。是年12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换人案，准陈辞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的职位，并提名严家淦继任，此时梅贻琦已不用跟着走人，因为他已积劳成疾离开人间了。





蒋介石举荐严家淦出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可谓用心良苦。严家淦是一位技术型官员，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无历史渊源，对权力较为淡泊，不会影响蒋介石既定的传子方针。事实证明，蒋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严家淦为蒋介石父子的权力交接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

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抑郁而终，享年六十八岁。在三年前梅贻琦已先他而去。早几年梅也患病，他又迭辞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61年2月“奉准”，月底移交。辞职后，梅仍兼任台北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子反应炉由原委会主管，炉又在“清华”，梅贻琦愿意兼这个差，说穿了还是为了基金，目的就是保管清华基金。





5　梅贻琦与原子能研究所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以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

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之一部分与台湾当局合作。从战争的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当局协商，首先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所组成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最后恢复清华大学的建制。

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可和批准，并对梅表示了殷切期望，特别为其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附近划拨校址。台湾岛内许多市、县领导闻讯，认为这个倏忽间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各市、县长纷纷想方设法游说梅贻琦，让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落地生根。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

正在梅贻琦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蛰伏在一间屋子里眯着有点老花的眼睛密切关注他的动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出面解围的时机已到，遂发出请柬，邀梅于某日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





梅贻琦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却没想到，当他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介石对坐喝茶闲谈中，梅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梅以为蒋介石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并借此彰显他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以及对梅本人的尊重。

其实梅贻琦哪能猜得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对核能的运用绝非仅限于和平用途。但蒋介石怎会把心里话告诉这个让他不放心的书呆子呢？交谈中，蒋介石告诉梅贻琦，不要听那些巧舌如簧的市、县长的鼓动拉拢，宜于亲自环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蒋介石亲自指派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行政当局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一起察看。

梅贻琦一行沿台岛纵贯线奔波十天后，考虑到原子炉附近约166。65米以内不能有住户或农工设施等因素，认为新竹县赤土崎较为适宜，此处地势开阔，且大多是荒地，便于征地和建设，而离台北仅有70多千米路程，来往便利，便于海内外学人交流。经过反复勘察并与政学两界人士协商，最终确定该地为复校地址，并报请台湾当局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华基金利息拨付到位。

如何处理基金是重要问题，也是蒋介石要梅贻琦回来的重要原因，因此早就派人守在那儿。就在梅贻琦与台湾当局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人员拟定具体计划过程中，仍有政客出身的法律界著名人士向梅贻琦展开攻势，希望他能自动交出基金的管理权。蒋介石等当权派在蒋经国的幕后策划下，搞了个一石二鸟的计划，先解除他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身份，再解除他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职位。

具体做法是先将梅贻琦从学术云端拉下来，让他蹚入政商之间的混水中身败名裂，或是让他身陷政治泥沼中，累也把他累死。许多政客与打手以破落户心态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继续声言把清华基金本利全部调拨到台湾，尽量一次性花光，以“洗雪耻辱”。

据参加讨论会的梅贻琦的秘书赵赓飏回忆说：这一谬论再度提出后，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快。钱昌祚委员曾发言，大意谓近百年来外患频仍，耻辱甚多，不只庚子一桩，但花尽基金本利，似与“雪耻辱”无何关系云云。

经此一击，对方自感无趣，只好闭上令人厌恶的嘴巴。但有些人还不死心，蒋经国又策动地方势力向梅贻琦要经费，名为地方建设经费，实为敲竹杠式的黑道勒索。但梅贻琦不为所动，公私分明，又经过几次反复讨价还价，最后敲定，购地、建设经费由台湾财政主管部门拨给，建所与复校后的一切设备、仪器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众多政客见梅贻琦到来，如同在阴霾的大山深处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围将上来欲咬上一口，至少要捞一桶油水。许多与此事相干或不相干的官僚、军人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梅进行围殴式质询。梅氏每次在公私场合与这帮乌合之众遭遇，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上蹿，几欲吐血晕倒而方休。

不知是逃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变态，匪夷所思的是，有几位列军籍的清华校友，不知受了何方、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居然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中啃到一块瘦肉或喝到一碗老汤。此次老鼠动刀——窝里反式的质询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逃亡者内心的卑鄙、龌龊和丑陋，坚定了对基金严管到底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勇气。

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订立了原子和平用途协议，政府决定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原子科学之研究，乃电召梅贻琦校长返台筹议。11月，梅校长奉电返台，暂居台大校长钱思亮宅，与胡适等原则上确定清华在台湾先恢复研究院，接着环岛勘查清华校址，初步选定新竹赤土崎与南港（今“中研院”址所在地）为两处候选地。

12月，租台北市中华路77号为办事处。同月，台湾“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梅校长与时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张其昀共同主持，会议决定：

（1）先设原子科学研究所；

（2）校址确定在新竹；

（3）建筑费与日常运作经费由政府拨付，图书、设备经费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出席委员有梅贻琦、蒋梦麟、俞大维（马纪壮代）、钱思亮、浦薛凤、陈雪屏、袁守谦、江杓、戴运轨、徐柏园（谢耿民代）、李熙谋、金开英、钱昌祚、洪绅（浦薛凤代）、张其昀、吴俊升、孙宕越等，由召集人张其昀作报告，对清华大学过去之成绩、复校之使命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张其昀表示，他奉了蒋介石之命，希望在梅校长领导下，充实设备，集中人才，对复兴大业作切实之贡献。言下之意，这个核研所不只是培养核能人才、研发核能发电，当然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秘密，那就是研发核武，制造原子弹。

梅贻琦校长还傻乎乎地听不出来弦外之音，他在报告筹备要点中仍强调和平用途方案。同时仍忘不了在祖国大陆的清华，他以祝愿的心表示这将使北京清华园学子闻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爱校之心溢于言表。

大会旋经安排好的仪式讨论决定，研究院之计划，拟先成立原子科学研究所，以应原子能和平需要，兼为推进原子科学之研究与此科人才之训练。核子所预定于1956年度第一学期成立，招收研究生，各项研究工作均采取学术研究合作之方式，与有关研究机构密切联系配合，使建教合作之方针得以贯彻实施，此当为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历史上重要的新发展。

然而真正的目的梅贻琦却没想到，是蒋氏父子移花接木的把戏，他们要把和平用途改变为军事用途。事实证明父子两人的确朝